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词编年考

徐邈能中酒圣贤,刘伶席地幕青天.潘郎白璧为谁连?无可奈何新白发,不如归去旧青山,恨无人借买山钱.〔按〕此词毛本题为“感旧”,但词中内容无“感旧”意.上半阕先列古之以善饮、狂饮名者,结以潘岳与夏侯谌同舆接茵事(即连壁”).下半阕用《世说新语》中“支道林因人就深公买印山(见“排调”门)及郗超每闻欲高尚隐者辄为办百万资(见“栖隐”门)事,表示自己的归山退隐之计和欲得友人赞助的愿望.查本集苏轼在熙宁五年秋有《答任师中次韵》一诗,自注道:“来诗劝以诗酒自娱.此恰与词之上半阕所及古之以饮酒名者相关.而全诗与此词更可互为注脚.兹录如下:     

《全唐文》初唐诏敕编年考辨

《全唐文》是研究唐代文学、文化的重要文献,但由于其编纂乃杂出众人之手,并且历经了漫长的辗转传抄过程,因而其收录的唐代诏敕文本存在很多的讹误,尤其是文本没有系年或系年错误.本文所举的编年考辨之例,包括对无系年的初唐诏敕文的订时,以及对有系年但年号、年份、月份存在争议的初唐诏敕文的考辨.     

杜甫晚年诗数首编年考辨

杜甫晚年诗数首如《客夜》、《忆昔二首》、《天边行》、《村雨》、《喜雨》等,诸家编年有歧异,今考其时地,征诸时势世事,察其行迹心态,析其诗旨,辨误考实,重为编年。     

贾曾谱系、生平及文章编年考辨

关于贾曾的谱系,《元和姓纂》卷七贾氏条载: 唐叔虞少子公明,康三封于贾,后为晋所灭,以国为氏。(贾国,即今山西临汾之贾乡;一云在今陕西蒲城西南。《寰宇记》:“蒲城县有贾城,古之贾国。笔者注,下同。) 长乐汉长沙王太傅贾谊,洛阳人。十代孙龚,居武威。龚孙诩,魏太尉。生玑,长乐令,(长乐,晋时有二地:一为西晋所置长乐县,在今河南安阳市东;一为长乐国,治所在今河北冀县,西晋太康五年置,北魏时改为长乐     

苏轼《江城子·猎词》编年考辨

苏轼在给他的朋友鲜于子骏的信中说:所索拙诗,岂敢措手,然不可不作,特未暇耳.近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写呈取笑.信中提到的这一阕令东州壮士吹笛击鼓以为节,抵掌顿足而歌之的小词,就是人们熟悉的那首《江城子·猎词》: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     

苏词辨伪

苏词辨伪邹同庆，王宗堂近年来，我们在纂著《苏武词编年校注》时，发现苏轼与他人重出词近百首。其中有四十多首是苏轼词误作他人词；有十余首因现存文献不足，尚难断定是苏轼作或是他人作，只好暂作重出互见处理；另有四十多首，则为他人词误作苏武词。现选出误作苏轼词...     

对《陈子昂诗文编年考辨点滴》一文的意见

陈剑锋同志在《广西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二年第四期发表了《陈子昂诗文编年考辨点滴》(以下简称《陈文》),提出了几点新见,读后获益良多,颇受启发。然而,似有一些可商榷之处。一、由于对原诗文理解的错误,造成了编年的不当《陈文》说,《感遇》第十八、二十两诗,“当作于刑狱既盛而酷吏又未除之际”。其主要根据是:此二诗的基本内容反映了奸党酷吏横行的世态。为此,陈同志作了这样的解释: 《感遇》十八曰:“逶迤势已久,骨鲠道斯穷。岂无感激者,时俗颓此风。”慨忠直之士寥寥无几,公正之道丧失殆尽;看透昏虐之道者大有人在,然而又慑于奸党酷吏之势只好缄口沉默。这种“道弊”之风,连绵已久。灌园何其鄙,皎皎于陵中。”表面     

它山之石 可以为错——就苏词编年答保苅佳昭与曾枣庄君

就数首苏轼词编年提出与曾枣庄、保佳昭的不同看法 ,用大量事实考证出《永遇乐·长忆别时》作于宋神宗熙宁八年 (1 0 75 )正月 ,《浣溪沙》二首 (“倾盖相逢胜白头”、“炙手无人傍屋头”)作于熙宁七年 (1 0 74)三月 ,《南歌子》三首 (“雨暗初疑夜”、“日出西山雨”、“带酒冲山雨”)作于宋仁宗嘉八年 (1 0 63 )二月下旬至三月上旬 ,《双荷叶》词题中“湖州贾耘老小妓名双荷叶”之“双荷叶”乃两妓均以荷叶名之而非一妓姓双名荷叶 ,贾耘老也不可能娶双荷叶为妻。     

略论苏词赏鉴问题

苏轼在文学艺术上是个“全才”作家,无论散文、诗、词、书、画,都曾经被列入大家。就词而论,由于苏轼革新词风,开创豪放词派,获得了卓异的成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苏词在词史上的地位就特别重要。然而,恰恰就在苏轼革新词风这个问题上,历来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且其中的抑扬褒贬,还往往带有原则性,不可以不辨识清楚。所以,这个有关苏词赏鉴的问题,实际上还是宋词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苏词与北宋党争

北宋党争是构成苏轼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影响其仕途沉浮的主要因素。苏轼最早的词作是外放抗州时所写《浪淘沙》，党争最残酷的时期迎来了诗人词作的高峰期，《念奴娇·赤壁怀古》等许多代表作诞生于这一时期，并形成了苏词重情的突出特色。苏词中反映了党争对其创作的影响。     

论苏词的超逸

苏词的超逸风格是一种独具风采的创造。它以超凡的艺术境界、超脱的情调以及自然的化境为突出的艺术表现,以审美的人生境界为特定的思想内涵。这在先宋诗史上颇为罕见,在词史上更是大音希声。其所以由苏轼来开创,一是儒、释、道三教的综合影响,形成了作者独特的人生态度———入世而超世,二是对审美的人生境界的自觉追求,三是与创作主体极强的创造精神和极高的悟性密切相关。其不容低估的文化意义,在于循着庄子,陶渊明等前贤的思想轨迹,继续探求实现人的本质的道路     

回鹘史编年

冯志文、吴平凡辑大32开350千字估价8.00元新疆大学出版社1992年7月出版本书编者以二十四史的材料为主,其他汉文史籍为辅,以年代为纲,历史事实为伟,全     

孟浩然诗歌编年

参照王辉斌先生的《孟浩然年谱》 ,对孟集中的 2 0多首诗的作年进行具体考察 ,并依其年代的先后进行编年排列以证其行年 ,有助于全方位地研究孟浩然其人其作     

周光镐事迹编年

弁言周光镐，字国雍，号耿西，明嘉靖、万历间潮阳人，进士，累官右佥都御史、宁夏巡抚、晋大理专卿。在官20余年，所至有声。善诗文，今存《明农山堂集》，诗15卷，文34卷，近60万言。又手订《周氏宗乘》10卷，今也存。历军旅，晓战守，可称才兼文武。但至今尚未有人对其作系统研究。近年来，潮汕地方多有书刊稍作介绍，但或语焉不详，或对某些基本事迹之叙述与事实甚有出人。据此，本“编年”将其事迹按年时分编，使对其一生有较切实之了解。事迹旨在反映其一生经历，重点表现其事业功绩，道德文章。旁及家事与交游，也稍涉少时逸事。其著…     

苏词意象的有机组合

“意象”一词,用于指文学的内部材料,最早见于《文心雕龙》:“玄解之宰,寻声律以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神思》)与现在流行的批评术语“形象”一词相比,它更为准确地表达出在构成文学的最基本的材料中“意”的不可或缺。一切写景、述事等所有心曲的外在表现皆可称之为“意象”。     

禅悟与苏词的创造性

佛禅思想对苏轼的人生观乃至文艺创作都有巨大影响,对苏词旷放风格的形成,也有不容忽视的作用。苏词对禅理、禅典、禅法的运用,不仅使词的题材得以拓展,也使词的境界得以升华。可以说,禅悟正是促使苏词富于创造性的思想根源。     

苏词五首作年考

文献不足征,使精于“繁征博稽”的词学先辈龙榆生先生也曾为之束手,在他的力作《东坡乐府笺》(以下简称龙笺本)中,作品编年几乎悉从朱孝臧本(以下简称朱本),仍旧给我们留下了大片的空白:未编年词多达一百三十八首,占了全集十分之四以上。这当然是一种“最矜慎”的态度。但后来的治词者要填补这些“空白”,无疑有相当的困难。倘要知难而进,考订方法的讲求是至关重要的。古人说过:“以本诗证本诗,亦以经注经之例也。”文学批评史家郭绍虞先生还用现代的目光对前人的经验作了总结:“案昔人对于     

苏词悲剧意识的解读

苏轼对词体的发展演变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作词的视角更为宏观,不一味沉湎于感伤,因此,苏词中所隐现的悲剧意识既是深沉的又是旷达的。苏轼悲剧意识的萌发有着自身的人格建构根源,并在词作中得到了强烈的体现,无论是他的婉约词还是豪放词,都能读到这位大文豪在字里行间散发的悲剧情感。     

杜牧诗文编年补正

杜牧(八○三——八五二),字牧之。他是晚唐著名的文学家,诗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较高的地位。历代对于杜牧的研究,成就很高,尤以今人缪钺先生的《杜牧年谱》较为详备,特别是《年谱》给诗文编年,对研究杜牧及其作品起了很大的作用。笔者读了杜牧诗文及《杜牧年谱》,受益很深,启发很大,因而就以《杜牧年谱》中的编年诗文为基础进行研究,订正其中部分错失,对《年谱》中没有编年的诗文,尽可能地编年。本文列入的杜牧诗文共二十二篇,其中诗十八首,文四篇。有关杜牧的部分行年,仍参照《杜牧年谱》,特此说明。限于笔者学识浅薄,文中错误定然不少,敬请识者指正。     

山东五四运动编年纪要

前记:本纪要编辑的依据,是一九一九年一月至一九二○年五月的北京《晨报》、《益世报》、《国民公报》、《北京日报》、《民治日报》、《公言报》;上海《申报》、《时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救国日报》、《新闻报》、《神州日报》、《新申报》;天津《大公报》、《益世报》和武汉的《大汉报》等报纸,还有《东方杂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生周刊》等刊物以及有关的回忆、日记和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