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重组与和谐乡村社区的构建

村庄重组使得和谐乡村社区构建在面临更多机遇的同时,重组后村庄社区也会遭遇诸多发展困境,和谐乡村社区构建面临着更大考验。坚持村庄以民为本,全方位多层次进行村庄社区机制整合,进而实现村庄社区文化认同,这是重组后村庄社区构建和谐乡村社区的必经之路。     

社区感：社区组织的新媒体形式与关系连接——基于慈善组织义工微信群的研究

社区感对组织成员具有凝聚人心、促进群体融合的作用。通过对广东汕头“存心善堂”义工微信群的个案研究发现,与传统媒体时代不同的是,新媒介时代的社区感在交际场域、交往方式以及精神、情感的人文回归方面有新的变化,表现为：技术与空间的重叠出现了虚拟共同体与新型共同体;虚拟社区的交往实践改变了群体成员的行动与身份重构;情感的人文回归是整合满足与群际维系的需要。     

社区多元化与社区整合问题：后单位制阶段的社区建设——兼以一个社区网的实践为例

社区在现代化过程中呈现多元化倾向。单位制解体之后,从社区实践上看,中国居住社区也是一种多元社区。而继单位制之后,这种多元社区的社区整合缺乏制度和组织基础。社区参与和认同不足成为中国社区建设的瓶颈。弱关系理论提供了一条社区整合的路径。社区网的发展成为信息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大力发展社区组织,促进社区弱关系的形成,进而促进社区认同的新的尝试。     

村落精英与社区整合

随着中国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农民的流动性增强,社区认同感下降,村落体制精英可以通过提供公共舆论和活动空间、重建社区记忆动员社区成员尤其是老人和儿童等参与社区活动等方式增强村民的社区情感、加强社区整合,但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在社区整合中的作用明显不足.     

社会整合与社区整合

在现代性背景下,“公共领域”(即“市民社会”)与“私人领域”之整合即为“社会整合”的要旨,有效的“社会整合”是制约经济或政治“系统”良性运行的基础。脱域性之现代“社会整合”一方面对传统乡情之“社区整合”有某种解构作用,另一方面又嵌入于地域性之现代公民性“社区整合”当中。“社会整合”与“社区整合”构成了宏观与微观的有效衔接,现代性之社区与社会也就成为独立于市场与国家的坚实的社群性共同体。     

社区整合: 社会整合的重要方面

文章认为整合是社会的一种存在状态．社会整合机制一般包括制度性整合、功能性整合和认同性整合．社区整合是社会整合的必然选择．社区整合的重点在于社区归属感的建立．建立社区归属感必须经过两个过程：第一过程是社区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过程；第二过程是社区的服务过程     

仪式变迁与乡村社区整合——以广南县阿科村的祭竜仪式为例

文章通过对云南省广南县阿科乡阿科村这一包含壮、汉、苗多元族群的新兴移民村落的田野调查,考察阿科村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壮族的祭竜仪式变迁历程,解读壮、汉、苗三个族群具体利用传统的仪式资源来协调族群之间出现的冲突,达到族群整合的效果,最终获得社区族群的和谐过程,探讨传统民间信仰资源对构建现代多民族社区的和谐所能提供的潜在贡献.     

社区的社会如何可能——基于中国五城市社区的再研究

持续30多年各方资源共同涌入的中国城市社区,已成为民众个体生活和公共生活的承载空间。通过2009年至2014年对北京、深圳、南京、沈阳和西宁等五城市社区的再研究表明,国家对社区的行政干预随着社区委员会的日渐式微正转向间接和隐性的方式,来自市场的物业公司对社区的经济侵入并未赢得治理权威,代表社区居民利益的业委会受困于选举难、自治难和维权难等未获得预期的成长。如此之下,社区的社会如何建构?用AMOS对数据库进行结构方程分析显示,由二十一个观察变量生成五个互关联的潜变量,其中社区意识和社区参与形成主观系统,社区组织、社区硬件和社区运行生成客观系统,社区主客观系统共通整合才能建构社区社会。受制于外部社会种种局限的社区社会,只有当多方利益主体各司其职,并确保民众在社区有机会习得自组织能力时,由内到外、由小到大推动建构中国好社会才有可能。     

单位制的消解与社区的整合及变迁——以甘肃省G社区为例

以一个单位型社区的变迁为个案,通过观察法和访谈法,从社区文化、社区参与以及制度性作用这3个要素分析单位制度对社区变迁过程和社区内部整合的影响,反映出在我国当代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单位社区的消解以及单位社区走向城市社区的必然趋势。单位社区的转型,对我国现代城市社区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描述这一单位社区的变迁,进而引发思考如何有效地应对这一转变,并从单位、居委会和社区自治组织三个方面出发而提出建议。     

社会整合模式的转型与社区发展

在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变革时期,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所形成的以企业为基础的社会整合模式已经不能发挥有效的整合作用,适时地转换社会整合模式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在我国社区结构的分化过程中,社区将会成为社会整合的重要基础。因此,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应充分发挥社区的社会整合作用,并且逐步建立起以社区为基础的新型社会整合模式     

微信的传播学观照及其影响

微信已经成为手机用户的一种生活方式,开启了移动互联网传播的新时代。从拉斯韦尔"5W"模式来看,在微信这种基于关系的病毒式传播中,所有对信息感兴趣的人都是传播主体,他们整合手机和QQ中丰富的传播资源,借助文字、语音和视频等富媒体介质,有选择性地将一些碎片化的内容,定向传播给窄化的"朋友圈",以增强人际交流,提高社会"湿度"。     

微信时代风险信息的传播与感知——以山东“问题”疫苗事件为例

目前,以手机终端为依托的微信传播技术不仅给社会传播方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改变,而且给社会风险信息的传播获取以及公众对风险的感知与判断,甚至政府的风险决策与治理方式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鉴于此,选取了比较典型的案例——山东“问题”疫苗事件作为探讨对象,结合相应的统计资料,深入分析了在此案例中微信传播呈现出的显著特征,即传播内容庞杂未见明显的“沉默螺旋”的显现,传播态度多元化但偏于激动,传播迅速集中但议题缺乏持续的关注.研究认为,正由于这样的传播特征加之疫苗风险本身的特征与个体的偏颇性解读,使公众对“问题”疫苗事件产生了强烈的风险感知,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疫苗的污名化结果.因此建议微信时代一定要警惕媒介化的风险,风险沟通要在同理心的基础上进行,要引导公众对风险议题进行持续理性的关注等.     

知识型微信社群用户参与动机对参与行为的影响

知识型微信社群是移动社交时代用户进行交互式学习的新型虚拟社群.文章依托社会心理学经典的动机过程理论“自我决定理论”,从自主需求、关系需求和胜任需求三个维度,构建了参与动机对参与行为影响的理论模型.通过网络问卷测量和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得出结论:学习动机、社交动机、成就动机对用户参与行为有着显著正向影响,兴趣动机和互惠动机并不直接影响用户的参与行为,其中兴趣动机通过学习动机的中介作用、互惠动机通过社交动机和成就动机的中介作用间接地影响社群用户的参与行为.     

抗战时期安徽农村合作事业述论

抗战时期,安徽省政府依据战时需要,以＂合作区域行政化＂为原则组织农村合作社,开展合作业务。安徽农村合作事业被纳入政府基层行政轨道,为改善民生、支援抗战事业做出了贡献,其自身也从自治向官治事业转变。     

农村社区建设的条件分析

农村社会保障的建立,是促进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建立和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就必须促进农村社区建设,提供充分的社区服务,满足广大农民生产、生活的需要,这是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内容。     

城乡社区服务及其功能拓展

城乡社区服务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础。近些年来,我国在社区服务方面取得较大进步。然而,社区服务仍存在着较严重的城乡差别,而且这种差别仍呈扩大趋势。必须加大对农村社区的投入,推进城乡社区服务设施一体化;发挥农村经济组织作用,提升社区服务造血功能;提升社区服务在合村并居新型农村建设中的作用;提升社区自治功能等,进一步提升城乡社区服务功能。     

青年亚文化社群的运行机制与权力关系

以我国13个网络字幕组为研究对象,对青年亚文化社群的运行机制与权力关系进行探究.研究发现,在网络字幕组创设的亚文化空间中,个体群内权威的建立以及不同字幕组在亚文化生产场域优势地位的确立与文化资本发生着密切勾连,但权力体系的建构与权力等级的确认并不是现实权力体系在网络亚文化空间中的一种简单复制,能者居上、实力为先——对知识权力的认可,成为网络字幕组群体认可并遵循的隐秘权力逻辑.     

微信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应用

当前,大学生面临着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激烈竞争和严峻挑战,所承受的思想和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容易产生心理困惑、心理障碍和行为偏差。而微信作为一种具有独特社交和服务功能的全新网络媒体,在大学生中有迅速扩展的广阔市场,有力于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的宣传和普及,人际交往和沟通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展开,高等院校应当充分利用微信的这些优势,开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探索和新局面。     

论民族居住格局对少数民族语言传承的影响——以乡村蒙古族为例

本文通过对3个不同民族居住格局的蒙古族社区进行对比研究,试图探究民族居住格局对少数民族语言传承的影响。研究证实民族居住格局对少数民族语言传承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民族居住区域的空间组合决定了民族语言的传承环境,民族人口比例决定了民族语言传承的力量对比,而日常生活语言则直接决定着民族语言的传承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