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创造”诗派的新诗绘画美

１９１８年１月，《新青年》四卷一号刊载了胡适等人的《诗九首》，标志着中国新诗的正式诞生。与此同时，在我们的东邻日本，一批中国留学生也已经开始了新文学活动。他们积极筹办新文学组织，准备出版文学刊物。次年，“五四”运动“引爆”了他们长期以来“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这批文学青年中的郭沫若首当其冲，以“差不多是狂了”①的创作激情，写出了大量火山喷发式的气势磅礴、热情奔放的诗篇，引出一支突起于当时诗坛的“异军”。１９２１年６月，创造社由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发起成立；８月，中国新诗的奠基作———郭…     

前期创造社期刊作者群研究

前期创造社作者群与前期创造社期刊作者群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之间虽有交叉，但前期创造社的作者群很小，而前期创造社期刊的作者群却很大，《创造》季刊和《创造周报》的作者群又有很大差别。前期创造社作者群人员的分散聚合的背后体现出了现代文学期刊再生产功能和特征，另外围绕着前期创造社期刊所构成的青年作者群，也形成了鲜明的“集体的文化形式”，借此创造社以“异军”的形象迅速突起于“五四”文坛。     

試論“五四”新文学陣营的分裂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一切事物都是在矛盾斗争中发展的,文学也不例外。我国现代文学领域内充满着极其复杂的矛盾和斗争。这些矛盾和斗争,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特点。“五四”时期新文学领域内矛盾和斗争的重要特点之一,是新文学阵营出现了种种分裂。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对包括新文学阵营在内的“五四”新文化阵营的分裂,作了历史的分析,将这种分裂称之为“伟大的分裂”。本文根据不     

《创造十年》与郭沫若关于创造社历史的自我辩护

针对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指斥创造社“才子+流氓”的批评，郭沫若在其自传《创造十年》中通过重构创造社历史进行了自我辩护。他既有意建构创造社“挽救新文学危机”的发生之因，塑造其“建设新文学”的历史地位，又以“行帮意识”为中心梳理了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论争史，将双方冲突转换为党同伐异下的不理智行为以弥合观念立场上的对立。这既是出于维系左翼阵营内部统一战线的考量，也为解释创造社之转向革命做出了合理铺垫。而有意塑造创造社打破文化垄断与话语霸权的反抗者形象，则为证明其历史先进性提供了有力支撑。“以传写史”的自传创作折射出五四一代在文坛格局发生重组的1930年代试图掌握阐释历史主动权与自我经典化的动机。     

批判与反思后的流变和敛缩——“五四”文坛感伤情调的历史走向

“五四”时期，“感伤”情调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标记，以浪漫主义文学阵营创造社为中心向整个文坛弥漫开来，并在风行一时之后，因其滥情倾向而受到新月派为主的批判；以蒋光慈为代表的革命作家则发展了一种浪漫的“革命感伤”，并最终受到革命阵营的批判而走向敛缩。创造社在时代感召下和深刻反思后也以积极态度告别个人感伤，走向了革命的欢呼。     

郁达夫的“创造”年月

在五四以后摧枯拉朽、并流竞驰的中国文坛上,有两个最大的社团和流派,一个是写实主义的文学研究会,一个是浪漫主义的创造社。郁达夫是创造社最主要的发起人和最有影响的代表作家之一。他在创造社六年期间,曾以他警世骇俗、清新哀婉的抒情小说,激动了一代青年的心,赢得了创造社的声誉;曾以他敢于创新、独树一帜的文学主张,开拓了新文学     

“一分为二”浅谈

“一分为二”究竟是对立统一的完整表述,还是只是讲矛盾的可分性?这只要从哲学史和经典作家关于这方面几次引用的原意中便可以看清楚。我们知道,在中国哲学史上至少有三人用过“一分为二”一词。宋朝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朱熹说过:“一每生二”“一生两次”;比朱熹更早一些的邵雍也提出过这种思想,他说:万物“一分为二”,“二分为四”等。此后,明朝张介宾在《类经》中说:“阴阳者,一分为二也”。邵、朱、张是从唯心主义的观点出发,用之“一分为二”表述可分性的。毛泽东同志在自己的理论甲先后四次沿用过“一分为二”一词,并赋予新的内容。第一次,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的讲话中指出:“按照辩证法,我看右派会一     

现代“言志”文学品格的形成——创造社诗歌和戏剧功利倾向新论

有谁怀疑过创造社的多数诗歌和戏剧作品具有强烈的社会参与热情和政治功利色彩?没有。因为这是事实。又有谁怀疑过这一创作倾向主要是由于这些作家在国外住得久、受“双重压迫”格外深重的缘故?也没有。因为人们都觉得这种推论似乎颠扑不破。然而,当我们调整了研究的“焦距”,将这一创作倾向置于立体的文化景深,才发现了“双重压迫”说的偏狭和肤浅。找认为:创造社诗歌和戏剧创作的功利倾向是由多种文化历史因素的“合力”所致。这最初的矢量是中国传统的“诗言志”文学原型的规引,再经外来文化和时代氛围的感召和催化,生成为一种现代的“言志”文学品格。这是“五四”以来对新文学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学品格。因此,对这一课题的重新思考,不仅仅是对创造社文学研究的深化……     

“大系”与中国“新文学”本位观的确立

《中国新文学大系》首先是中国的“新文学”大系,是确立“新文学”本位观的一次集体行为.“大系”作为后启蒙时代的代表性书系,其意义就在于它坚持并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主义文化立场,以对新文学成就进行资料性、文献性总结的方式,对那些试图从不同方面否定“五四”新文学、否定启蒙主义文化思想者予以回应.“大系”以“新文学”为主体,站在新文学的立场上对文学史进行分期,从时间观念上对中国文学的秩序进行了新的梳理,并确立了1917年开始的新文学运动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李劼人与法国文学

20世纪初期,正是我国新文学的启蒙滥觞时期,随着政治上、思想上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浪潮,向外国文学吸取营养、借鉴经验便成为新文学家强烈的愿望和要求,西洋文学的翻译、介绍成为新文学诞生的重要因素。没有西洋文学的影响和借鉴,就不会有现代文学的出现。鲁迅说过:“小说家的入侵文坛,仅仅是开始‘文学革命运动’即1917年以来的事。自然一方面是社会的要求,一方面则是受西洋文学的影响。”这里,鲁迅在指出现代小说这种新文体出现的内部条件时,充分估计了西洋小说的影响和借鉴作用。     

重读《沉沦》──新文学特征的身影

重读《沉沦》──新文学特征的身影陈其强郁达夫最初的创作集《沉沦》，是在１９２１年１０月作为创造社丛书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的。这是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以单行本发行的最早的白话小说集。它的出版不仅标志着郁达夫以直面人生的态度。诗情洋溢的文笔走向了文坛；而且也标...     

鲁迅和创造社

今年是鲁迅先生诞生一百周年和创造社成立六十周年的纪念日。鲁迅和创造社不朽的战斗业绩,双双给中国现代文学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纪念。创造社同鲁迅既相互支持和推动,也有过激烈的笔战。但尽管如此,鲁迅同创造社的矛盾,毕竟是革命文学队伍内部的矛盾,大方向是一致的。因此,一旦云烟消散,便     

郁达夫和他的小说创作

一郁达夫是“五四”新文学的重要作家,著名文学社团创造社的创始人之一。他担任过武昌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等校文科教授,而且是党领导下的进步团体自由运动大同盟     

“明灭”而“惝晃”的红纱灯——论冯乃超诗歌创作

创造社后期的三位诗人王独清、穆木天和冯乃超,他们的创作实践,不但标志着创造社内部新诗理论主张的分化,而且也为中国新诗流派的丰富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朱自清说“后期创造社三个诗人,也是倾向于法国象征派的”,并把他们归入“象征诗派”里进行考察,正是把握了     

鲁迅与郁达夫的一个比较

从五四发端的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鲁迅和郁达夫的文学成就及历史地位,总是榜上双双题名的。郭沫若曾把鲁迅的“韧”,闻一多的“刚”,与郁达夫的“卑己自牧”并举,称为中国新文坛的“三绝”(郭沫若:《再论郁达夫》)。可是,有人却认为,鲁迅与郁达夫是无法比拟的。我以为,作为同是一个阵营中的战友,作为“五四”新文学的倡导者和实践     

论后期创造社文坛地位的确立——一种文学传媒的视角

文学传媒视角的引入有助于探究后期创造社文坛地位确立的过程与途径,以及一种文学思潮成长为文学主潮的生产机制。后期创造社通过对《创造月刊》和《文化批判》等刊物的精心运作实现了“方向转换”,进而确立了后期创造社在中国现代文坛中的地位。但后期创造社的文坛地位在青年读者群中得到确立,并没有在文坛内部得到认同,其单维突进、惟我独尊的战斗的文化姿态与文学观念,使其“革命文学”破坏多于建设,口号大于实践,其价值也必然大打折扣。     

关于“国民文学”的倡导——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的“诗”与“散文”观（二）

从创造社的内部差异可以看到,与法国19世纪诗歌传统相联系建立起＂诗＂的观念的,是创造社京都作家,这里有着郑伯奇与成仿吾文学批评观的深刻差异,由此出现1924年＂国民文学＂的倡导,以及翌年以穆木天为主在《语丝》上与钱玄同的论争,构成中国现代文学中第一次＂诗＂与＂散文＂观念的碰撞。从中可见,＂诗＂的观念,对＂诗＂与＂散文＂之不同的认识,在进入＂五四＂后的新文学独立发展中是艰难的。     

文化保守主义视境中的新文学思潮

在新文学思潮问题上,新文化阵营极力证明新文学源自中国传统文学的内在变革;与此相反,文化保守主义者吴宓却拒绝传统因子的流变和更新,认为源于国外浪漫主义潮流的新文学割裂传统。他以笼统而又矛盾的浪漫主义概念批判新文学,机械移植了新人文主义,与新文学产生隔膜,背离了自己标榜的批评标准。     

郑振铎文学思想论析

郑振铎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是中国现代重要的文学理论家.他的文学思想内容丰富,每有新见,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有过重要的影响.一五四时期新文学阵营在文学理论建设上,集中做了四个方面的工作.其一,确立了一种新的整体性的文学观念,为新文学的创作奠定了理论基础;其二,为“白话”和小说、戏剧正名,强调它们的正宗地位;其三,批判鸳鸯蝴蝶派小说、黑幕小说,净化被污染了的小说     

“利剑”与“绳结”——成仿吾文艺思想的旨趣及其建构管窥

成仿吾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别树一帜的批评家和文艺理论家,“利剑”与“绳结”是他文艺思想的核心旨趣与鲜明特质。作为“创造社”的三元老之一,他在指认新文学三重使命的过程中,原创性地阐发了“社会—审美”二元式文学功能论。作为现代文学批评的先驱,他在介绍西方文艺批评理论的基础上,秉持“执两用中”的态度,创造性地阐释了文学批评的应有之义——“同情”与“超越”。成仿吾文艺思想历经从“个人关怀”到“社会关切”的发展转向,在某种程度上确证了现代文学的社会化与大众化取向。总体上看,成仿吾是沉浮于时代风潮中的激进者与建构者,在多元思潮涌现的社会图景中生发了兼具独立品格和灵性的文艺思想,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