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后民主主义"的反省与"伊藤鲁迅"的形成

伊藤虎丸和竹内好对日本反省和批判思想是一致的.伊藤虎丸继承了竹内好强烈的现实感和反省意识所构成的主体精神的自觉,对鲁迅及其中国现代文学的思考,是立足于对日本近代化的反省与批判上,包含着对历史的深刻认识.与竹内好不同的是,伊藤虎丸是从对战后日本现实问题的反省开始他的鲁迅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也是对"战后民主主义"的再确认和再思考.     

丸山真男的民族主义论:“现代性危机”的反思

现代日本最重要的思想史学家之一丸山真男在战后初期围绕民族主义的一般理论与日本民族重建的现实课题写作了大量文章。在其中,丸山真男指出民族主义运动的精神动力之一是非理性的民族情感。如果任由这种民族情感不断膨胀,民族主义将会变质并最终堕落为帝国主义。因此,民族主义必须借助民主主义的力量化解民族情感的狂动,完成"民族主义的合理化",并最终获得理性的自我治理精神。丸山对民族主义内在非理性要素的警惕直面了现代性的危机,其"民族主义的合理化"呼吁,不仅是战后初期的日本,也是整个现代世界的思想课题。     

试论江户时代武士道的平民化

江户时代 ,在民众的主体性活动、通俗文艺形式和教育普及等因素的作用下 ,武士道逐渐为平民所接受 ,成为全民的道德和日本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强化了日本人的一体意识和同质性 ,成为日本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渊源之一。这一现象的产生 ,跟武士与平民之间没有直接的经济利益冲突相关 ,同时还具有深刻的思想、文化和社会根源。     

日本的鲁迅研究近况

日本人对鲁迅的介绍和研究一直比较重视.无论是从事研究的人数之多,还是取得的研究成果之大,在国外的鲁迅研究中,都以日本为最.其中贡献最大的,当推增田涉和竹内好二人.几十年来,在增田涉和竹内好周围,各自聚集了一批中国文学爱好者,在翻译、出版鲁迅著作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由于他们的不懈努力,鲁迅的主要著作现在都已经有了日译本.但如果把增田涉和竹内好加以对比,二者也有一些不同之处.增田涉以他和鲁迅深切的     

日本经济民族主义新论——兼论“安倍经济学”的民族主义特征

经济民族主义曾经在日本的经济成功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经济成功也更加强化了日本的经济民族主义。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日本经济民族主义也在不断发生着改变。从经济政策的动机来看,经济民族主义与自由化的关系具有调和性;从经济民族主义基本形态的变化来看,国家、企业、国民间的利益矛盾日益突出;从国家战略的转变来看,经济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相结合的重心由经济需求向政治需求转变,导致日本对外经济关系陷入了民族主义困境。这些变化在"安倍经济学"中都得到了体现,如果不能有效平衡这些调和性与矛盾性,"安倍经济学"可能会受挫,进而导致出现两种倾向,即在日本国内由经济优先向政治为中心转变,在对外关系上经济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更加紧密结合。     

理性民族主义之一例:九一八事变后的天津《大公报》

民族主义可以表现为狭隘的民族主义、理性的民族主义、偏激的民族主义、保守的民族主义等等不同类型.所谓理性的民族主义,即从实际情况出发,理性地思考和处理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不偏不倚,避免情绪化、非理性化的行为和言论,以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九一八事变后的天津<大公报>持的就是这样一种理性的民族主义,即:反对"与日一战"(即对日宣战),但也不赞成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而主张在自卫的前提下坚决抵抗日本的侵略;认识到国联的作用有限,中国不能一味地依赖国联,但不反对国联介入中日争端,更不反对国民政府利用国联和国际舆论与日本进行外交斗争;要求废止一切内战,其中也包括国共之间的内战,不赞成国民党提出的"剿共抗日"口号,主张建立包括各阶级各党派在内的"巩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当时国际国内的实际情况来看,<大公报>的立场和主张无疑是最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一种理性选择.     

日本思想史脉络中的中国--以竹内好的中国论述为例CSSCI

日本战败之后,经历战争的一代知识分子曾经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而致力于思想与知识生产,但随着世代更迭,战争记忆的传承在思想史上经历了一个断裂时期,而日本的学院体制也妨碍了其中国观的建设性发展。竹内好在这个时期敏锐地察觉到,日本社会对中国日益失去探求心的现象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危险,即在日本,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未知国度”。中日之间为了真正消除战争,相互理解并不能仅仅停留在友好的层面,竹内好设想的“内在于日本的中国”至今对我们仍具有认识论的启示意义。     

丸山真男的民族主义论:“现代性危机”的反思CSSCI

现代日本最重要的思想史学家之一丸山真男在战后初期围绕民族主义的一般理论与日本民族重建的现实课题写作了大量文章。在其中,丸山真男指出民族主义运动的精神动力之一是非理性的民族情感。如果任由这种民族情感不断膨胀,民族主义将会变质并最终堕落为帝国主义。因此,民族主义必须借助民主主义的力量化解民族情感的狂动,完成“民族主义的合理化”,并最终获得理性的自我治理精神。丸山对民族主义内在非理性要素的警惕直面了现代性的危机,其“民族主义的合理化”呼吁,不仅是战后初期的日本,也是整个现代世界的思想课题。     

文化外交的作用及局限:冷战初期的日本电影节外交(1954-1956年)

由日本著名电影人永田雅一发起、成立于1954年的东南亚电影节,不仅是亚洲历史最悠久的电影节,也是美国在亚洲开展"文化冷战"的直接产物。通过研究东南亚电影节的诞生背景以及日美两国发起电影节的不同战略目的,可以管窥冷战初期日美文化外交关系的多维面相。通过分析东南亚电影节的战略定位及其影响,亦能看出战后日本政府与民间人士协力开展的"电影节外交"与其"重返东南亚/亚洲"这一宏观战略目标之间的紧密联系。然而,结合永田雅一的从业经历可以发现,这种未认真清理军国主义文化侵略思想遗毒的外交理想,很容易使电影节其他成员回想起二战时期被日本殖民的惨痛记忆,继而激起文化民族主义的"感性抵抗",最终导致冷战初期日本对东南亚开展的文化外交收效甚微。     

“现代的超克”的民族主义基调——对其产生背景及有关主要言论的考察

所谓"现代的超克"在日本是一个直至今日依然被反复讨论的学术话题。它作为日本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发生于20世纪40年代初期日本对外不断扩大侵略战争、对内日益加强法西斯统治的历史时期。它的言论和思想主要来源于京都学派和日本浪漫派。前者通过"知性饶舌"、煞有介事的哲理搬弄,后者则以"诗性辞藻"、蛊惑人心的情绪渲染,合理化和美化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为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孳生和蔓延提供理论依据和情感依托。对其进行梳理和分析批判,可以说是认清当代日本民族主义问题的一项无法省略的重要工作。     

简论志贺重昂的国粹主义地理学思想

志贺重昂是日本明治时期著名的启蒙地理学家,也是明治20年代政教社国粹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从地理、风景的角度来阐述日本的“国粹”是志贺重昂国粹主义思想的主要特征.从政教社成立到《日本风景论》的出版,志贺重昂的国粹主义地理学思想经历了一个明显的质的蜕变过程,由初期的“国粹保存”演变为宣扬“日本民族优越论”.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政教社的国粹主义经历了一个由防御型民族主义向进攻型民族主义转变的过程.国粹主义不仅在近代日本走向对外侵略扩张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宣扬的“日本民族优越论”也是当代日本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     

日本“扭曲神道”与极端民族主义

神道起源于日本原始自然崇拜,又在历史上不断融入外来宗教和思想文化而成为融合神道。到江户时代中后期日本国学家们开始贬斥并剥离神道中的所有外来文化因素,严重扭曲了传统融合神道的精神。"扭曲神道"的始作俑者是一批日本著名国学家,他们创立了具有浓烈文化民族主义色彩的复古神道,并设计了以复古神道为精神依据、主张对外侵略扩张的暴力民族主义的文本。明治维新后复古神道被升级为国家神道,成为煽惑暴力民族主义的精神发动机,并被运用于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行动。神道的扭曲过程,揭示出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形成轨迹及其在鼓动对外侵略战争中的作用。     

略论日本的战略文化及其未来走向

日本的战略文化具有独特性和复杂性.影响日本战略文化的主要因素有日本的原始宗教神道教,武士道精神和“岛国根性”.当代日本主流战略文化主要有新民族主义势力的“普通国家论”和“海洋派”的对外战略思想,虽然他们的战略思维各有侧重,但其对外战略的方向是一致的.由此,本文归纳出日本今后的战略走向具有三大特征:战略主体性日益增强；在外交、安全上更强调战略性、进取性；由于中国因素对日本内政外交的影响空前上升,日本对华战略的两面性增强.     

林罗山对“朱子学”理论的批判性发挥

日本近世朱子学者林罗山在反对朱熹"理气论"的同时,一方面汲取朱熹的"排佛反释"思想来打击当世之佛教势力,另一方面又借用朱熹的"理"论来构建日本近世新神道"理当心地神道".分析林罗山的这一思想过程与学术取向,不仅有助于对"日本朱子学派"学术性格的把握,而且林家朱子学以"实用主义"与"民族主义"立场来对待和处理外来文化的态度和方法,对于学术界理解和认识日本吸收与消化异域文化的理论装置和思维模式,亦颇具启迪意义.     

论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民族主义特质

政治右倾化是日本政坛总体保守化的历史必然。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内容或目标与日本民族主义的政治诉求有着"同一性"特征,且日本执政的保守政党实施政治右倾化所奉行的保守主义理念含有民族主义成分,进一步证实日本的政治右倾化具有民族主义特质。日本保守势力的保守主义执政理念体现为政治右倾化及其民族主义言行,并在政治过程中成为影响政府决策及政策方针的重要因素。     

严复的东学观与清末统一译名活动

严复反对清末知识分子通过日本学习西学的潮流,对日本传来的新名词持批判态度。在清末10年,他试图通过主持官方的统一译名工作,如编订名词馆,将日译名词替换为符合严复翻译思想的新名词。严复译词虽始终无法取代日本译词的巨大影响,但其译词所蕴含的语言民族主义,成为解读严复其人及其翻译的新途径。     

无法消解的主体及其责任——勒维纳斯他者理论中的责任主体问题

主体问题是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古希腊思想就有了主体思维的萌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高扬"人性"的旗帜塑造了人性解放的主体性人格,以新的方式提出了人的主体性问题;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从"怀疑"入手,用"我思"确定了"我在"的主体性地位,宣告了近代主体性原则的正式到来.与主体问题一同登上历史舞台的是主客二分的对象化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指导下,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逐渐演化为主体不断膨胀与客体不断边缘化.主体性的过度泛滥导致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声势浩大的主体性反思与批判活动随之开始.20世纪西方出现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现代性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反省,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反主体性问题,但最终他们发现自己走了一条过犹不及的道路.与后现代主义全盘否定态度不同,主体间性理论对主体性问题的反思是一条调和路线,但其调和的结果也难遂人愿.如何面对主体问题,是坚持、还是消解、抑或是调和,痛苦的抉择摆在面前.在西方哲学发展的困境之处,勒维纳斯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围绕"他者"问题提出了全新的主体现,将为"他者"的责任赋予主体,重新构建了主体性,即一种具有强烈伦理性的主体.     

大同世界与世界主义——兼论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关联

当今的"世界主义"要置于历史纵深与多元文化的视野当中来加以审视,有一种预设的观念认为,世界主义是当代的,又是西方的,但事实恰恰相反,世界主义既有古代的渊源,又有东方的对应。儒家著名的"大同思想"就是如此,它在《礼记·礼运》当中得以集中表述,但对于大同思想的阐释却忽视了原本所论的"人情"的内在支撑,"人情乃圣王之田"就是其中的基本观念。实际上,中国儒家的"大同思想"提供了一种同样具有普遍性的世界主义东方版本,而这种返本开新的思想版本既是植根本土的,也可以翻身为世界的。中国式的民族主义,对内是实行"仁政之治",对外实施"王道之治",仁政就不是"苛政",王道就不是"霸道",这才是具有中国性的民族主义的积极内核所在。如此一来,民族主义的中国温和型态,就可以警惕内部独裁的"大一统"观念与实施,外部则反对那种"天下帝国"的发散型的观念与践行。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关联的建构中,中国式的民族主义乃是儒家的"等差爱"为准则的民族主义,而不是以墨家的"兼相爱"为标准,更不同于以欧美为中心的那种看似平等等爱、实则差之远矣的国际地缘政治体系。     

日本“古学”与“国学”的各自分工及学理关联

"古学"与"国学",是日本近世两大重要的思想流派.各自的集大成者荻生徂徕和本居宣长,取向上有差异,话语上有分别,但学脉上有关联,观点上有承袭.在将实用主义和民族主义同时植入自己学说体系内,并为它们营造可以连续生长的文化环境乃至政治环境的问题上,两者间并无龃龉,且成为日本近世思想链条上前后衔续、难以分断的两大逻辑连环.     

近代天皇观与日本“历史认识”的解构——读安丸良夫《近代天皇观的形成》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相继出现的"文化民族主义"和基于"自由主义史观"的历史修正主义思潮,使"历史认识"问题成为日本研究领域的热点课题。本文通过解读安丸良夫的《近代天皇观的形成》,从民众思想史的角度,分析近代天皇观的内涵及其伪造性,并通过阐析其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所具有的象征性、权威性、统合性、禁忌性以及回避战争责任意识,揭示天皇观与日本"历史认识"误区的结构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