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欧阳修碑志文风格比较

作为古文运动不同时代的领袖，韩愈和欧阳修同为名重当时的碑志大家，由于时代、文风、气质、经历等方面的差异，他们的碑志文又表现出不同的特色，其中包括叙事方面的雄逸之别，抒情方面的肆醇之别，还有取材方面的奇正之别等等。通过对他们碑志文风格的比较，本文认为韩愈的碑志文开拓了碑志一体的文学功能，而欧阳修的碑志文则凸现了碑志一体的史学价值。     

论韩愈传记文学的生命力与艺术美

在韩愈的丰富散文著述中,哪些作品应该归入传记文学的范畴呢?我认为,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是以历史人物或当代人物的生平为主线,具有真实性和较强的文学性。据此,韩愈创作的“序”、“传”,如《张中丞传后序》、《太学生何蕃传》等,以及他的大量优秀的碑志,如《柳子厚墓志铭》、《曹成王碑》、《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等等,都应该视为传记文学。过去,人们囿于“谀墓”的观点,往往轻视或否定韩愈的碑志。诚然,由于碑志属歌颂死者的体例,且韩愈所处的时代以及他本身的局限,其碑志中确有一些“谀墓”之文,但“非此即彼”     

韩愈碑志文中的四大情结

从创作心理的角度剖析韩愈碑志文所包含的四大情结,即文人情结、少孤情结、英雄情结和伤逝情结,由此解读韩愈的内心世界。     

论碑志文的正体与变体

碑志文源于先秦,多用于殡葬礼俗。汉以后碑志文创作兴盛,最终呈现出正体、变体两种形式,蔡邕和韩愈分别为其代表作家。碑志文正、变之间的演进合乎时代社会风气和文学发展规律,其区别在于体例格式、思想内容及写作手法的不同。正体和变体既是相互对立的,又是相互联系的,其相互作用促进了碑志文体品位和审美要求的形成,也促进了碑志文创作的繁荣,具有重要的文体辩证价值。     

从碑志文看韩愈散文的“尚奇”

韩愈碑志文的创作与他的其他散文一样,都有着＂尚奇＂的特点。这种＂尚奇＂主要表现在：谋篇布局上不拘碑志常格,打破固有模式;记述墓主行迹多写奇行奇事;语言运用讲究新奇,不落俗套。     

韩愈碑志的文学化和散文化

韩愈的碑志散文,在体裁、内容和语言上进行了创新,将沿袭已久的应用文体、骈文体和旧程式加以文学化和散文化,写成了形象生动的传记文、如泣如诉的抒情文、理正词严的说理文,使碑志变成了文学散文,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张中丞传后叙》文体辨析

针对学术界关于韩愈散文《张中丞传后叙》文体的5种看法,分析论证了《张中丞传后叙》的文体不应属于碑志祭文、传记文或跋,归于序跋类文章也过于笼统。通过与韩文中跋文的比较研究,确认《张中丞传后叙》的文体应该是序。     

论张说碑志的新变

在张说现存碑志中,官修碑志为奉敕为三品以上的重臣或皇亲国戚而作,《姚崇碑》为其最为特别之作。该碑在类型化的颂美之外,采用异常简写碑主族出、世系与乡邑,不写亡妻,运用皮里阳秋的笔法暗讽姚崇的孝心等方式表达“微言大义”,使其碑志由注重实用性向偏重文学性转变。私修碑志则是应朋友、亲戚、同僚之请而作,《贞节君碣》为其早年的代表作。该碑运用小说笔法、选择典型细节等方式,使模式化的碑志逐步成为生动形象的人物传记。这些变化体现了张说“实行”“素心”的创作理念,展现出文学性、个性化的特点。     

韩愈“服硫黄”考论

白居易《思旧》诗中有“退之服硫黄,一病迄不痊”之句,所言退之究竟指谁,历来多认为是指韩愈。韩愈是否死于“服硫黄”不仅是其生平大端,而且与评价其攘斥佛老的立场及其为人为文品格关系重大。本文通过对有关史料的条分缕析,支持了韩愈未曾服硫黄的少数派意见;并对白诗中的“退之”作了一些推测,从而拓宽了研究这一问题的思路。     

论韩愈排佛的二层维度

宋明理学的兴起是伴随着排佛声浪而同步进行的,这其中韩愈的排佛言论可谓是振聋发聩,影响深远。然对韩愈排佛所具有的理论深度,学术界普遍认为没有“创见”、“不能推陈出新”;就此,文章意欲将韩愈排佛思想分为两个维度给予考察,并从其不被学界所普遍重视的“定名与虚位”论出发,着重分析韩愈在哲学思维层面反佛的思想及其与宋儒反佛的内在关联。     

碑志文研究的一座里程碑——评李贵银《中国古代碑志文批评史》

《中国古代碑志文批评史》作为第一部专门系统研究碑志文理论批评的专著,参与了碑志文研究的纵深发展,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研究,为文体研究与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佐证。著作从文献学入手,将文献学研究与文艺学研究相结合,梳理碑志文批评的发展演进历程,给予碑志文批评文本与批评家准确的历史定位,揭示了碑志文批评的人文蕴涵。     

“退之服硫黄”五说考辨

白居易《思旧》诗云“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退之是谁,有韩愈、卫中立、李建、郑居中、自行简五说。本文从白、韩交游,韩愈卒年,唐代士大夫生活情况,韩愈晚年好声色,以及韩愈曾向友人乞取丹药等方面,考察认为“退之”实指“韩愈”。     

龚自珍碑志文探微

以《龚自珍全集》收录的碑志文为研究对象,从中透视龚自珍碑志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龚自珍的碑志文主要是较为熟知的人所写,较少有＂谀墓＂的成分,其碑志文不仅在内容上表达了他对封建科举制度的深刻不满和壮志难酬的愤懑之情,而且反映了他对自己所处时代及社会的认真思考。他的碑志文具有很强的形象性、论辩性,在结构上比较注重开头的艺术,语言风格丰富多样。     

论韩愈传记文学的生命力与艺术美

在韩愈的丰富散文著述中,哪些作品应该归入传记文学的范畴呢?我认为,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是以历史人物或当代人物的生平为主线,具有真实性和较强的文学性。据此,韩愈创作的“序”、“传”,如《张中丞传后序》、《太学生何蕃传》等,以及他的大量优秀的碑志,如《柳子厚墓志铭》、《曹成王碑》、《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等等,都应该视为传记文学。     

牛僧孺散文创作及其与唐代古文运动的关系

牛僧孺是中晚唐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现存政论文、碑志文、寓言、诗歌、传奇等。政论文宣扬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结构缜密,富有思辨色彩;寓言注重事物的细致描摹和寓意的自然生发,庄谐兼有、寓意深刻;碑志文奇偶交错、古雅简练,但是,这些作品并未得到应有重视。本文通过分析牛僧孺的散文作品,综述他在党争活动之外的古文观点、散文创作活动,尤其与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家的密切关系,由此评价他在唐代古文运动中的地位。     

刘克庄碑志文书写的审美逻辑与情动转向

南宋季末,刘克庄主盟文坛,撰写了体量庞大的碑志之文,地方化与家族性特征明显。其碑志"以情度情"的审美逻辑,判然有别于理学家"以理节情"的文体书写观念,人格表达的艺术实现则以用晦与互见之法重出或略不论著,使文辞简俊而布置有致,且于叙事之外几乎篇篇征经引史,难逃词科习气之嫌,此又别出宋人一格。刘克庄碑志多作于暮年奉祠乡居期间,因其衰病思钝,不免将精神上强烈的盛衰体验投注到对行艺功业、政治理想和生死哲思的折冲、应时与妥协之中,情感亦从私人领域转向公共空间,以切世用,碑志蕴涵着浓厚的秩序重建意识,因而更具审美情致和韵味。     

北魏碑志俗字考辨举隅

南北朝碑刻文献材料丰富充足、真实性强,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准确释读、科学整理是有效利用碑志材料的前提和基础。碑志俗字纷呈,铭文或残泐不清,成为正确释读碑文的难点。分析俗字讹变原因,阐释构形理据,梳理形变脉络,考释部分北魏墓志俗字,以期为这些碑志材料的研究和利用提供参考,为碑刻俗字的考释提供支撑。     

论唐代散文革新中的肖李集团

韩愈、柳宗元领导的古文运动把唐代散文革新推向了高峰,因此他们在文学史上受到了高度评价,以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韩柳研究几乎成了唐代散文研究的同义语。尤其是韩愈,被宋人戴上了“起衰”“济溺”的桂冠,其他唐代古文家就更为他的盛名所掩。早在三十年代,李嘉言先生就曾指出这一点:“‘文起八代之衰’这个漂亮的名词,实不能让韩愈专美。唐之文章,在韩以前已有二变,陈子昂始脱恶习为第一变;元结以还,肖、李、独孤等又发扬光大之为第二变;及韩愈固已成熟,可谓第三     

永贞革新与韩柳——思想渊源和社会背景的分析

韩愈、柳宗元二人与永贞革新的一重公案,向来聚讼纷纭。尤其是韩愈对革新运动的态度,更是争论不休的焦点,毁之者斥为保守、反动,站在宦官集团一边,誉之者又极尽开脱、辩解之能事。平心而论,二者都难免蔽于一曲之讥。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近来又趋热烈,纠正了前阶段的某些偏向,出现了不少为韩愈辩诬的文章,认为韩愈并不反对革新,王叔文集团也有许多不惬人意之处。然而多数文章似尚未说到本原处,因而未能     

浅论韩愈的“诛民”说

论及韩愈思想,专门谈其对待人民态度问题的甚少,即使有所论述,也多是持否定态度。尤其对韩愈的“诛民”说,一些学者更是直接斥责,毫不留情。这些都不十分符合韩愈的思想实际。 究竟应该如何看待韩愈的“诛民”说,我们不妨从“诛民”说之出处谈起。“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