中越边民跨国流动治理的困境与路径探析

中越边境地区单一自上而下的国家边境治理与边境地方意识存在着一定的偏差,边民自发的跨国流动与严格边境治理的国家意志有相悖之处,国家的治边方略难以有效落实,治边意志面临着与边境地方逻辑的冲突与困境。在中越边民跨国流动治理问题上,要正确处理边民跨国流动治理与地方发展的关系,加强边民对跨国流动治理的认同,吸纳多元主体参与边民跨国流动治理,创新边民跨国流动治理的方式和方法,提高边民跨国流动治理措施的有效性,深化与越南在边民跨国流动治理方面的合作。通过边境治理与边境地方文化的不断调试,从而实现边民跨国有序流动与国家有效治边的有机整合。     

选择与困境:云南边境跨国婚姻的社会学分析

从社会选择的视角看,云南边境地区的跨国婚姻,是边民基于跨疆界传统小社会作出的主体性选择。在历史、文化、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影响下形成的跨国婚姻社会事实,是跨境边民"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事件。从跨国婚姻的行为结果来看,跨国婚姻在社会控制与主体性选择的冲突中面临明显的制度困境。     

边民互市的经济与政治功能——以绿春县平和乡为例

边民互市是边境地区常见的经济贸易活动.从绿春县平和乡边民互市的情况可以看出,边民互市具有增加边民收入,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边民互市不仅加强了两国边民的联系,增强了两国边民的了解,更重要的是,对增强我国边民的国家认同感起到重要作用,客观上达到"怀柔远人"的作用.     

文化嵌入与关系网络：互市场域中的边商行动——基于黑龙江省黑河市的实地研究

互市是边民日常生活的图景,是边境地区人与物跨界流动的重要场域。黑龙江省黑河市既是中国最重要的对俄贸易口岸城市之一,也是中国边境地区商人群体最主要的聚集地之一。从中国和俄罗斯边境人群的日常生活实践出发,对互市场域中的边民经商活动进行田野调查,以期剖析边民互动的内在逻辑。边商在边境地区互市场域中通过文化嵌入和关系网络构建的策略性行动,实现了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的资本积累和转化。中国和俄罗斯边民互市场域中文化嵌入的非均衡性与主流的边境和跨界流动研究中的边民互动,促成了文化交流的观点存在差异;关系网络的脆弱性是区别于西南、西北边民互动特点的特殊性存在。对边民互动的多种模式进行微观考察,是兴边富民的重要基础。     

中越边民通婚的促动因素研究——以云南麻栗坡县马崩村为例

作为中越边境跨境民族共同体的传统行为,中越边民通婚并未因两国相关法律制度的排斥而中断,但却因之而给入境通婚的越南女性及其家庭、子女的权益、以及主权国家的边境管理和边疆治理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和难题。通过对位于中越边境前沿地带的云南麻栗坡县马崩村边民通婚的调查研究表明:便利的地理是导致边民通婚的自然基础,作为以民族情感和文化根源建构出的核心共同体、边境地区远离政治国家权力中心的特殊生活场域、以及两国边民在地缘、族缘、血缘的亘久认同依然是促成中越边民跨境通婚的重要动因;中越两国在人口、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差异或互补也是中越边民通婚不可忽视的现实促动因素。     

经久不衰的“拉祜理”:南段拉祜西边境安全治理的传统文化机制研究

"拉祜理"是具有丰富原始文化遗迹并经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且以卡些制度、厄莎崇拜、民风习俗、古理古规等为表现形式的拉祜西传统文化。经久不衰且推陈出新的拉祜理,不仅是实现拉祜西人族群凝聚与整合的文化内驱力,而且也是强化拉祜西边民边境认同的重要文化纽带,同时也是助力边境社会安全治理以及文化戍边的优秀传统资源,更是夯实党政军警民合力固边的重要文化粘合剂。拉祜西通过对拉祜理的创造性转化与利用,进而极富成效地助推边境安全治理的实践,对其他边境地区具有重要启示。     

云南边境民族地区跨境婚姻问题研究

［摘要］云南与缅甸、越南、老挝三国接壤，接境地带为多个少数民族的聚居区。边民通婚有数千年的历史，从来都没有产生问题。近年来，由于政策问题，多数邻国边民入境通婚者没有我国法律规定的合法手续，因此无法落户，从而产生大量问题，政府难以有效管理，边民跨境通婚家庭的生存发展受到极大限制，从而影响边境地区的和谐稳定与社会发展。本文通过实地调研，对云南边民通婚的历史演变、目前边民通婚的情况与存在的问题做了较为细致的论述分析，并对解决边民跨境通婚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     

清前期西南少数民族越境务工述论

中国与越南交往的历史悠久,两国形成了诸多习惯条例。清朝入关至乾隆末年,在云南、广西等与越南接壤的边境地区,作为朝贡体制下宗主国的清朝理论上对双方边民管理均拥有处置权,所以,清朝也是越南边民的"管理者",但清朝充分尊重越南地方政权意见,对入境的越南边民根据实际情况区分对待,并未严格执行相应管制。清朝对中越边民的跨境管政策核心是保障中越边境的安全与稳定,体现了朝贡体制下"和平主义性质"。     

边民互市市场特点及管理

边民互市市场特点及管理沈道权我国现代边民互市是指边境地区边民在政府允许的开放点或指定的集市上，在不超过规定的金额或数量范围内，根据自产、自销、自用的原则进行的商品交换活动。①边民互市市场就是这种商品交换活动赖以进行的场所和由交换引发的各种经济关系的总...     

国家安全视角下的边境地区交通优势度估计

运用交通优势度模型、耦合协调模型,通过构建边境地区交通优势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厘清边境地区交通优势度时空演变特征及其与边民的耦合协调关系,为边境繁荣稳定发展提供依据及决策参考。结果发现,陆地边境市交通系统对政治、经济、社会安全支持度提高,而空间格局变化较小且空间非均衡性特征显著;交通国家安全综合优势度处于上升趋势,尤以西南、东北部边境市改善最为显著。一半以上陆地边境市交通优势度与边民聚集度间多处于失调状态,但陆地边境总体协调度结构优化,整体协调度上升,且两系统间空间极化势态减弱,呈现出更加均衡的发展势态。边境地区交通优势度及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优化发展势态,但非均衡性特征显著,不同边境区域应实施多元化、差异化的边境交通系统建设策略。     

中德文化差异比较—从中德称呼语的不同谈起

本文从比较汉语和德语中对称呼语的不同定义以及两个文化群体对家庭称呼语,泛亲属称呼及家庭称呼语社会化的不同运用出发,并通过研究与此相关的社会现象,探讨其根源文化的差异.而这种文化的差异又是和教育传统的差异紧密相连的.文章指出,在研究跨文化交际的今天,只有扬长避短,找到两国教育的正确融合点才是至关重要的.     

清代江西溺女风俗中的"奢嫁"问题

奢嫁之风是清代江西社会奢靡风气的一种表现,也是明清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商品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嫁资越昂贵;同时,在传统社会中,嫁妆是女儿在诸子平均析产方式下间接参与娘家财产分配的最常用的方式,因而富裕人家为了防止女儿分割财产,更愿意采取溺女这种方式来维持他们原有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奢嫁"是当时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富裕阶层溺女的主要经济原因.     

清代内蒙古地区教案研究现状

在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中,教案史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而地区性教案的研究又是近代中国教案研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内蒙古地区因其在清朝独特的地位和清政府对此地区有别于内地的管理方式,其教案的发生又有其特殊性,因此对于内蒙古地区教案研究将更具典型意义。通过对内蒙古地区教案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希望以此为基础为日后内蒙古地区教案问题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帮助。     

佛山市道路交通安全问题的探讨

对佛山市道路交通事故作了综合性的比较，分析了交通事故的成因和分布特征，指出了佛山市交通安全极需进行综合治理．借鉴交通安全取得卓著成效的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佛山市的实际．提出了改善道路交通安全的意见．     

中国语境中的法律信仰

文章认为信任、信赖、信仰的含义不同,生成机制也有差异。中国语境中的法律信仰,其实质是指对实证法的信任与信赖。熟悉是信任的基础,法律内容和过程的公正只是法律获得信任的要件之一,移植而来的西式实证法只有实现与社会通行道德、文化传统的有效对接,才能获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民众对法律的感情更多地来源于生活经验。应更多地普及权利意识以防法律仅仅成为“治术”。同时,法律必须提高效率,效率是实现信任到信赖有机转变的关键。     

英语跨语言写作中的话题化

研究英语学习者语言材料的输出有助于认清跨语言写作中汉语迁移的性质和特征,从而提高英语教学的效率。在英汉主语的语言表征差异比较大的结构中,可以通过话题化帮助学生理解跨语言写作中英汉主语和主题差异及其语言表征。     

汉语支配关系意义形成的制约因素蠡测

汉语棱镜中,总有一些语言事实折射出支配关系意义。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看,支配关系意义作为一种文化意义存在汉语中。汉语支配关系意义的形成根源于汉民族价值观和思维特征以及民族心理等文化因素的制约。     

《松陵集》的唱和艺术

依情感互融标准,《松陵集》唱和诗作可分成四类:具深情者;具温情者;情不足者;无情者。从内容上看,《松陵集》唱作与和作以趋同为主的关系有三种:承接与照应;互补与回避;开拓与延展。以歧异为主的关系也有三种:切入角度相异;执守观点不同;和作翻新原唱。《松陵集》以次韵为特色,酬唱诗作沿不用韵→用韵→次韵的顺序,趋同的程度加深。     

解读《恋女》中的女人们

在《恋爱中的女人》中,劳伦斯塑造了三位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古娟、赫米恩、厄秀拉。她们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作者的价值取向:他赞美完整的人,而不是被产业主义、机械的爱情或僵死的现代知识扯得粉碎的人。     

1990年代的台湾文学生产

197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文学中出现的政治诗、政治小说,以反政府、反体制著称,它们是被压迫者的心声,是弱势阶层的代言人,具有强烈的在野的反叛性格。政治小说有一类是以政治诉求作为主要目标的,另一类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只是基于作者感时忧国的精神去写政治斗争。1990年代以来,"台湾意识"成了知识分子热烈讨论的话题,随着其本土论述的加强,台湾文学的创作也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潮流。台语文学不仅有学术层面的问题,而且还牵涉到族群和国家的认同。一些分离主义者,在"多语言文学"的遮掩下,把原本属于汉语方言的台语膨胀为独立的"民族语言",这是在有意制造北京话与台语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