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解释的本质及其困境

宪法适用就是宪法解释的过程,但是并不能因此就说,宪法解释可以解决宪法适用的所有问题,宪法解释的结果,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来自解释本身,甚至也不是来自法律内部,宪法解释必须借助文本之外的资源才能形成合理的裁判.宪法解释的过程表明,宪法解释不足以具备方法论的意义.     

法律与政治的交融——读强世功教授的《立法者的法理学》

<正>强世功教授的《立法者的法理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9月版)一书,从法律与现代政治关系的角度,提出了由"法律人的法理学"向"立法者的法理学"迈进的主张;对宪法文本、宪法解释和宪法司法化间题阐述了自己     

论宪法机构的制度功能

从维护宪法权威、充分发挥宪法作为根本法的制度功能角度出发,对传统宪法学所采用的"国家机构"一词在履行宪法制度功能上存在的制度缺陷作了较为详细的理论分析,指出只有使用宪法机构概念才能很好地解释宪法文本中所出现的各类履行公共权力职能的机构的性质,才能有利于建立合宪性审查制度,强化对各类依据宪法履行职权职责的机构的制度约束。对现行宪法文本所确立的各类宪法机构进行了种类划分,并指出不同宪法机构的制度功能。与此同时,结合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所设立的党政混合的机构的性质和功能,指出可以运用宪法机构的制度功能来表述这些党政混合的机构的宪法性质,从而把这些机构有效地纳入宪法的合宪性控制之下。以监察委员会的宪法性质为例,详细地探讨了监察委员会作为现行宪法文本明确规定的国家机构其制度功能上存在着需要运用宪法机构概念进行表述才能加以弥补的价值缺陷,进而指出在宪法学理论上引进宪法机构的概念,可以有效地推动宪法实施,充分发挥各类机构在履行宪法职权职责方面的重要作用。     

宪法权威的生成之道:宪法解释

在中国,宪法更多的是从政治意义上被阐释的,许多与宪法相关的问题往往要从宪法之外去寻找宏大的理论话语。然而,这种方式会销蚀宪法的至上权威。因此,欲建立宪法的至上权威,就必须从宪法解释入手,通过以宪法文本为根据的宪法解释解决宪法的相关问题,这才是宪法权威的真正生成之道。     

宪法变迁：一个事实与规范之间的概念

宪法变迁是为了弥补社会实际与宪法规范之间的缝隙而产生的,它不同于宪法修改、宪法解释和违宪,宪法变迁属于一种具有法效力的客观事实,由此,宪法变迁必须接受法内在价值的评价。这也产生了宪法变迁的界限。宪法变迁不能违反宪法价值而导致违宪的结果,同时,宪法变迁在宪法文本的解释空间内进行,反之,应通过修宪来解决社会实际与宪法规范之间的落差。     

论社会权可诉性的宪政之路

社会权作为基本权利,不仅具有主观权属性,也具有客观法属性,这为社会权可诉性的"司法与准司法"路径提供了宪法依据。宪法诉讼是社会权在宪法层面可诉性的本源路径,我国宪法诉讼应采用"最低限度主义",通过运用宪法明示性条款直接保护社会权、通过审判发现宪法中的默示性社会权等方式缓慢稳妥地促进社会权的司法保护。宪法解释是中国语境下社会权可诉性的路径,我国宪法解释宜采用"原旨主义"解释方式。在宪法层面,通过对宪法条文涵义与国家政策的宪法解释来保护社会权;在民法层面,通过对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的解释来保护社会权;在行政诉讼法层面,通过肯定性行政救济手段与扩大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来保护社会权。     

成就宪法稳定性的内在因素和外在条件

宪法的稳定性成就于宪法自身品质优良和得到持久实施这两方面缺一不可的共同作用，只有具备了正确的立宪观念，成熟的立宪基础，适当的表现形式和完善的宪法文本等主要因素的宪法才能成为品质优良的宪法，只有当公民普遍具有正确的宪法意识，官员普遍养成依宪办事的工作作风，宪法规范成为司法裁判的直接依据，存在有效的宪法实施保障体制时。宪法才会得到持久实施。     

宪法司法化：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路径

由于宪法本身具有高度的抽象性,法官缺少运用宪法的知识和理念,人们对宪法属性认识不够以及司法实务界对相关司法解释存在认识上的偏差等原因,导致我国宪法存在严重的"虚置"问题,公民基本权利也难以保障,这样宪法司法化就势在必行。可喜的是,现有的国际成功经验可借鉴,国内的初步实践也可总结。司法机关可以通过宪法解释权、宪法监督司法化等措施实现宪法司法化,从而更好地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从合宪性解释看我国宪法司法化的实现路径

自＂齐玉苓案＂以来,学界掀起一股探讨中国宪法司法化的热潮。有学者否认中国宪法司法化,但是宪法司法化存在三种形式——违宪审查制度、宪法的直接援用以及宪法的间接性援引,我国现行宪法的权力架构和规范逻辑并不排斥宪法的间接性援引作为我国宪法司法化的实现形式。此外,司法实践中存在着法官运用合宪性解释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而进行合宪性解释的过程一般都伴随着宪法的间接性援引。     

宪法解释与宪政实践(专题讨论)

●主持人语:1982年宪法自颁布起,已经到了"而立之年"。在这三十年中,宪法文本经过了四次修正,每次修正都为宪法增加了新的原则和意义。今天,如何解释这部宪法已经成为一项相当迫切的任务。尤其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迄今尚未行使释宪权、司法似乎又不能在个案中适用宪法的情况下,解释乃至解构宪法就成了宪法学者义不容辞的使命。     

历史解释与美国宪法史学流派

按照美国史学发展脉络,以美国学者对美国宪法的评价为个案,通过对“帝国学派”、“进步史学”、“和谐论”、“共和修正学派”等典型学者及其有关宪法论著的研究和评价,认为历史解释的特性、时代变迁、历史解释者的文化背景等诸多因素导致了美国历史解释框架的变化、美国历史解释的多样性和不同历史学派的产生,从而形成了对百余年来美国学者研究《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成果的述评。     

论宪法与人权的关系--兼评宪法修正案第二十四条的价值与缺憾

宪法修正案二十四条"人权人宪"条款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从宪法发生史来看,人权是宪法的起点和归宿,宪法以人权保障为核心;以实证法分析,绝大多数宪法都将人权作为最高价值目标和基本原则.我国修宪前存在着人权保障取得巨大进步和宪法文本不够协调等问题."人权入宪"将使宪法价值目标更加明确、人权规范逻辑体系更加严密、权利内容体系变得开放完整,使宪法和人权满足了各自理想的价值诉求和制度表达,实现共同进步.同时,修正案第二十四条不能成为基本原则条款略显缺憾.以修宪为契机,研究解决由法律权利转化为实有权利中的各种问题是目前亟待完成的课题.     

宪法实施视域中宪法援引典型案例分析

随着宪法实施被赋予更高的要求和价值,宪法援引成为推进宪法实施的有效路径。宪法援引在司法实践中既是客观存在的,也有其合理之处。通过检索分析中国裁判文书网中某省进行宪法援引的裁判文书,发现其历年援引宪法的文书数量、援引主体、援引法院和援引内容体现了宪法援引在司法实践中的现状及其蕴含的价值。宪法援引的确有助于提高公民的宪法意识,有利于提高裁判文书的专业水平以及法律逻辑的严谨性和说理性,使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转化为可靠的司法现实。同时宪法援引中存在的缺乏制度保障等问题也不可忽视,需对宪法援引做出妥善的制度安排,以便其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应遵循“职权法定”原则

“职权法定”原则最初是一项行政法原则,但根据依法治国的法治要求,“职权法定”原则应当包括“职权宪定”的要求,所以,包括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内的所有国家机关都适用“职权法定”原则.依据“职权宪定”和“职权法定”的法治原则要求,全国人大也不得随意越权行使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宪法可以行使的包括制定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法律解释和宪法解释的职权.鉴于“司法职权”的概念已经成为法治实践中的政策熟语,但却没有在宪法文本中明确加以体现,根据“职权法定”原则,应当及早通过宪法修改的方式将“司法”、“司法机关”和“司法职权”的概念写入宪法,以确保“职权宪定”原则得到彻底的遵循.     

宪法原理与第四次修宪

现行宪法是 1982年颁布实施的。根据社会发展的现实对宪法的部分条款进行修改 ,使宪法规范反映变化了的社会现实 ,是保持宪法权威的必要之举。 2 0 0 4年的第四个宪法修正案是在遵循现行宪法原理下制定的 ,它的通过使宪法的原理得到进一步完善。     

宪法司法化问题及其现实主义观照

旨在对“宪法司法化”这一客观现象予以现实主义的解读,以使这一颇具中国特色的问题及其讨论真正生长于我国宪政实践的土壤之中,并在事实和价值两个层面获得其应有的意义。     

刑事司法关系规范的宪法重释

刑事司法关系是刑事司法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产生的关系,是我国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应回归宪法文本对其进行重构。但《宪法》第135条只是刑事司法关系的规范性陈述,并不是刑事司法关系规范。刑事司法关系规范可以分为主体规范、条件规范和目的规范,具有融贯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等特征。刑事司法关系规范的确定应将《宪法》第135条置于宪法文本的发展脉络,对其在整体宪法规范秩序之中所处的体系地位和所发挥的功能以及所处的社会语境进行全面分析,并与其他具体法律规定的关系进行融贯性解释。随着宪法的修改和社会的发展,刑事司法关系的规范内涵也有所改变,逐渐趋向法治框架下的审判中心、权力制约和人权保障,这应为我国的司法改革所遵循。     

试论基本义务体系的修正

宪法对公民基本义务的规定混乱繁多,规范方式缺乏法律性,造成宪法实施上的困难.这需要我们对基本义务的性质重新进行审视,以宪法的限权观理解基本义务,进而修正宪法文本的基本义务体系.     

色诺芬的"异邦"写作——以《斯巴达政制》为例

色诺芬一向被视为古典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亲斯巴达分子,证据就是他的《斯巴达政制》。该文尝试从清理《斯巴达政制》的研究史出发,澄清色诺芬的写作意图——按施特劳斯的阐释——实际是讥讽“异邦”斯巴达的生活方式及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