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语境中的诗性人格建构——论郭象的玄学思想与东晋士人的诗性人格

郭象玄学通过对庄子逍遥义的全新阐释以及"独化于玄冥之境"的人生境界的建构深刻地影响了东晋士人的心态,为他们诗性人格的生成提供了哲学理论依据.郭象玄学对东晋士人诗性人格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以新逍遥义为基础的"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建构引导东晋士人在出将入相、建功立业的同时,又能保持宁静淡泊、潇洒飘逸的名士风度;"独化于玄冥之境"的本体论命题使东晋士人在面对宇宙自然时追求与天地万物冥合为一的境界.     

正始玄言诗论

曹魏正始年间，何晏、王迅创立玄学。“夫玄学者，乃本体之学，为本末有无之辩”①。玄学综核名教与自然，调和儒道，本质上是“一种阐发内圣外王之道的政治哲学”②。但到了激康、阮籍时期，由于“现实变得更不合理，连调整的可能性也完全丧失，玄学就从世界分离出来而退回到自身，用应该实现的理想来对抗现有的存在……由政治哲学转变为人生哲学”③。税康、阮籍就是这一转变的关键，他们“使玄学深入到自我意识和精神境界的问题之中分从而使玄学走向人生，走向诗歌，以玄言为内容的玄言诗便产生了。然而，众人对玄言诗的产生时间，一直认…     

向秀玄儒兼治研究

向秀融合儒道的本体论哲学,是当时学术思想领域正始玄学向元康玄学过渡的关键。他从相信正始玄学贵“无”本体论开始,到超越“以无为本”,提出“自生”、“自化”学说,以性分自足的逍遥义实现名教与自然合一。道家思想经过向秀改造能够更加和谐地与儒家精神兼容,从而为郭象玄学解决内圣外王、游外冥内奠定了理论基础。向秀重新审视“名教”价值的理论体系以及政治实践都与众不同,他兼治儒道的理论创见和成就,也是其与山涛、王戎等入世的名士人格同中见异之处。     

玄学的产生原因与分派

玄学是中国魏晋时代(公元220—420年)的主要哲学思潮.玄,出自《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是幽深微妙的意思.扬雄的著作称为《太玄》.魏晋时代的一些思想家推崇《周易》、《老子》、《庄子》,并称“三玄”.“三玄”是玄学的经典.当时的玄学家多是所谓名士,他们以出身门第、容貌仪止和虚无玄远的清谈相标榜,成为一时风气.当时出现这种思潮是有政治原因和思想原因的.一、产生玄学的政治原因探讨玄学产生的原因,是很复杂的问题.我     

王戎与魏晋玄学

王戎在魏晋之际文化性格的变异,反映了玄学思潮在这一时期放弃了正始、竹林时期士人探寻社会正义理想转而追求个人自由逍遥的变化。这一时代精神的变化,影响了未来西晋元康贵"无"派玄学的思想底色。王戎对西晋元康玄学的贡献,一是首次将儒、道思想要点概括为"名教"与"自然"两个范畴,并探讨两者异同,点明了魏晋玄学的学术主题;二是扶植了元康名士走上历史舞台,并成为两晋之际著名的玄学家族——琅琊王氏崛起的关键人物。该家族在玄风南渡后的特殊地位与影响,使王戎被东晋士族社会追忆为"竹林七贤"之一。     

玄理在诠释之中——以皇侃《论语义疏》为中心

儒学与玄学的对立是魏晋玄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它不仅提供了理解玄学变迁的思路，也为玄学的产生和瓦解提供了思考的契机。学界在研究玄学史时，较多关注玄学的产生，却较少关注它的瓦解。思考玄学的瓦解意味着思考儒玄对立的问题如何得到最终的解决。南朝梁时的儒学家皇侃通过注解《论语》，将玄学对应到义理，并将玄理内在于儒家的经典解释之中。皇侃的这个思路为理解儒玄对立之解决和玄学之瓦解提供了一些线索。     

略论东晋风流与盛唐精神之异

谢安以其卓越超群的政治才能和独特多姿的性格魅力,为历代士人所仰慕。东晋士人欣赏谢安的名士风范,盛唐士人推崇谢安的隐逸与事功行为。通过对比二者对谢安的接受,可以发现盛唐精神与东晋风流之异:前者在向往个体自由独立的同时并不放弃对入世的强烈追求,后者则抛弃了社会责任而不顾一切地追求个体精神的自由与满足。     

支遁对郭象“逍遥义”的批评与承继

支遁对郭象"逍遥义"的批评包括两个方面:从玄学内部看,他抓住并利用郭象言"性"却不严格界定内涵的理论缺陷,颠覆了其"适性"说的立论逻辑;从佛教立场出发,支遁认为,以践行现世伦职为实质的"适性"并不能使人当下逍遥,更不能使人获得解脱,惟有破除"二执",方可达于涅槃彼岸。支遁的批评虽颇具颠覆性,但同时他对郭义所涵括的"分"、"有待"、"无待"、"冥"等重要范畴和观念亦深有承继。     

论嵇康诗文中的"太玄"之境与理想人格

嵇康的人生关学藉顺"任自然"、"逍遥无待"的庄学精神,并把这种精神转化为现实人生.其诗文中对"太玄"之境的向往与对超现实的理想人格的追求则是对这现实人生的诗化.他与俗忤违,热爱充满诗意的人生.把握现实生活基础上个体生命的高扬,将庄子的客观上的安然顺命与主观上的绝对自由统一起来,变为一种逍遥于人间的实有境界.他将玄学中玄而又玄的本体论演绎为实实在在的现实人生.文章主要本于嵇康之诗文论述其追求的太玄之境与理想人格.     

郭象玄学与魏晋风度

本文认为魏晋玄学的中心文本是《庄子》而不是通常认为的《老子》。从东汉到魏晋,玄学中心文本由《庄子》到《老子》的置换,其原因有二：其一是两汉谶纬神学的崩溃以及经学的被弃;其二是庄学是人生哲学,而老学是政治哲学。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了郭象如何对庄子的《逍遥游》进行创造性地误读,从而消解了庄子逍遥游的全部神秘主义色彩和庄子逍遥游“外化而内不化”的内在紧张,从而为魏晋士人在精神和社会实践两方面的逍遥放达提供哲学上的依据。     

王夫之“逍遥义”探析

“逍遥”是庄学的核心思想之一,历来哲人对之亦有着不同的诠解。生活于明末清初之际的大儒王夫之,通过对《庄子》的注解重释了“逍遥”,并形成了独具一格的“逍遥义”。一方面,时代的乱世际遇促使船山激活并深化了庄学“慎”的品质,并将之引入对逍遥的理解之中,从而提出了“慎即逍遥”的观点;另一方面,在儒者的价值立场之下,船山试图将“求仁之心”、“寓庸”的现实关切灌注到《庄子》的字里行间,使庄子哲学可以“因以通君子之道”,最终提出了“寓庸以逍遥”的论题。王夫之深奥而精微的“逍遥义”,既是明清之际的哲人对庄子的回响和呼应,又是对逍遥义自身的拓展和更新。     

萧梁皇族之倡导玄学文化风尚及其原因与影响

以梁武帝萧衍为代表的萧梁皇族统治者具有较高的学术文化素养,在文学、经学、佛学之外,他们特别倡导玄学,具体表现为梁武帝、梁简文帝、梁元帝及其他皇族人物与臣属清谈玄言、组织玄学论辩、注疏玄学经典等,并利用其政治地位将相关注疏列于学官,成为官方的教材,甚至亲为教授.不仅如此,萧梁皇族人物之为人作派和生活情趣也日益玄化.这对当时的学风与士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致玄学成为当时学术文化思潮的核心内容,玄化则成为当时文化风尚的本质特征.萧梁皇族之崇尚玄风,与南朝士族社会文化传统之影响及其自身努力提升其家族门第的追求密不可分.作为统治集团,萧梁统治者沉湎清谈,以虚诞为高,必然导致其轻视军政实务,引发清谈误国的悲剧.     

竹林七贤与魏晋玄学思潮

竹林玄学是魏晋玄学的一个重要阶段.竹林七贤以"越名教而任自然"为基本倾向,但在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体任上又有所差别.他们通过各自的玄学实践,将庄子的人生哲学演绎为更具有人间性和示范性的生活模式和人格模式,也由此确立了自己在文化史上无可替代的地位.     

从《人物志》看魏晋玄学的形成

曹魏时期思想家刘劭的人材学专著《人物志》,虽然是以才性理论和人物鉴识为主要内容,但体现了大量政治哲学方面的内容,为我们再现汉末魏初人物批评向玄学变迁的思想轨迹。     

论前人对庄子"逍遥"的不同阐释

在《庄子》内七篇中 ,《逍遥游》是极为重要的一篇。但前人对庄子《逍遥游》意旨的理解 ,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用玄学“各适其性”之思想解释 ;二是用佛、老的“空无”思想理解 ;其三是用儒家思想解释 ,认为体现了“自在快适”的人生境界。这些解释表现了前人对庄子“逍遥”的理解以及与庄子本意的差别。这种差别的产生 ,一是由庄子独特的表达思想的方式和在庄子思想中存在的理想性和现实性的矛盾造成的 ;二是因为解释主体所处时代及主体因素的不同 ,导致了前人对庄子“逍遥”理解的差异。所以 ,比较前人对庄子“逍遥”的不同理解 ,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古代思想的发展及存在的状态     

儒学精神旨趣与魏晋玄学的兴起

玄学思想何以能在魏晋兴起？以前人们一般倾向于从土族政治、经济势力的发展、汉晋之际士人群体的自觉以及政治背景之隐微诸方面去解释。其中尤以政治背景，即所谓“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最受史学家的注意。这些论断大体而言都是有坚强根据的。但双晋之际玄学的兴起不是单纯从外经方面所能完全解释清楚的。本文但求立巴，不欲破人，只想从汉晋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之角度在上述的解释之外增加一个理解的层面。玄学思想的特色是以易老庄的三百之学代替了汉代的儒学。然而，严格而言，玄学所代替的是特殊的儒学即汉代经学而非儒学本…     

魏晋玄学笔谈(一)

1984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哲学研究所、历史研究所暨北京大学在北京联合召开魏晋玄学讨论会。会上对玄学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新问题、新见解。本刊为了把这一讨论引向深入,在与会代表的支持下,组织了这次笔谈。笔谈涉及的内容大致是:玄学的定义和特征;玄学的形成、发展及分期;玄学的基本范畴及其含义;玄学的理论思维方法及主要玄学家的哲学性质;玄学的阶级性(以及与此有关的对门阀地主的评价问题)、玄学对当时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影响,等等。笔谈涉及的这些内容,有的尚须深入研究,有的在学术界尚存在分歧,我们把它刊登出来,以期引起讨论。本刊愿为进行这方面的讨论,提供条件。     

从竹林七贤看魏晋之际名士的政治心态

竹林七贤虽然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玄学思潮的影响,相互间有着错综的交往,但却不是一个目标一致的政治集团。他们在政治心态上有着较大的差异。山涛、王戎基本上遵守了传统上不同类型的士大夫的处世哲学。而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一批玄学名士,则成为与传统的官方统治思想对立的新思想的代表,他们激烈地对旧传统进行理性的批判,力图寻求理想的社会模式。然而,魏晋之际对传统的批判并没有使中国文化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向秀在政治上、思想上对专制王权的屈服和妥协,则表现了玄学思潮向旧传统的复归。     

论王道思想及其现代意义——以文中子为例

王道思想与霸道思想相对:乱世,霸道思想有存在的空间,治世,王道思想占统治地位。王道是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其本质是仁学思想。在经历了两汉经学的衰微、玄学昌盛的南北朝之后,迎来了政治一统的隋代,但朝廷不行王道,文中子以复兴儒家正统为己任,期望以明王道来挽回儒学的衰微与被动局面。     

玄学与理学研究的一个新视界———读朱汉民教授新著《玄学与理学的学术思想理路研究》简

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是中国思想学术发展的两个重要阶段,也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两大热点领域。学界对玄学和理学的研究,成果颇丰,但有关二者之间的关系,却鲜少系统的论著。朱汉民教授最近完成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玄学与理学的学术思想理路研究》一书（下文简称《玄学与理学》）,填补了这项空白。本书以宏观和专题性的形式著论,然其着眼点,却是从思想学术发展内在理路的角度对玄学与理学关系作内在连续性和演成关系的探讨。故其所论,既能通观宏览,著见玄学、理学之精神要旨,又能发幽探微,对玄学与理学两种学术型态之间的思想差异及其关联性、玄学转型为理学的内在机理、理学何以能涵容转化玄学并取而代之,成为中国社会主流思想等一系列重大学术和理论问题,作鞭辟入里的理论分析,给出自己深刻独到的解答。本书展开了玄学与理学研究的一个新的视界,在学术和理论上创获颇多,以下择其大要,就《玄学与理学》一书的特点,谈几点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