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现代中国国民意识塑造

胡适对于现代中国国民意识的塑造居功至伟.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之劣根的批判和反省,胡适认为只有"推到重来"才能塑造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国民.胡适在"文学革命"中,主张用"新国语"来实现国民思想的改造;他还强调,独立和理性是最为重要的国民意识;在他看来,塑造新的国民意识,科学精神既是目的,也是最重要的手段;另外,他还特别提出平等对待女性,甚至认为女性可以成为现代国民的先锋.     

文学经典面临挑战

一在传统社会中,人类精神总是呈现为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二重变奏。意识形态是为社会既定秩序提供合法性依据的观念体系,它以各种方式来证明当下现存的社会秩序具有永恒性,即使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也是可以通过自我调节来克服的。意识形态的主要功能是使人们认同自己的社会地位与境遇,承认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从而使现存社会系统尽可能地不发生根本性变化。与之相反,乌托邦则是以否定或者怀疑现存社会为前提的,它总是指向某个超越于现实存在的境界或领域,并且对当下的社会存在具有某种批判性。乌托邦的功能是促使社会系统发生变化,尽管并…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民素质建设

国民素质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键因素。当代中国的国民素质建设应当定位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促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上 ,包括塑造国民精神、提高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心理素质、身体素质等基本内容 ,这主要要通过学校、社会和家庭三种途径来进行     

社会结构转型与国民人格塑造

国民人格即一个国家的公民所普遍具有的性格特征与精神品格 ,它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和相互创造的本质联系 ,其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是实现社会结构现代化转型的核心内容与关键条件。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现实国民人格发生了重大的积极变化 ,但在目前低能人格、双重人格、依附人格、片面人格、病态人格、从众人格、拜权人格现象仍大量存在 ,因而必须加以改造以促使其向着现代化方向转型。国民人格转型的目标模式是塑造国民理想人格 ,为此必须认清理想人格的目标模式与设计原则、建立理想人格的塑造体制与塑造机制以及改造现有文化教育体系。     

旧邦“新人”——“五四”现代人道主义国民精神改造观

"五四"现代人道主义者对于彻底改造整体性萎缩的中国国民精神、重塑"新人"提出了重要方案。首先是要树立科学"人学"观,改造已经严重堕落败坏的国民人性及道德生活。其次是要对国民进行理想人格培育,不仅要在共同的人类生活中树立"精神独立"的观念,塑造真正的"个人",而且还要培养对他人精神"感同身受"的心理机制,以及以坚实"现实精神"为基础的"理想主义"与"社会改造勇气"。"五四"现代人道主义对重塑"新人"思考的践行,成为20世纪中国社会重要的精神遗产,对当下亟待改造的民族精神具有巨大意义与价值。     

理性乌托邦--阿格妮丝·赫勒激进哲学的彼岸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重要代表人物阿格妮丝·赫勒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建立起自己的激进哲学,并指出激进需要必将导致现存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终结,而新的社会形式将是一种理性的乌托邦。认真研究和梳理赫勒关于理性乌托邦的构想,既有助于深化对其激进哲学和激进需要理论的总体把握,又有利于对马克思"联合生产者社会"等观点的深入理解,同时,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探索提供有益借鉴。     

国民精神重塑的百年追思

中国最早于１９世纪末提出国民精神重塑的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抓住提高国民素质的两大关键性问题──科学与民主,然而由于其新思想是“舶来品”,与民众的思想观念存在着严重的脱节,难以产生广泛的社会效果。在紧张的政治斗争中,又对农民身上的封建文化因素作某些体让。所以,中国民众始终未受现代性的陶冶与训练。今天,我们要站在时代的高度,进行科学与民主的普及与提升的工作。当前,重点是培育国民的科学精神;不但要把民主作为社会制度来实现,而且要作为培育人的独立性人格的价值目标来实现。同时要认识中国民主化进程的特殊性、长期性。     

文学视域中的“新乌托邦精神”:命题及其当代选择

乌托邦精神是文学为人类导航、为人性导航的神圣而永恒的向度,对乌托邦理想和激情的率然抛却绝非正确的抉择。乌托邦精神要获得新生,必须获得更具生命力的健康的基因。应该清理乌托邦传统,构建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新乌托邦精神"。"新乌托邦精神"是对历史上乌托邦传统的合理扬弃,有着宏阔的现代视野和有效的防御机制。中国文学应该高扬"新乌托邦精神",重建面向未来的审美理想和责任承担意识,为萎靡不振的文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传统福文化的价值精神与现代意义

福文化是传统社会中内涵最丰富、大众最喜爱、影响最广泛的社会民俗文化之一,其渗透和体现在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蕴含的价值精神主要有世俗精神、尚德精神、理性精神三个方面。以扬弃的态度对之进行审视,传统福文化是塑造积极健康的国民品格、促进民族艺术繁荣发展、形成崇德社会风尚的重要文化资源,对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促进国家的文化繁荣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京派:"现代性"的另一条阐释途径

"京派"将塑造民族精神和国民人格的使命寄托于文学,这是重个人、重个性、重精神的"五四"启蒙运动一种逻辑结果,标志着京派与"五四"传统的对接。所以,京派可称为"五四之跋"。而与"五四"同历史对话的方式和维度不同,京派在多重文化冲突中张扬文化综合和重构的热望,重新审视"国民性改造"的主题,加强对民族性格和心理探求的深度。京派以对文学历史功利性的批判、对自由主义精神和生命活力的颂赞构筑了自己的人文主义理想大厦和民族生存图式,提示了"现代"范畴具有的多维特性,同时也喻示了它在农耕文明下的乡土中国奢侈的乌托邦色彩。     

简谈哲学社会科学的务实性与引领作用

从人的思想、精神、素质的塑造,到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科学方法的运用;从真理性理论对社会发展进步的引领,到社会制度、法律、文化等具体社会生活秩序的形成,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明显的务实性和引领作用.深化对哲学社会科学务实性和引领作用的认识,有助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论辛亥时期的国民观

辛亥时期,随着社会剧变,思想领域也发生深刻变革。其中变化之一,就是"国民"取代"臣民",成为政治领域官方的通用话语。时人大体围绕民族精神、国家观念、权利观念、自治精神及宪政观念与宪法意识等范畴,把握国民的内涵。同时针对如何培育国民,提出要注重国民教育,鼓励国民参与政治实践,乃至在革命斗争中塑造国民等主张。这一时期关于国民问题的讨论,具有传播范围广、涉及领域多之特点,不过此时国民观念仍远未深入人心。     

和谐社会构建中政治人格的塑造

人的个性是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要造就和谐的个体必须造就健全的政治人格,然而现阶段国民的政治人格缺少宽容、平等竞争以及独立自主的精神。因此,必须采取大力发展经济、健全社会制度、提倡和谐文化理念等措施促进和谐社会理想政治人格的形成,从而根本上推动和谐社会的发展。     

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文学承担

和谐社会是我党在新时期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而提出的理想社会形态."和谐社会"的内涵既包括社会与自然环境、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之间的协调,又包括社会本身各个环节、各种因素、各种组织、各个阶层以及各种机制之间的协调.社会和谐的核心是人自身的和谐,人的建设是和谐社会建设的中心环节.文学是关乎人的情感与审美的学问.它为人们构建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安顿一个精神的家园.文学在和谐社会建设中承担着维护"三个家园"的重任,即建设人的心灵、呵护人的精神家园;培育国民的环保意识、守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家园;塑造国民的民族精神,维系中华民族文化家园.     

改革态势下的国民心理分析

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事业是在面对世界现代化挑战这一特定的历史时空中进行的。由封闭型文化体系向开放型文化体系的嬗变,是中国现实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生活模式变化的基本特征。本文力图在新旧体制模式交替、代谢之际,通过对改革态势下国民心理的剖析,提出重建文化价值系统的时代使命,为塑造走向未来的国民心理寻找新的民族精神框架。     

论新时期乡土乌托邦的自然文化精神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部分乡土文学出现一种乌托邦倾向,乡土负载了作家对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格的想象,具有了精神家园的永恒意义.新时期乡土乌托邦在认识自然与人的关系方面有明显的变化,在精神品格中显示了向传统回归的趋向,体现了一种自然文化精神.在乡土乌托邦书写中,自然是有生命的、有灵性的,又是宁静的、闲适的.乡土乌托邦提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对当代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评《跨世纪国民思想道德素质建构》

陈延斌同志的新著《雕塑明天的品质——跨世纪国民思想道德素质建构》(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版),以广阔的视野,比较完整、系统地研究了当代国民道德素质的内容、结构及其塑造机制,是一部反映时代精神,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和突破,在实践上有指导意义的著作。通观全书,笔者认为具有如下几个特点:首先,把握时代脉搏,将整个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国民思想道德素质的建构放在当代世界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与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大背景下进行总体把握。作者以大量的事实说明,我国今天的国民思想道德素质,远不能适应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的严峻挑战和跨…     

乡土乌托邦的建构与消解——解读文本中的湘西和商州

关于乌托邦的意义阐释，其表层更多意指人们所追求和渴望得到的一种与现实相对立的社会制度，以及在此制度支配之下的未来社会的生存图景，即完美无缺而又无法实现，只存在于乌有之乡的理想国度；而在引申的层面上，它则常常成为“理想”的同义词。由于极其漫长的农耕文明的制约，中国文学中的乌托邦想象，往往以乡土社会图景的呈现作为表现方式。然而，在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乡土乌托邦建构中也自然潜存着消解的倾向，典型如在沈从文、贾平凹分别关于湘西、商州的文学建构中，便不请自来地存在关于乡土乌托邦解构的对话。     

近代贤母良妻与民初共和精神

民国初期,时人认识到诸多国民道德心薄弱,法律观念缺乏,国势趋入悲哀危险之境,主张改造腐陋家庭,以贤母良妻为直接救国手段.而理论上的近代贤母良妻乃中外思想之结晶,其基本清除了封建贤妻良母的弊端,是人格独立,才德兼备,肩负家庭与社会双重责任的新妇女形象.在近代民族主义话语下,它对共和精神的培育主要体现为利国、相夫与教子等方面.时人欲藉此塑造国民理想人格化解现实社会危机进而实现郅治.     

传统价值取向与乌托邦精神的批判重建

乌托邦精神与反乌托邦精神是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中心冲突,它在深层体现着人类现实生活的矛盾和焦虑。近代以来无论是保守主义还是激进主义取向,由于对现实生活世界的遗忘和忽视,都没有实现乌托邦精神的批判重建。立足于中国人生存模式的深刻转换与现实生活世界的真实根基,树立与现代生活紧密联系的过程意识、家园意识和共生意识,能使乌托邦精神真正引领人们走向价值创造之路,成为内蕴于现实生活世界并提升现实生活世界的真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