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辟公法研究新的理论阵地——《公法研究》开栏引言

公法的繁荣是私法发展的前提。约束公权力的行使,是宪法与行政法等公法的重要任务。没有公法的繁荣,就不可能有私法单方面的完善。私法上的权利确认来源于公法对权利与权力疆界的划分,也就是公法确认权利的范围,没有宪法、行政法等公法对利益资源的合理分配,必将导致私法上的权利规定严重缺乏,窒息私法的发展。我们有理由说,私法的发展有赖于公法的兴旺。     

诚信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之证成

作为民法的帝王条款,诚信原则包括主观善意、权利不得滥用、利益均衡三层含义。在公法私法化与私法公法化的背景下,各国行政法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诚信原则。由于既对行政法主体具有指导功能,也符合行政法基本原则之标准,因此应将诚信提升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诚信将“法律人”提升为“道德人”,促进行政法主体地位的平等,优化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结构,使行政相对人成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规范对象。     

公法传统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一在中国法制发展史上,成文法的传统由来已久。早在公元前六世纪的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新兴地主阶级代表人物便率先打破“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的习惯法传统,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公布成文法运动,鼓吹用法律的形式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中国成文法起始时便有明显的公法色彩,即重刑轻民。公法与私法划分是西方学者根据法律的调整对象不同而作的一种划分。所谓公法主要是调整法律地位不平等的当事人(即国家与普通个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着眼于维护国家利益及社会整体利益,它通常通过国家的力量来保证实施,现代法律体系中的宪法、刑法、行政法…     

论生态利益表达权利的实现

生态利益表达权利作为一项公法意义上的民主权利,不仅仅探讨权利是否成立的法理依据,更注重权利可能产生的效果,这也就进一步赋予这项权利更多的现实使命。本文从生态利益表达权利的学理阐明入手,通过对实现生态利益表达权利的几个基本要素分析,着重探讨加快实现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生态利益表达权利的基本途径。     

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理论的"三维度"反思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

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理论是近年来法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但其理论意旨与制度建构仍然停留在权力制约的基础之上,忽视了国家与社会对话、公法权利与私法权利的沟通,以及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融合,容易引导行政公益诉讼理论与制度走向歧途.因此,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视角,运用国家和社会、公法权利与私法权利、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三对范畴,从3个维度反思当前行政公益诉讼基本理论,以摒弃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对立,破除私人邻域和公共邻域的藩篱,实现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融合,为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奠定理论基础.     

论行政法对物权的保护

私有财产权作为公民的一项重要基本人权，随着《物权法》的颁布，对这项重要权利的保护也被日益提上日程。但从我国现行的各项法律制度来看，物权保护多为民法上的私法救济，公法上的保护则显得很贫乏。即使在行政法领域，也带有很强的行政管理色彩。因此，要加强对物权的保护，就必须以物权的社会化对现代政府行为提出的要求为切入点，结合现行行政法对物权保护的不足，提出从不动产登记制度、行政程序以及行政补偿等方面加强我国行政法对物权的保护，以进一步完备我国物权的行政法保护体系，使这一与公民权益息息相关的重要权利最终得以实现。     

民行关系初探

民主参与、合作、协商的契约精神是民法与行政法关系的契合点。这种契约精神在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和行政司法各个环节均有所体现。而且,契约精神在行政领域得以运用具有积极作用,一方面,契约精神在行政法领域的运用,为行政法从"执法型"行政向"引导型"行政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也为行政活动提供新的管理思路。另一方面,民法中的契约精神在行政法领域被认可肯定,也为民法发展提供公法环境,进一步确认了公民的权利地位与权利意识。民法与行政法具有相互促进、互利共赢的关系。     

行政法发展趋势分析

现代行政事务日益增多,行政职权不断膨胀,公共行政和法治理念随之发生变迁,行政法需要不断更新。行政法发展呈现新的趋势:平等、合作的行政法人文精神正在形成;行政权的正当化理念变迁;行政法由单一的公法到公法私法化融合;行政组织法变迁、放松规制和重新规制等。     

论行政法上金钱给付义务的强制执行

行政法上金钱给付义务包括"相对人"所负的"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和"国家"所负的"行政法上金钱给付义务"两种形式.本文通过对这两种给付的比较,以及对西方社会中对国家所负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的强制执行的研究,指出我国对国家所负的行政法上金钱给付义务执行的极端软弱性,因而建议扩大公民的法律请求权和有关国家机关的强制执行权.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成立于1999年12月，原名为北京大学公法研究中心，2002年10月改现名。中心下设中国宪法研究室，比较宪政研究室，行政法研究室、行政诉讼法研究室和行政办公室，另设图书资料室和“北大公法网”管理中心。     

公共利益悖论及其消解

当前关于公共利益的研究,在公共利益立法诉求与理论特性、公共利益与行政权、公共利益与法律、公共利益与公众心理以及公共利益研究目的与研究结果的关系中都存在着悖论,而这些悖论告诉我们必须对公共利益标准的制定转换视角。我们应该放弃对公共利益标准的制定,回归到约束行政权力尤其是保护公民个人权利的行政法治轨道上来,而最终我们会发现,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和皈依的公共利益其实只是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博弈实现行政法治后必然的剩余价值。而在这一实践过程中,"政府法治论"应当是最合适的指导思想。     

“一事不再罚”原则确立标准的反思与重构

为维护行政处罚的公正而不过分损及被处罚人的合法权益,"一事不再罚"应当成为行政处罚法的基本原则,但其理论支撑需要重新考量.实际上,"过罚相当"与"有效遏止"应当共同成为"一事不再罚"原则的确立标准.唯有如此,"一事不再罚"原则才具有应有的适应性和指导性,行政处罚的目的才能有效实现.<行政处罚法>立法过程中对该原则的艰难取舍和最终妥协,成为其不得不予以修改的现实理由.     

中国行政强制执行体制的模式选择与构建

行政强制执行是行政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理论和实践表明 ,中国现行的司法执行模式存在着种种不足。中国宜借鉴德、奥等国家的强制执行立法 ,完善行政救济 ,促进行政效率的提高 ,有效地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行政指导司法救济探析

目前我国尚未有专门的法律对行政指导进行规制。实践中,行政指导造成相对人权益受损的情形实际存在,然而行政诉讼法却受传统理论的影响而未将其纳入司法审查。行政指导虽然不产生直接法律效果,但往往对当事人产生事实上的强制效果,因而应肯定其可诉性。对行政指导的审查标准既有与一般行政行为共同之处,亦有其特殊性,因行政指导而权益受损的相对人应有权请求赔偿和补偿。     

论当前我国行政法的新发展

近年来,行政法适应新的形势而有了新的发展,传统理论受到重大挑战。当前行政法的关注范围开始部分切入行政的过程本身,而非单纯外在地考察,即务实而客观的对公共服务的讨论,逐步取代主观、单纯抽象意义上的对公共利益的讨论,政府管制和制度经济学方法开始得到运用。该文考察了当前行政法的这些新发展,并注意到我国行政法内部需要重构。     

私人利益对行政权力的限制——欧洲大陆公法中“合法利益”概念简析

文章主要介绍了意大利行政法中的合法利益概念。从其理论基础、与主观权利之异同、在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发展等角度阐释了合法利益概念的历史与现状。特别介绍了意大利宪法法院的几个著名判例对合法利益概念发展的影响。      

论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当前,行政公益诉讼已成为我国法学界的一个热点领域,这一制度使行政机关受到具有强制力的监督,对实现依法治国有重要意义。在我国,支持公民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不仅有法理、宪政的依据,而且具有很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因此,我们应积极着手构建我国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支持公民维护社会正义之举,使国家、社会的利益有可靠的法律保障。     

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混合属性解析及其司法救济适用——基于双阶理论的思考与修正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因其“民事或行政”属性的不同理解，在其纠纷的救济适用上产生了私法或公法模式的冲突问题，而消解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其合同属性作出恰当解析。结合“双阶理论”的分析及本土化的适用，出让合同具有双阶段的混合属性，即以合同的签订为界分，第一阶段为归于公法属性的土地出让行政许可阶段，第二阶段为本质属私法属性的出让合同签订履行阶段。基于此，经过可行性分析与案例检验，“行政救济＋民事救济”的阶段性混合救济模式即得到初步构建，避免了单种救济模式在权益保护上的失衡。此外，对于“第二阶段完全纳入民事救济”，还应有“识别其公法要素”的修正，即将“对合同履行监管的行政制裁”剥离，纳入行政救济的范畴。      

行政法上“控权论”的哲学审视

关于行政法是否存在或有必要构筑其理论基础,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对于什么是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以及什么样的行政法理论基础才是目前中国行政法所需要的问题,则是一个虽久经讨论却仍不过时的重要问题。其实,作为一种理论基础,其存在与否以及如何定位,都有赖于理论背后的哲学基础,否则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丧失了“合法性”。作为行政法上的理论基础,“控权论”可以从“本质—表象”、＂工具性—目的性“和”应然—实然＂这三个维度进行审视和考量。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找出其与“控权论”的对接与暗合之处,以期对中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的选择乃至重构有所启发和裨益。     

我国行政法学界关于行政规划的理论研究现状分析

行政规划的理论研究对于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完善、保障利害关系人的权益以及将其置于行政法治目标之下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国现有行政规划的理论研究非常薄弱,存在严重的不足,主要表现为与实践不相适应、自身理论体系不完善。理论研究滞后的原因是多元的,既有与传统行政理论的冲突,也有与传统法律制度不兼容的因素,亦有传统法学方法论落后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