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诗学研究的理论资源

说到鲁迅诗学研究的理论资源,人们的视线首先必然投向西方。没错,西方无疑是鲁迅文学创作的主要资源库之一。     

论鲁迅诗学——“鲁迅‘艺术世界’之构造”研究之一

鲁迅通过文学文本创造了一个“鲁迅式‘艺术世界’”,呈现出一种理论构造 ,形成了特殊质地的“鲁迅诗学”。鲁迅学对鲁迅艺术世界——鲁迅诗学的研究包括 :“‘鲁迅艺术世界’的外在——外显世界”研究 ;“鲁迅‘艺术世界’的接受世界”研究 ;鲁迅艺术世界的语言——文化研究 ;鲁迅艺术世界的生产方式研究 ;鲁迅艺术世界的内在世界研究     

东方诗学的话语转型--从泰戈尔诗学的几个关键词说起

泰戈尔诗学是东方诗学从传统话语向现代话语转型的范例.本文通过考察泰戈尔诗学中的"人格"、"味"、"欢喜"、"韵律"、"和谐"等关键词,管窥泰戈尔诗学的复杂思想和丰富内涵.泰戈尔对印度传统诗学思想的继承,对西方诗学话语的借鉴,以及在丰富的艺术创作经验基础上的诗学创新,对东方各国诗学的话语转型和话语重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北京：鲁迅笔下的关键词

鲁迅以严峻的眼光审视自己寓居15年的北京,并在其作品中浮现出"灰色"北京的心照形象。     

含蓄诗学与诗学创新

整合明晰诗学与含蓄诗学对建构完整诗学史和诗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发掘古代文学作品中蕴含的含蓄诗学 ,创造性地重新阐释古代文论概念 ,或创设新概念 ,提出新理论 ,是实现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一条重要途径 ,也是诗学创新的重要手段。     

蒋寅诗学三变

蒋寅以研治中国诗学著称。通观他近三十年的著述成果，其主要贡献体现在对古代诗学相关命题的阐释与理论批评上，治学范围经历了从中古到近古文学的跨越。《中国诗学之路——在历史、文化与美学之间》一书集中收录了蒋寅三十年的诗学研究成果，较为清晰地呈现了他的诗学思想轨迹，以及从作家作品研究到文人心态史研究、从文献稽考到理论总结与建构的双线交叉并进的学术脉络。其诠释路径往往蕴涵着历史、文化与美学三重视角的审视，堪堪代表了他学术思想认识上的三次嬗变。此故，蒋寅诗学三变更强调三重思考视角之变，不变的则是他作为一个纯粹学者一以贯之的真理探索精神、学术自由心态和理论建设意识。     

论纵向语言诗学

在刚刚结束的20世纪诗学史上,语言诗学始终是最重要、最具先锋性的,无论是早期形式主义,还是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也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派、女权主义等各家的诗学,在广义上都可以称为语言诗学.然而这些语言诗学基本上都属于普通语言学意义上的语言诗学,或者可以称为横向语言诗学.那种建立在具体的不同语种基础上的语言诗学,也可以叫做纵向语言诗学,或者母语诗学,却始终没有形成,如俄语诗学、汉语诗学、英语诗学等.而对诗歌的研究来说,真正有意义的是这种纵向语言诗学.因为每一首诗都是用一个具体的语种写出来的,它最重要的价值也是由它的母语决定的.     

略论朱湘的诗学理论

朱湘诗学理论有为人生的爱国主义诗学、融通中西的比较诗学、唯美的形式主义诗学,其诗论成为新诗从解构向建设、从功利向唯美、从诗的革命化向诗的本体化等诸种转型中所不可忽略的理论山峰。从一定角度讲,朱湘的诗学理论超越了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成为现代诗学理论宝库中的一笔丰富遗产。     

新发现的鲁迅佚文:鲁迅校对《嵇康集》的手稿

鲁迅生前多次整理并抄校《嵇康集》,所留下的手稿基本上都编入《鲁迅辑校古籍手稿》第五函之中。近日笔者发现了一份鲁迅校对《嵇康集》的手稿,该文不仅没有被收入各种版本的《鲁迅全集》之中,也没有被收入《鲁迅辑校古籍手稿》之中,应当是鲁迅的佚文。此佚文当为鲁迅1926年10月—11月间在厦门大学撰《〈嵇康集〉考》时,以其在1913年校订的《嵇康集》手稿为基础而重校《嵇康集》写下的校订手稿。     

走进鲁迅世界——深入鲁迅与跳出鲁迅

本文认为 ,鲁迅世界是神奇多彩的 ,要真正认识鲁迅 ,就必须进行立体的全面考察 ,在深入鲁迅的同时 ,还要跳出鲁迅 ,只有选好方位 ,站得越高 ,才能看得越清越透。     

出入象牙塔：鲁迅先生与高校的数度因缘

20世纪20年代,鲁迅先生先后在北京、厦门、广州等地的高校任教。在京期间,鲁迅先生对教学尽职尽责,为学生仗义执言而险遭缧绁之灾。迫于经济环境、家庭环境的恶化,鲁迅先生离京南下。在厦门大学,鲁迅先生因与顾颉刚、林文庆之间的矛盾激化而再次选择出走,另谋它就。在广州中山大学,鲁迅先生亲身经历了动荡时局与新一轮的人事冲突。最终,鲁迅先生放弃高校教师职业,辗转沪上,成为专职作家,完成了自我社会角色的重大转变。     

鲁迅翻译策略研究

本文认为鲁迅主要从翻译选日,从直译到“硬译”,从归化到异化以及从语言文化因素等角度来把握翻译,其策略对21世纪的今天的跨文化交流活动仍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论鲁迅的侠文化观

鲁迅主要从思想革命的角度来研究侠文化,注重研究国民性及其病根所在.他对待侠文化或侠义小说的态度并不是全盘否定的,而是以现代意识重新观照侠文化传统,着眼于批判其表现出来的奴性,同时汲取真正的侠文化精神并将其注入国民灵魂,旨在改造国民性,建构健康自由的文化和重塑国民的理想人格,把个性解放思想、人格独立意识和大胆反叛精神同推翻封建制度的艰巨任务结合起来,维护生命尊严,最终建立人人都有个性自由、人性都能得到健全发展的理想人国.     

牺牲与救赎:从《伤逝》《奔月》看鲁迅的自我拯救

鲁迅小说《伤逝》里的男主人公抛弃爱人的设计源于鲁迅在"牺牲论"与爱情的两难选择之间的挣扎;《奔月》里的男主人公被爱人抛弃的设计源于鲁迅在新的生活道路面前的茫然失措。两篇小说从"抛弃"到"被抛弃"的文本设计,寓含着鲁迅"抉心自食"的自我救赎。在许广平真挚爱情的感召下,鲁迅经历了心灵的炼狱,终于走出"牺牲论"而决意开辟一条新的生路,从而完成了对自己的精神拯救。从《伤逝》到《奔月》,鲁迅完成了从个性解放的提倡者到亲身实践者的角色转换。     

罗兰·巴特“符号游戏”视域下的鲁迅科学小说翻译

阅读、写作和翻译可视为一种符号编织的“游戏”,罗兰·巴特的“符号游戏”观为我们研究翻译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有效的理论视角。根据罗兰·巴特的“符号游戏”原则,在译文意义、译文语体和译文叙事结构等方面重新审视翻译家鲁迅的科学小说翻译,可以获得对这位译作等身的学术大师译介思想的全新认知。     

鲁迅杂文与中国杂学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代杂学之家,其知识构成可一言以蔽之,曰：“杂学”。鲁迅杂学知识结构的形成与清代学术精神、杂家著述以及章学诚史学理论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杂学涵养了鲁迅博及古今中外的文化内涵,养育了鲁迅反抗正统、敢于怀疑的人格,奠定了鲁迅“新文学开山”的地位。杂学不仅是鲁迅杂文思想的历史资源,而且对其杂文创作态度和艺术特色有很深的影响。     

鲁迅“白心说”的中庸特质论

儒家思想强调高尚的人格必须以"诚"为根基,诚则明,明则诚,两者是一体两面,不可分离.纵观鲁迅一生的言行举止,他对"诚""明"的贯彻可谓是终生如一,他对"白心"的强调比较细致的体现了他这方面的思想."诚""明"正好是中庸文化的核心要素,因此可以说鲁迅的"白心说"具有浓厚的中庸特质.鲁迅在他一生的实践中,一直坚持"白心说"的核心理念.     

从《恒训》看鲁迅故家的败落——兼析鲁迅与祖父周福清的关系

《恒训》是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因贿考案被判"斩监候"后在杭州狱中写的一篇家训,原训文稿已佚,现有鲁迅抄录的稿本存世。鲁迅对祖父贿考案一事有一种痛定思痛的隐痛,因此,在离开绍兴的时候,鲁迅有意识地消除了祖父在家庭中的其他遗物,却保留了自己手抄的《恒训》稿。《恒训》不仅是了解鲁迅故家败落的一份原始资料,而且也是解读鲁迅与祖父关系的一个重要的文物参照。     

1930:鲁迅的都市写作及其对“假知识阶级”的批判

1930年代是鲁迅以上海都市生活经验为基础的写作与其"反抗绝望"的精神文本交相辉映的历史时期。五四退潮后,作为20世纪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启蒙主义者,鲁迅一方面咀嚼着旧战场悬置而来的"孤独"和"寂寞",另一方面,随着对种种反五四现象及其精神余留的批判,鲁迅将一度作为启蒙主体的知识阶层一并纳入了启蒙的视野,着力表现一些"假知识阶级"的知识分子"那藏在用口碑织就的华服里面的身体和灵魂"。鲁迅的都市写作构成了对五四时代启蒙主义思潮的延续和持守,也构成了鲁迅1930年代文化批判新的思想质素。在1930年代的杂文中,鲁迅写出了沪上文人对物质的依赖关系,对权门的仰仗和傾慕,写出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异化状态,对种种"伪士"、"商定文豪"、"做戏的虚无党"、"革命小贩"等"假知识分子"现象给予了毫不留情的讽刺和批判,揭露了他们作伪的本质和无力感。"假知识分子"的人格弱点是"伪"与"骗",这是人性堕落、文化堕落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