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贬谪潮州的人生体验与诗文创作

贬谪潮州是韩愈晚年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它给予韩愈独特的人生体验与心灵震荡 ,对其诗文创作亦产生了重要影响。忧愤感伤与潜气内转 ,构成了韩愈贬潮之后内心情感的主基调 ;扬弃险怪而趋向平易 ,显示了韩愈贬潮期间及其晚年诗文创作风格的新变化     

韩愈刺潮与苏轼寓惠对地方文化影响比较论

起衰拯溺的韩愈和风流超旷的苏轼是唐宋而降中国文化史上的两座大山,他们是中国文人中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两人都有过远贬岭海的共同经历。韩愈的贬潮与苏轼的谪惠,对潮、惠两地的地方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人们的心目中矗起了一座丰碑,这是两人的共同之处;但因思想个性、生活经历、贬谪身份等诸多方面的不同,两人对潮、惠两地的文化影响又有其各自的特色。     

浅谈韩愈对散文发展的一些贡献

韩愈是唐代反对齐、梁以来的骈体文,提倡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 对韩愈这个人的评价,历来是有争论的。宋代的苏轼推崇他“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但朱熹则严厉地指责韩愈“裂道与文以为两物,而于其轻重缓急本末宾主之分,又未免于倒悬而逆置之也”。     

论韩学与苏学中的“海”“潮”之变

韩愈与苏轼博大其文,深邃其思,曰海曰潮均不为过。故学界以“海”、“潮”形之,始称“韩海苏潮”,继谓“韩潮苏海”。称海称潮,位置之变,反映了韩学与苏学界对韩愈、苏轼二人合乎实际的重新认识和了解。韩浑灏流转,势如长江秋注,潮之喻更切;苏海涵地负,澜翻波卷,其博其深非海不足以形之。韩潮苏海内容为何,正是关键之所在。     

韩愈贬潮心迹考论——从比较昌黎《论佛骨表》与傅奕《请除释教书》展开

历来人们皆以为韩愈因上<论佛骨表>反佛而遭贬潮州.然通过勾稽宪宗仰慕太宗、玄宗之治的相关史料,并将初唐傅奕之<请除释教书>与<论佛骨表>对勘,发现韩愈被贬潮州乃是由于其在行文过程中因檗栝傅文不慎而犯了"十恶"中的"大不恭"之罪,其贬后之懊悔心态也即由此而生.韩愈遭贬后的"惧死心理"并不仅仅因为潮州环境恶劣,而是韩诗中始终贯穿的主题,这其实是其生命价值与生命本体相冲突的一种体现.这种冲突的激烈和平缓,也就潜在地决定了韩诗或怪奇怒烈或平易清新.     

韩愈、苏轼岭南行政方式比较

韩愈、苏轼的岭南行政方式存在着三个不同点:(1)韩、苏对治岭南者的要求都是廉洁和有才用,但韩愈看重才用廉洁对长治久安的统治效用,苏轼则着眼才用廉洁对改善百姓生存状况的作用;(2)韩、苏对岭南百姓都进行教化,但韩愈注重儒学传播,苏轼则融入当地生活;(3)在治理岭南一方水土方面,韩愈以祭礼解决困难,苏轼则以知识和实际行动解决生活中存在的问题。韩、苏治理方式差异产生的原因在于二人的思想底蕴不同。     

韩诗之变与苏诗的变中之变--论苏轼对韩愈诗歌的承传创变与宋代新诗格的确立

从艺术创新的角度考察苏轼对韩愈诗歌的承传创变,揭示韩诗之变与苏诗"变中之变"的关捩点皆"以文为诗".作为诗歌革故鼎新的一大法门,"以文为诗"在苏轼手中得到了新拓展.苏轼对韩诗承袭因革的背后尚有深层的诗学意义.有别于丰神韵度的唐诗,典型意义的宋诗是一种以思理筋骨见长的新诗格,新诗格在苏、黄手中得以定型确立;而这,与他们借鉴韩愈的"以文为诗"有一定的艺术关系.     

韩愈“以文为诗”辨

一宋代一些作家、评论家认为:以文为诗,是韩愈创作上的严重缺点;因此就批评他的诗“不工”、“非本色”、“押韵之文耳”、“终不是诗”等等;甚至说他“于诗本无解处”。此外,还怪他变了传统的诗格,坏了诗法。连非常佩服韩愈的苏轼都说:“诗之美者莫如韩退之,然诗格之变自退之始”。有人还把韩诗这种变格和批评宋诗散文化的倾向联系起来,以突出其影响之坏。对韩愈这些片面性的指责,不但成为一时口实,而且展转载入许多论诗专著,影响后世,直到现在。苏轼把韩愈改变诗格和颜真卿的破坏传统书法相提并论,而对杜诗、韩文、颜书又都称之为“集大成”的成就。他既对旧传统的破坏表示惋惜,又对这些作者的卓越创造表示敬佩。他的思想矛盾,反映了这个问题内在的辩证关系。因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必然要对原来形态有所改变,不可能原封不动。     

王安石与苏轼对扬雄和韩愈的接受及其影响

北宋文坛两位大家王安石和苏轼,他们对扬雄有着截然不同的接受态度：王安石对扬雄充满了景仰之情,对扬雄的事业及其文艺观予以充分肯定;苏轼则对扬雄持质疑态度,对扬雄的文艺观基本予以否定。与之相对应的是,王、苏二人对韩愈态度颇为接近,即认可韩愈的文学创作,却对韩愈之道论颇有微词。王、苏二人对扬、韩接受的异同,对二人文学创作及批评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苏轼“无意为文”说略论

苏轼“无意为文”说略论祁海文“无意为文”是中国古代文论中影响很大的一个理论命题，它盛行于两宋文论，其间，北来文学大家苏轼倡之尤力。苏轼的“无意为文”说出入于诗论、文论、书论、画论之间，体现着他对文艺创作一些重要的规律性问题的精妙见识，不仅对两宋文论影...     

豪迈强劲 意气风发 自成一家——元代蒙古族汉文诗歌的创作先河者伯颜及其创作

伯颜作为元代早期学习汉字进行创作的诗人,原系成吉思汗近亲家族人,一生于军旅中,其汉文诗歌主要描写自已的亲身经历.他以得天独厚的军旅统帅生活为基础,创造了<奉使收江南>,<鞭>等不少内容充实,气势雄浑的诗歌与散曲作品.他的诗歌与散曲风格雄健,情调高昂,阔大豪放,气势雄浑,粗犷豪爽,他是元代蒙汉诗歌交流的先河者.     

论苏轼初期词

苏轼的词创作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长期以来,多数论者都把苏词研究的重点放在苏词创作的成熟期,这自然无可非议。本文提出苏轼初期词的概念,意在延伸苏词研究的视野,以使人们更为客观准确地把握苏词创作的全貌。     

况周颐《蕙风词》删编考论——兼论词学交游对其编词之影响

况周颐晚年将毕生所刻词集删定为《蕙风词》两卷，去取精审，仅存词123首。此举不单是选萃旧作之菁华，还包括对部分词作的删改修订，蕴含了一定的改词方法。其中况周颐词学思想的深化是促使其编选词集的内因，而与王鹏运、朱祖谋的词学交游，则是影响其作词、刻词、改词和选词的外因。在时间节点上，况周颐删编《蕙风词》与其构撰《蕙风词话》大致同步，反映了创作实践和词学理论的共生互融。     

品藻：李德懋诗评品格的体现

李德懋作为一位饱学中国诗学理论的朝鲜文学家,他在品评朝鲜与中国的诗人诗作时,善于运用品藻的批评方法去评点与比较中、朝、日等国诗作在风格类型、体制结构、语言修辞等方面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品评优劣。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意新语工之品(诗歌修辞批评),其二是辨味之品(诗歌风格批评),其三是格调家数之品(诗歌比较批评)。     

《说诗晬语》与沈德潜的诗选评点探微

沈德潜的诗话《说诗晬语》在当时颇有影响。沈德潜以《说诗晬语》为中心,提出了不少新的诗学理论。在论唐诗方面,反对王士祯的"神韵说",主张"格调""骨干气魄";在论汉魏六朝诗方面,不满钟嵘对某些诗人的分品,尤推崇陶渊明诗歌的平淡之风,鲍照诗歌"抗音吐怀"的开创之功。沈德潜的诗论也存在着一些弊端,最明显的是儒家诗教观念的某些局限。     

悼亡深处见真情——苏轼《江城子》与托马斯·哈代的"爱玛组诗"比较

英国哈代与中国苏轼以同样细腻的笔触表达了对亡妻的思念之情,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两人的悼亡诗各有千秋。哈代的悼亡诗着重的是思,或幻想、或反思;苏轼的悼亡词着重的是一种感伤的思念。比较哈代的几首"爱玛组诗"与苏轼的《江城子》,可以认识到造成两人悼亡诗差异的文化根源。     

谈杜甫诗歌创作的"苦吟"风尚

"苦吟"是中晚唐诗坛的一种特有诗歌现象,体现了诗人的生活之苦、思想之苦和作诗态度之苦.杜甫身处盛唐和中唐转折时期,注重学习和借鉴前代优秀诗歌遗产,使其诗歌显现了"牢笼百代"的特征,并重视诗歌创作的"求新",因此诗作新句纵横,而强烈的诗歌创新精神使其崇尚及注重格律的"苦吟"式作诗方式,"苦吟"风尚垂范后世,对后世诗人影响深远,逐渐形成了"苦吟"流派.这与其人生经历、由盛唐向中唐转折的时代风气有关,更与其对诗歌艺术追求卓越的创新理念有关.     

论苏轼文学批评文体特征

苏轼作为宋代最著名的文学家,一生写的文学作品数不胜数,不但他的文学作品文体形式多样,而且他的批评文体也呈现出多样的形态.他的批评文体主要体现为论诗诗、序、题跋、书、尺牍、祭文、记等形式.苏轼的批评文体明显呈现出中国古代批评文体的传统特色,其批评文体特征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批评文体的文学化与多样性、语言的美文化和风格的抒情化.     

苏赋十题

本文首为苏赋辨伪,认为《苏轼文集》所收苏赋27篇,有两篇非苏轼作品。次为苏赋编年,二至五题逐篇考订了苏赋的写作时间。再次为苏赋辨体,六至八题分别论述了苏轼的骚体赋、律赋和文赋,认为苏赋诸体皆备,苏轼以文赋闻名于赋史,但他的文赋并不多。九题论苏轼仍以骈赋为多,着重论苏赋分类,认为苏赋题材十分丰富,含议政、纪游、吊古、咏物,苏轼不善饮酒,而咏酒赋特多。十题是比较二苏赋之异同,苏辙现存赋仅9篇,远较苏轼为少,作《缸砚赋》时年仅17岁,比《赤壁赋》的写作时间早25年。其《服菔苓赋》在当时已传到契丹,其《黄楼赋》尤为有名,杨万里甚至把《黄楼赋》与前后《赤壁赋》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