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观念的演化

中西“文化”观念有各自的演化路径。在“辞源学”意义上,中国的“文化”一开始指向形而上的精神层面;西方的“cultura”一开始指向形而下的物质层面。从古代到近代,中国的“文化“指文治教化,其内涵主要在精神方面;西方的“文化”从物质世界扩展到精神世界;就现当代而言,中国通过日本的中介引入了西方的“文化”观以及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以及文化研究等领域。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继承与超越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毛泽东法律思想和司法实践中有着明显的体现。毛泽东“人民本位”的法律观、惩罚与教育改造相结合的刑事政策思想和从严治“官”、反对特权、平等适用法律的思想是对“民为国本”、“道德教化”、“刑过不避大臣”等优秀法律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儒家教化观本义及其与当代公共管理的共鸣

儒家的治世之道是综合了礼、乐、刑、政的全方位“教化”观念。本文通过爬梳典籍,首先阐明“教化”之原本意义,以及它不同于“奴化”和“说教”的旨趣所在;其次分析“教化”之两端——“政”与“教”之间的关系,以具体理解儒家教化的施行方式;最后援引“公共管理”这一主张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充分合作的治理方案来彰明教化之思路,并借助“文化政策”的视角来理解教化对礼乐的运用。     

谈谈文化学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文化的涵意“文化”在中国是一个古老的词汇。早在先秦时代,《易传》就开始将“文”与“化”联缀起来使用:“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这里,     

礼乐文化与儒学艺术精神

对古代礼乐教化的历史考察,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传说中的五帝之乐是可信的,而夏商周三代实施礼乐教化则是信史。西周时代的礼乐教化是政治、道德、艺术、审美的综合形态,既是社会制度,又是道德规范,还是教育的重要科目。礼乐教化至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但崩坏的是政治制度层面,礼乐则成为纯文化而流传千古。礼乐文化与儒学存在着天然联系,礼乐文化的原创性教育实践和综合艺术教育,因儒学的阐释而得到弘扬。儒学艺术精神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人文化成”的人文精神;二是“激情导欲”的理性精神;三是阳刚之美的人格精神;四是“美善相乐”的自由精神。     

重构教化的美学：《文心雕龙》对“文”的理论再造

针对浮华不实、只顾雕饰辞藻的文坛状况,为重建文学的教化理想,刘勰从文道关系、创作主体和作品本身三方面对“文”的内涵进行了美学扩充和归正。通过恢复文与道的必然性关联,刘勰论证了文章教化价值的形而上根源;通过打通六朝的感物说与儒家的“诗言志”传统,刘勰重塑了“感物吟志”的创作主体;通过发展先秦两汉儒家文质观,刘勰从文章形式与内容两方面重新定位了理想之文。刘勰通过文论思想将儒家教化观与文章审美观相融通,在一种整体性的视域中,创造性地重构了彰显儒家人文精神的教化的美学。     

以人为本教化育人

科教兴国 ,基础在教育。教育的基本内涵便是教化育人。在当今 ,理解教育基本内涵的关键 ,在于要将“教育”范畴中的“教”理解为“教化” ,“育”明确为“育人” ,强调教育的“教而化之”的育人本质与功能。“教化”一词 ,《辞海》注释为“政教风化”、“教育感化”。理解“风化”、“感化”的要点在于“化”。“化”者 ,是一种内在的质的变化 ,是潜移默化 ,彻里彻外。教育活动中“化”的主体是人 ,化的对象也是人 ,教化直接目的就是“化人” ,最终是为了现实世界的“人化”。世界“人化”的结果形成相应的“文化” ,文化作为教化的环境和特…     

从“孔子居夷”到“俗比邹鲁”——明代粤西文治教化路径的文学书写

明代的文治教化政策在粤西流官统治区与土司地区二元政治格局中取得突破性进展,土司地区的文教实践及成效更是前所未有,文人们也在文学领域对其路径进行了多角度的书写。书写的核心内容是从“孔子居夷”的立场出发,呼吁民族平等观念的建立,营造良好的时代氛围;基于以“孔子居夷”为象征的民族平等观的建立,促使粤西官员破除华夷区隔的历史成见,有效扩大文治教化的地域范围和族群类别;以“孔子居夷”所体现的乐教、善教精神为文学象征,激励粤西官员勇担教化的责任,主动全面了解、叙写粤西各民族民风土俗之异,作为“以夏变夷”的前提,丰富汉唐以来“因俗而治”边疆治理理念的内涵;树立粤西文治教化的地方典型、人物典型,旌表“孔子居夷”的显著效果;描绘“孔子居夷”之后粤西“俗比邹鲁区”的文治教化理想图景。文学书写中二元政治格局的粤西经由无差别的文教治理后从“荒夷”到“俗比邹鲁区”的变化,透视出的正是明代粤西从边疆向内地辐辏的政治凝聚力,也彰显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强大向心力。明代粤西整体逐步“向化”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进程中的典型。     

传统家训修德教化：内涵、路径及其借鉴

传统家训是中国人的修德“教科书”,核心内容始终是立身之道、齐家之道、处世之道的教化。在传统家训长期的教育和规诫实践中,形成了日常训诲、庭院濡染、家风熏陶、祠堂训谕、以身立教、谱牒传承等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化路径。传统家训修德教化对当前家庭道德教育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吸纳作为修德“教科书”的传统家训修德教化理念和内容,滋养今天的家庭美德教育;借鉴传统家训修德教化注重日常训诲,从日常生活养成的做法,持之以恒地加强蒙以养正的教育;扬弃传统家训修德教化通过庭院文化濡染、祠堂和谱牒文化熏陶的途径方法,在潜移默化中塑造青少年品行;借鉴以身立教和营造优良家风的教化经验,在耳濡目染中传承美德、陶冶青少年性情和品格。     

"黄祸论"与"文化民族主义"的历史真义

与“中国威胁论”相应的是在近代中国曾经流行一时的“黄祸论”,其对中国未来的忧虑很深。历史的发展恰恰否定了“黄祸论”的结论;中国社会被拉进了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从中国固有的“天下观”中所具有的世界主义精神来看,中国社会对此的最初反应是对“陈腐世界”的一种抗争;从传统的“天下观”和“朝贡”体制中挣脱出来,中国文化出现了新的觉醒和新的意识,这就是“文化民族主义”的意义,它是中国文化理解世界近代历史的开始,也是中国社会进入世界大家庭时的历史根据。     

非程度性的文学观念

中国当代文学观和艺术观的建立,局限于中西方既定文学观的思维方式,存在着把文学“对象化”、“过程化”和“生活化”的倾向,从而不能面对中国当代文学艺术无论怎样变化都存在着“文学性程度低”、“教化和快感遮蔽文学启示”的问题。这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一直找不到自己的问题,提不出自己的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从而也不能生产出自己的文学观、艺术观的主要症结。     

关于文艺批评标准的思考提纲

一、文艺批评标准由文艺本质观及文艺功能观决定。文艺批评标准是由文艺本质观及文艺功能观决定的。有什么样的文艺本质观及文艺功能观,就有什么样的批评标准。儒家提倡“诗言志”和“文以载道”,着重文艺的教化功能,所以其批评标准是善,“思无邪”。魏晋时代提倡“诗缘情”,认为文艺不是代圣人立言,而是吟咏情性的,所以提出“诗赋欲丽”这个重形式美的标准。西方古代强调文艺是模仿、再现,所以批评标准着重符合客观真实。到了浪漫主义时期,认为文艺是“表现”,表现自我;抒发情感,批评标准便是情感的真实。我国现代长期以来认为文艺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所以文艺批评标准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与我国古代文艺批评标准是一脉相承的。二、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提法是不科学的。     

先秦儒家艺德观论析

<正>先秦儒家艺德观,概指先秦儒家关于艺术与道德、艺术教育与道德教化、艺术创作、浸染与个体道德修养等问题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理论。先秦儒家重“德”,他们追求备至德的理想人格,鼓吹仁治德政的御国方略,推崇道德教化的社会价值,向往德盈四海的天     

中国礼文化之和谐观探析

“礼之用,和为贵”是中国礼文化的价值定位;礼、乐、仁是支撑和谐观及礼乐文明的三根“擎天柱”;“致中和”是和谐观追求的理想境界。     

致孝、立教、通幽明——王船山祭祀观的逻辑展开

王船山从孝道、教化与人生归宿等方面,构建了系统的祭祀理论体系。船山认为,祭祀传达的是人们追念先祖、礼敬鬼神的情感,是仁孝的表现。仁孝是礼乐教化的根本,因此祭祀也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社会教化举措。船山希望人们能够在祭祀中参悟“死生一气”“幽明一理”的道理,养成达观的人生境界。船山的祭祀观上承传统儒家的祭祀理论,重在倡明礼乐文明、重振社会纲纪,又融入气本论的基本立场,阐明报本反始、幽明一理之意蕴,“礼”始终是船山祭祀观的核心。船山希冀通过祭祀传达出一个真正的儒者所应该具备的价值追求,那就是既要践行礼乐之规定,达成仁孝的目标,又要关怀天地之大化,参悟幽明之真谛,实现豁达的人生境界。     

从《尔雅》看中国古人的空间观

在中国古代的空间观中,“天圆地方”观和“一点四方”观是两个基本的观点。《尔雅》为探讨这两种观点的成因和发展提供了启示:“天圆地方”观和“一点四方”观是宇宙秩序化的集中表现;“天圆地方”观,不仅是地理上的概念,更是文化与政治上的概念;“天圆地方”观和“一点四方”观在日常生活和民俗信仰中得到不断巩固。     

孙中山革命思想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超越

孙中山革命思想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超越主要体现在：继承传统文化“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提出建立“大同世界”思想;继承传统文化的民族观,提出“民族主义”理论;继承传统文化“民为邦本”思想,提出“民权主义”理论;继承传统文化“平均平等”思想,提出“民生主义”理论;继承传统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提出“民族精神救国”思想;继承传统文化“自强不息”精神,永远保持积极向上、乐观进取的人生态度;继承传统文化“为政以德”思想,提出“人格救国”观。孙中山传承与超越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是：继承与发扬、扬弃与改造、开放与创新。     

先秦儒家艺德观论析

先秦儒家艺德观论析沈壮海（武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先秦儒家艺德观，概指先秦儒家关于艺术与道德、艺术教育与道德教化、艺术创作。浸染与道德修养等问题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理论。先秦儒家重“德”，他们追求备至德的理想人格，鼓吹仁治德政的御国方略，推崇道德教化的...     

‘文化’探义

“文化”一词在西方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5世纪的希腊。当时,希腊人已把文化世界(Nomos)与自然界(Physis)、文化定律(Nomol)与自然定律(Logos)区别开来。①在这一区别中,自然指的是“不经过人类加工过的客观世界或自然宇宙。”②而文化则是人造的现象世界,它是习惯、风俗、制度等等的总和。例如,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把文化与习俗等同。与此相适应,自然定律(Logos)是必然的,人们必须听从的。而文化定律则是或然的,人们可以评判与修改的。按照苏格拉底的观点,哲学智慧的功用之一就是引导人们去听从自然以及批评与改造文化。在古罗马与中世纪前期,讨论文化甚少,讲伦理化的自然很多。谈得最多的是宗教意义上的人的教化。到了中世纪后期,文化一词的拉丁文“Cultura”开始出现。但它既没有古希腊人讲的Nomos的含义,也没有中世纪宗教教化的内容与色彩。它的意思简单地指人对自然物的加工、耕耘与养育。如对土地的耕耘和对动物的饲养。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与现在的“农业”一词有许多相通之处。把文化与人的修养与提高联系在一起是从17世纪开始的。17世     

论明末言情小说观的发展

明末言情小说观可以概括为“情史观”、“情教论”和“情政说”。其基本内涵可以表述为 :强调言情小说有与史书相同的地位和价值 ,倡言其教化人生、淳厚风俗的功能 ,并对政治起着讽谏与辅翼的作用。此一言情小说观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即理论准备期、理论表述期和创作倾向体现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