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导读

2020年伊始,新型冠状病毒在我国迅速传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我刊迅速作出反应,围绕“疫情防控与治理能力提升”主题组织稿件,本期推出的四篇文章分别从法学、传播学、管理学、伦理学等角度,对重大疫情的信息传播、科学防治、公益慈善领域应急治理等方面进行分析和论述。     

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对外传播的治理框架建构

后疫情时代的国际传播与对外传播呈现出更具信息敏感性、危机传播及风险传播的比例升高、污名与谣言传播数量增多、信任与共情传播为基础的互通机制匮乏等特点。媒介治理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分支,旨在以跨文化协商、协调、共治的多元机制化解全球化危机以及构筑新媒介图景。"一带一路"倡议以整体全球化理念,刷新国际社会对于国家间关系及世界格局的认知。媒介治理框架下的媒介政治治理、媒介规制治理、媒介文化治理、媒介健康治理是"一带一路"传播治理框架建构的可能路径。在当前掀起的"中式全球化"浪潮的背后,也应理性反思其话语根源,方能避开话语陷阱,在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中赢得先机。     

多元协同治理的逻辑起点、必然与架构——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新冠肺炎疫情是由未知因素叠加引发的跨域范围内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事件,是新中国历史上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公共卫生危机事件,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多元共治的治理思路。新冠肺炎疫情必须采用多元共治的逻辑机理,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治理体系的逻辑架构,树立多元协同的治理理念,提升多元协同主体之间的协同效应,强化舆情监测过程中多元主体的有序合作,健全法制体系以确保多元主体协同的运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要求,从而推动新时代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应急治理体系下公益协同体构建探析——以新冠肺炎疫情公益为例

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爆发,暴露出我国公益慈善项目执行中的诸多问题,对我国国家形象和政府公信力造成损害。当风险社会来临,在我国构建起全新的应急治理体系下,分析政府、公益组织、企业三者的角色和责任,梳理此次新冠疫情公益协同体的构建和分工,为如何进一步完善公益协同体提供前瞻思路,对于今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有效防控有着重大意义。     

后疫情时代进一步促进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路径研究 ——基于A社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启示

实践表明,作为群众接触最多社会治理层级的基层社区,已经成为城市切断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传播的关键单位.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抗击疫情已经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后疫情阶段,我们需做好如何进一步促进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深入研究,对抗疫期间部分社区居民参与度较低问题进行反思.以A社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分析了居民参与度较低的原因,并提出要加强党的领导,组建居民理事会,成立志愿者组织,完善居民公约等路径以激发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努力把新冠肺炎疫情给社会带来的灾难转化为优化基层社区治理的拐点.     

突发重大疫情网络舆论的生成逻辑､演进特征与治理机制

新形势下突发重大疫情网络舆论不仅给疫情防控带来了严峻挑战,而且给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较大压力。厘清网络舆论的生成逻辑,把握网络舆论发展的演进特征,对做好网络舆论引导与谣言治理意义重大。在现代网络社会,随着交往实践的普遍进行,从现实逻辑、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来看,突发重大疫情网络舆论的生成,是网络议题、网络交往和网络传播相互作用的结果。受网络社会交往实践主体、客体、环体和介体等多种因素影响,突发重大疫情网络舆论又呈现为非线性的发展演进趋势,极易引发“蝴蝶效应”造成舆论秩序失范,甚至导致“塔西佗陷阱”的舆论信任危机,给疫情防控带来复杂变数。必须建立健全网络舆论治理机制,有效管控舆情,提高疫情防控治理水平。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新闻发布会效果研究——以墨西哥政府新冠肺炎疫情新闻发布会为例

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过程中,政府应当做好信息公开。新闻发布会是政府向媒体和民众公开信息的重要渠道,是政府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重要工具,运用得当能够满足民众的知情权,指导民众与政府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形成合力,甚至能变危为机。通过对墨西哥联邦政府在第一波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召开的每日疫情情况报告新闻发布会进行研究和评估,可以看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政府新闻发布会应当做到及时主动、真实详尽,并适当体现人文关怀。     

突发公共事件治理的智能互联体系——以中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突发公共事件由于发生突然、情势复杂、变化迅猛、后果严重,对传统的政府管理提出严峻挑战。2019岁末中国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即属于突发公共事件。新冠肺炎疫情在科学技术、经济、社会文化、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治理系统五个方面表现出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成功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也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防疫工作提供了"中国经验"。本文基于突发公共事件治理的智能互联策略视角对此次抗疫的"中国经验"做出具体分析。     

疫情防控下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研究 ——以广东省汕尾市为例

疫情防控是对社会治理的一场大考,我国能够迅速有效防控疫情,是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在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核心引领的结果,充分彰显了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显著优势,即政治引领优势、组织引领优势、能力引领优势和制度引领优势。广东省汕尾市通过坚持政治引领,强化统筹兼顾;坚持组织引领,扩大党组织覆盖;坚持能力引领,推进联防联控;坚持机制引领,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等措施,以"双统筹""双胜利"过硬成果,交出了社会治理优秀答卷。由此启示我们,新时代要不断强化党的政治功能,坚定社会治理方向;抓好党的组织建设,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建立健全制度体系,激发社会治理活力。     

重大疫情防控中网络舆情治理的实践困境与策略优化

疫情防控关乎生命安全,舆情治理关系民心所向。基于重大疫情防控下的网络空间呈现出前兆性缺失、全民性参与、持续性诱发的舆情特征,由此引发了一系列辐射效应,造成深层次的结构性社会影响,导致了社会心态的转变和非理性情绪的蔓延。以信息、情绪和制度为视角的网络空间中,信息场域混乱导致信息失衡、非理性表达导致消极氛围、制度效能不足导致治理式微的实践困局,网络舆情空间乱象频发。疫情防控下的网络舆情治理体系,应以维持信息生态平衡为基础重建信息场域,以引导正面社会情绪为指向重塑情绪氛围,以发挥制度治理效能为动力重构制度体系,以此构筑战疫精神堡垒,凝聚民族精神伟力。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引导的困境与对策研究——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处置

全媒体时代,网络舆情犹如一柄双刃剑,既可塑造负责任的政府形象,也能给政府造成负面影响.尤其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如何更好地引导网络舆情成为互联网时代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大考验.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处置中,暴露出网络舆情引导的不足,要求我们在引导原则上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领导,秉承"堵""疏"并行的引导策略,积极发挥主流媒体与自媒体的引导主体合力,采取灌输与浸润互补的引导方式,在引导内容上将国家宏大叙事与百姓细微生活相结合等方面加强和完善网络舆情体系建设.     

探析我国突发公共卫生危机治理的路向选择

文章就当前我国突发公共卫生危机应对只处于“管理”而非“治理”的现状,提出我国需要建设由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公民个人和家庭及国际组织等全主体力量的参与,形成高度组织化的突发公共卫生危机治理体系,使之成为全主体、全危险要素、全过程应对突发公共卫生危机的长期合作网络和制度平台,即着眼全球视野的治理网络,凝聚全国组织治理公共卫生危机的整体合力;着力全主体应急平台建设,整合全部资源畅通公共卫生危机的信息机制;着手全方位应急预案体系,操演全新流程强化公共卫生危机的响应计划;着重全国民疾病防控体系,强化全员监督提高公共卫生危机的应对能力;着实全社会应急知识宣教,推动全民学习锻造公共卫生危机的组织实力。     

基于“自媒体”的公民社会治理参与

“自媒体”时代的来临对于公民进行社会治理参与意义重大。“自媒体”的出现为公民进行社会治理参与提供了便利化的途径,“自媒体”的兴起提高了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自媒体”的出现提高了民众的话语权。民众利用“自媒体”进行社会治理参与有诸多现实障碍。为此,要加大对公民的媒介素养教育,提高公民利用“自媒体”进行社会治理参与的能力;提高政府利用“自媒体”的能力,树立政府信息的权威性;尊重民众利用“自媒体”进行社会治理参与的权利。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视域下的社区治理智能化实践路径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

社区治理智能化既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提升公共卫生应急管理能力的坚实支撑.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部分省市社区治理智能化体系在帮助社区精准管控人员、精准进行资源调配以及助力企业复工复产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也暴露出智能化思维不足、软件体系不够健全、实体平台建设滞后、数据共享有待加强、支持保障力度偏弱等运行困境,亟需加强党的领导、强化智能化思维理念、健全虚拟平台、建强实体平台、推动数据共享、强化机制保障,提升社区治理智能化水平,以期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     

电视新闻传播参与危机协同治理的实践与思考——以《新闻1+1》疫情报道为例

现代社会危机管理体系中,电视新闻传播已经成为国家应急管理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中,央视《新闻1+1》作为传播观点和思想的权威新闻言论节目,快速反应、独家采访、理性解读,协同政府在危机治理的进程中实现议题共振、议题衍化,发挥了主流媒体在重大危机事件传播中一锤定音、引领方向、凝聚力量的重要作用.以疫情期间《新闻1+1》107期节目为研究对象,以斯蒂文·芬克的危机传播四阶段为框架,分析《新闻1+1》通过议程设置、舆论引导达成的危机协同治理功效与舆论引导力度把控,同时发现节目在危机预警、监督议程向度等层面的不足,建议完善媒体应急联动机制、提升宏大视野、强化专业主义精神,形成媒体参与政府危机协同治理的最大合力.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协同治理研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协同法治机制建设应适应后工业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面对社会风险和治理难度都空前加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治理,应当采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协同治理的制度模式,该制度模式将社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承担与治理逻辑内嵌于所有社会成员,通过构建领导中心与协商共治的多元主体结构,有序合理地将社会治理资源实现高效精准配置,同时将法治原则与实体权利、程序权利保障内涵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协同共治体系结构中,实现对权力运行的有效规范和对权利实现的全方位保障。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科学内涵、价值取向及实现路径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和法律安排,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现代化包括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两个方面。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科学的社会治理体系才能孕育高水平的治理能力,不断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社会治理体系的效能,不断健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解决中国各种社会问题,实现各项既定目标,关键要靠社会治理现代化也就是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所谓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使社会治理体系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精细化,使社会治理者善于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法、法律制度治理社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社会的效能。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求我们准确把握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意义、科学内涵、基本理念、价值取向和基本路径,进一步改革社会治理体制、不断丰富、健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努力提高社会治理能力。     

试论宗教对当代公共治理的影响

宗教作为一种传统的精神和文化资源,在公共治理中具有两极性作用：一方面在协调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稳定、增进社会团结、教育民众等方面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宗教问题也可能触发治理危机,导致社会动荡,甚至国家分裂。为此,我们应在公共治理中确立和倡导一些积极的宗教理念和原则,从而达到趋利避害的社会控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