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西南少数民族的纠纷解决规范

清代中央王朝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纠纷解决中规范的制定和适用做了相应的调整,西南少数民族在努力保持固有规范的同时,也积极朝着中央王朝规范靠拢.纠纷解决规范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说明,社会秩序的确立是国家规范和少数民族固有规范共同作用的结果.国家规范在调节少数民族固有规范的机制时有所创新,少数民族固有规范在国家规范的指引下不断完善,对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教育对边疆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以明代以来凉山彝族地区教育发展为例

教育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历代中央政权为加强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都要构建一套连贯的制度性教育体制。自明朝以来，中央王朝在凉山彝族地区设置儒学机构，并通过科举制度传播中原儒家文化。民国时期现代教育的推行促进了制度性教育在中国的改革，彝族精英也积极推动现代学校在彝区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西南地区民主改革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教育事业将制度性教育推进到新阶段，并促进了凉山地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家支在当前凉山彝族乡村治理中的功能研究——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分析视角

在推行"乡政村治"的基层行政体制改革之后,彝族家支观念迅速复兴于凉山彝族社会中,家支活动频繁,对凉山彝族地区的乡村治理产生了深刻的正负面影响.因此,应建构现代性与内生性相统一的凉山彝族乡村治理模式,为促进基层民主、提升管理效能提供有益的启发.     

法律纠纷多元化解决模式探究——以近现代自贡盐业契约为视角

随着经济的发展、改革的推进和利益格局的调整,法律纠纷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应对不同的纠纷应采取不同的解决模式。我国目前的法律纠纷解决模式既有长处也存在不足。中国近现代四川自贡的盐业纠纷解决机制,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对纷繁复杂的盐业纠纷的解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推动盐业经济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以我国近现代自贡的盐业契约纠纷为视角,探析盐业纠纷解决的模式,对于建立我国现代法律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机制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韦伯与斯诺：非正式制度认识之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体制经历了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型,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人们对正式制度的变革更为关注,认为正式制度是理性的,而诸如文化的非正式制度是不理性的。从中国汉代到清,中国的基层治理中总有儒家文化的思想,如保甲治理、乡约治理、宗族治理等,新疆在历代中央王朝的治理中是很独特的,新疆的基层治理方式自汉代以后,是少数民族宗教文化与汉文化相结合的方式,如羁縻制度、伯克制度、督护制度、军府制度等,这些治理模式最大的特点是遵循文化的特性。可以说,非正式制度在实现治理的过程具有理性的成分。当前,我们应该从重视正式制度安排转变到重视非正式制度融合．这对我国的基层治理实现“善治”提供了借鉴意义。     

本土非政府组织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资本的构建——以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为例

为了深入了解本土非政府组织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资本构建中的作用,笔者运用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的方法对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这一源自凉山彝族本土、扎根本土的非政府组织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对提升凉山彝族地区社会资本存量具有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构建社会网络;二是培育公民信任;三是重建社区规范。     

在趋同中寻求和谐——元明清时期西南少数民族纠纷解决裁判程序研究

元明清时期,西南少数民族纠纷解决多元的裁判程序呈现出趋同的特点.由于中央王朝纠纷解决裁判程序在西南地区的实施必然要考虑当地实际情况,西南少数民族固有裁判程序必然会汲取外来裁判程序的营养,西南少数民族自身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使得这一地区纠纷解决的两种裁判程序互相制约、互相借鉴,最终走向融合.     

明清时期华南地区的城隍信仰研究

城隍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民间神之一.自唐至清,华南地区的城隍信仰经历了一个逐渐繁盛的过程.城隍自宋被纳入国家祀典,经明洪武改制后,即具有民间性与官方性的双重特性.由政府正统化的城隍被华南人民所接受,与该地区原有祭祀城隍的传统密不可分,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央对地方社会特别是对边远地区控制的加强,以及地方社会对中央正统王朝的承认.     

乌江下游土司时期贡赋制度考略

贡赋制度是土司制度的主要内容。贡赋包括贡赐和赋税两方面的内容。历代中央王朝既把贡赋制度作为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统治的一种经济手段,也把它作为考量土官是否忠于中央王朝的一种重要标志。贡赋制度虽然加重了土司对土民的盘剥,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乌江下游土家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     

建立健全基层社会矛盾预警机制研究 ——基于Q市十一个县市区的实证分析

基层是产生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的源头.通过对Q市十一个县市区基层社会矛盾风险要素调研样本的比较分析,识别出不同地区可能引起基层社会风险的关键因素,并基于分析结果构建具有普适性的基层社会矛盾预警机制,旨在继续细化基层社会矛盾预警的监测、研判与处置,探索健全基层社会矛盾预警机制的相关策略.     

论未来世代权利的法哲学基础

我们已经看到,当代人的行为引起了资源消耗、核废料、环境污染以及基因改变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都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后代人的利益,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威胁。一种超越时间纬度的未来世代权利因此出现,其核心是“当代人有责任使当代人和后代人的需要和利益受到充分的保护”。现在,对于作为一种新型权利的未来世代权利如何保护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法哲学问题。人类共同体理论能够为未来世代权利提供坚实的哲学基础。     

近十年我国社会学研究方法综论--对483篇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的内容分析

我国社会学自恢复学科建制以来,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在研究方法上仍然存在缺乏统一规范、不够本土化等问题,这就阻碍了学科内的沟通,影响其解决实际问题的效力。通过对483篇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的统计和分析,可以发现十年来我国社会学研究整体层面的一些优势和不足。     

少数人权利保护的道德哲学基础

少数人作为道德王国的成员,其尊严也应得到尊重。伦理精神与少数人权利保护存在于统一的社会秩序之中,我们要在善恶因果律中把握少数人权利保护,在价值合理性中彰显少数人权利保护,在生态整合中体现少数人权利保护。在道德哲学层次,少数人的权利保护已不再仅仅是道德规范的实现,也涉及到伦理精神的实现。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订补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作者的生平事迹、著作等论述中存在着某些疏误乖违。本文依据地方志、别集序跋、小传等相关的文献资料,对《提要》所论及的作者,如陈轼、彭师度、姚菱、储掌文、汤斯祚等,从他们的科第、仕历,到作品的著录、版本、卷数、存佚等,均一一作了订正和考辨。     

论马克思主义真理发展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真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在从相对走向绝对的过程中发展 ,在同错误的斗争中发展 ,在对真理颗粒的整合中发展     

文化的哲学生存论解读

“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而又岐义纷呈的概念。文化研究的前提性、基础性工作是从哲学生存论上对文化进行解读。在生存论的视域中 ,人类文化是在特定的生存境遇中产生的 ,它直接源自于人在应对自然环境的活动中“显”生“隐”死的生命意识和生存取向 ;文化标志着人与自然和自身既“逆”又“顺”的双重关系 ,有着“显”与“隐”的结构和功能 ,具有本体和功用双重属性。所以人类文化也具有自我矛盾的性质。人经由文化的创造而提升于动物之上 ,形成具有内在张力的有意义的生存方式 ,但同时也导致人类内部高下 ,贵贱的区分。要卓有成效地研究并解答当代的人类文化问题 ,首先要做好这一哲学的解读工作。     

经营城市:提高城市竞争力的新理念

城市的发展不能长期依靠“负债经营” ,要逐步实现“以城养城”。经营城市是城市现代化发展理念的创新 ,我们不但要善于建设、管理城市 ,而且要善于经营城市。提高城市竞争力主要是指提高城市经济竞争力和城市资源的有效利用率。根本条件取决于城市的软、硬环境 ,更重要的是创造良好的软环境 ,降低交易成本 ,建设法治经济和信誉社会。     

“日常生活美学”批判与“超越性美学”重建

当代中国美学发生了日常生活美学与超越性美学的对立。日常生活美学肯定大众文化,主张审美回归日常生活,建立以感性快乐为本质的新的美学原则;而超越性美学则主张审美超越日常生活,应该对大众文化进行审美批判。现代性分裂为世俗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世俗现代性沦为感性异化,而审美属于反思现代性,是对世俗现代性的批判。因此,要吸收后现代主义的合理因素,重建超越性美学。对大众文化,应持一种辩证的态度:一方面,肯定其合理性,承认日常生活审美化丰富、美化了人们生活;另一方面,警惕感性异化,坚持审美的超越性,开展对日常生活的审美批判,建设精英文化。     

自我技艺学与美学化的自由实践——福柯生存美学思想举隅

福柯的美学主义涉及到人自身及其生活领域中的一切"美学态度"。此一美学无疑就是一种把人自身及其生活视作艺术品来看待并实践的"精神性"的、实践的美学。其植根于人自身的自由生存实践,或"自我技艺学"之实践之中,因而亦可称之为"自我技艺学化的美学",就是"‘自身的文化’的生存美学"。     

中国共产党执政价值观探析

执政价值观是执政主体对执政活动的一般价值的政治伦理判断,其内容主要包括对执政活动的价值目标、价值标准和价值模式等的认识或评价。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价值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的执政基础的合法性、执政活动的有效性和执政行为的规范性是评判党的执政价值的三个最为重要的量度。“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方式,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价值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