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步推进我国美丽乡村建设的思考——以福建省为例

福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美丽乡村建设,注重规划先行,强调以人为本,以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为突破重点,美丽乡村建设有序推进并取得阶段性成果,形成共性与特色兼容的多元化创建模式。福建省在建设美丽乡村进程中也存在诸如急功近利、急于求成意识、政府包办过多、农民主人翁意识弱、"村两委"作用发挥不够、缺少资金等等不足与问题。稳步推进我国美丽乡村建设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顶层设计;落实"村两委"的主体责任和发挥农民的主人翁作用;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发展农村经济;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等。     

生态振兴视域下脱贫乡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路径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接续乡村生态振兴的重要内容。从制度动态演变过程来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路线的制定,呈现“中央—地方—个体”的互动演进逻辑。从韧性发展理论来看,增强生态韧性对提升脱贫乡村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具有促进作用,通过促进脱贫乡村韧性发展的方式,能够推动脱贫乡村更好、更快地进入乡村生态振兴的新阶段。在苏北地区脱贫乡村案例中,江苏省各级政府针对脱贫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发挥不同的功能,从统筹、落实、建设、参与等方面加强协调配合,获得了农户的积极响应和良好的治理效果。有鉴于此,“十四五”时期可从提高各级政府部门的行政效能、建设绿色共富的韧性乡村、激发合作自治的内生动力、提供精准到位的政策支持等方面,综合提升脱贫乡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果。     

乡村治理视域下可回收垃圾市场化处置的村民意愿及行为研究——以湖南省为例

垃圾污染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乡村振兴工作面临挑战。本文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和价值规范理论,以湖南省长沙、邵阳、常德三市农村地区调研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村民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情境等因素对其可回收垃圾市场化处置意愿及行为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旨在为我国美丽乡村建设提供有价值的决策依据。     

基于景观效应的山区乡村土地整治探析

以涉县河南店镇五个村庄土地整治为例,结合该地区特点,综合景观格局和景观效应,在强化土地整治规划设计,调整好水田、早地、宜耕荒地的土地整治,修筑、整理田坎基础上,既要充分考虑宏观尺度上的景观格局,又需考虑不同项目区的限制性因素和当地的气候、地貌特点,使项目区更能彰显景观优势,为解决河北省山区乡村土地整治提供借鉴和参考。     

项目制背景下的乡村关系——制度主义的视角

项目制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基层政府通过项目捆绑的形式支配村庄。其自利性刺激了村庄的自主性和自利性冲动,村庄利用"躲项目"和"争项目"的策略,对基层政府实施反支配。乡村互动的支配与反支配结构,根源于基层项目治理制度构建的权、责、利三者非均衡分布,并表现为乡镇—村庄(基层组织、农户)二元结构的乡村关系。乡村关系的二元结构通过行政权、自治权的博弈得到稳定。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共同体重构

伴随着村庄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农村的村庄治理共同体先后经历了家族治理共同体、单位治理共同体、自治性行政共同体等不同形态,乡村振兴将推动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乡村振兴是一个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协同、项目链接多方资源共用的社会建设工程,势必推动村庄经济社会的开放化、多元化,不仅要求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而且决定了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是一种包容性治理共同体。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的包容性突出表现在：（1）以地方党政为主导,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共治性;（2）以村级组织和村民（社员）为基础,多方力量内外联结的开放性;（3）以利益为导向,全体村民和所有相关者分享收益的共享性。推动村庄治理从封闭、单一的传统“在籍治理”转向开放、包容的新型“在地治理”势在必行。     

农村产业融合与美丽乡村建设的耦合机制研究

农村产业融合与美丽乡村建设是当前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二者存在耦合关系。农村产业融合可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产业支撑,有助于乡村环境治理,可提升村民的文明素养;美丽乡村建设为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便利条件和充足的人力资源,有利于吸引、留住人才;二者耦合的理想形态是产村融合。从山东省D村产业融合与美丽乡村建设耦合发展的历程来看,村民获益、村庄的产业支撑、善于借力及村庄带头人的作用是二者良性互动发展的有力保障。     

乡村治理:精英与政府间的博弈

农村社会事务的复杂性、治理场域的差异性决定了当代中国乡村治理主体不会是唯一的而可能是多元的。在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下,村庄治理主体可以被析出主要的三方: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乡村精英。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乡村精英或成长为村庄治理的主体。能否或者可能,将取决于三者之间的利益和权力博弈。当然,这种博弈并非出自各方治理主体的主观意愿,而是农村社会的深刻转型与发展态势使然。其中,地方精英与乡镇政府的博弈态势对村庄治理将产生重要影响。     

关系资本:贫困乡村公共服务提供机制研究的新视阈

贫困乡村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问题已引起社会普遍关注.基于现实环境和资源条件,关系资本作为推动贫困乡村公共服务提供的第五种力量或新的理论范畴被提出.关系资本作为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子集,只是当这种个人性资源成为公共利益的实现途径或工具时,就具有了准公共性特征.一个村庄关系资本的效能激发离不开精英的作用和亲缘关系的桥梁.通过对欠发达地区4省6县20自然村的实证调研发现,关系资本在贫困乡村的义务教育硬件建设和自然性村庄的基本公共物品生产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特殊政策项目支持或融资渠道是关系资本解决的核心问题.通过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创新活动,乡村关系资本就能在被规则限定的范围内体现其价值和张力,以化解贫困乡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窘境.     

基于土地整治视角下的农村道路建设

以涉县的农村道路建设为例,结合该地区土地整治特点,通过对农村道路发展现状的分析,在强化道路主体、道路绿化、生态排水、配套设施设计的基础上,强化组织领导、资金筹措、绿色生态、管理维护,充分利用当地资源,选择稳定性较好的材料进行铺筑,栽种本地适宜的树种、草种,将生态和人文设计理念融合到道路设计中,丰富并传承乡村文化,发挥其观赏价值、应用价值和经济价值。     

乡村组织的运作逻辑与村庄民主建设的治理方向

在国家行政体制和乡村社会变迁的共同作用下,乡村组织呈现出"策略维控—能人治村"和"发展主义—富人治村"两种运作逻辑。这种"能人"、"富人"治村的现象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导致村庄寡头政治,从而对村庄民主建设产生消极影响甚至形成阻碍的隐患。为纠偏并更好地完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应逐步推动乡村组织治理转型和村庄民主治理规则的重塑。     

乡村治理秩序的困境与重构

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我国的国家权力逐步退出乡村治理的舞台。然而,作为"历史记忆"的乡村自生秩序在现代转型的浪潮下逐步瓦解,我国的乡村治理秩序陷入失序的危机中。具体表现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农民利益诉求的制度化输入不足,公共权力流转于"村头官僚"与村庄精英。重构乡村治理秩序必须发挥国家、社会、市场三方力量的共同作用:国家供给制度,社会组织承载村民自治,市场机制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     

基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乡村旅游发展思路

乡村旅游是新世纪我国农村发展和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旅游作为一种新型旅游项目,是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和农村各种相关资源与旅游活动的有机结合,对于全面增加农民收入、调整产业结构、发挥合理地域功能、改善农村面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实现新农村建设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有效途径。基于以上思考,本文拟通过对乡村旅游的发展、内涵、特点及乡村旅游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的阐述,提出适合新农村建设的乡村旅游发展思路,以期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所促进和推动。     

“儒学下乡”与乡村治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先生发起用儒家文化拯救中国农村的乡村建设运动,这是近代以来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儒学下乡"活动。从2012年底以来,山东开始了新一轮的"儒学下乡"活动,两者之间有区别也有联系,两者在下乡的动机、主体、模式方面有相似之处,在下乡的背景、内容、形式和性质等方面有不同之处。当今的"儒学下乡"仍然发挥着社会教化的功能,但是,"儒学下乡"并不能解决农村治理的全部问题,"儒学下乡"是有边界与局限的。"儒学下乡"与现代化乡村治理有着契合之处,现代乡村治理应借鉴中国文化传统的资源,从完善家风家训与村规民约、再造乡贤群体和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组织等方面,建构乡村多元治理体系,从而实现现代乡村的有效治理。     

乡村社会中的“面子”探究

通过界定"面子"的定义和在乡村社会中的内涵及功能,从村庄结构与社会关系的维度,分析了"面子"在三种不同类型村庄中运行的特征,以及对村民和村庄生活的不同影响。提出了乡村社会中的"面子"在本质上是村庄社会结构的产物和需求,起着维系村庄社会结构和村民价值体系的作用。从而有利于更好的探究和理解村民日常生活中的"面子"现象和行动逻辑。不同类型的村庄面子行为表现不同,同一个村庄随着农村改革和经济的发展,面子行为也有了一定的变化,甚至出现了面子行为异化的现象。     

促进乡村旅游发展的对策研究

一、乡村旅游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当前,我国乡村旅游发展已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作为旅游业重要组成部分的乡村旅游,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总体来说,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在资金和技术、人才和智力等方面会得到大力扶植。为加快乡村旅游发展,国家旅游局专门颁发了《全国乡村旅游业发展纲要(2009—2015年)》。各地积     

韧性乡村：当代流变与国家建构——兼论城镇化中的民生安全

韧性乡村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社会基础。乡村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基本面,韧性乡村以韧性农业为经济基础,以韧性农村或村庄社区为重要载体,以韧性农民为核心要素。没有农业发展、农村稳定与农民增收,乡村就难以应对自然灾害、市场交易风险和城镇化发展压力。中国乡村不乏韧性,传统乡村的风俗、人情等地方性资源和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展的系列乡村建设行动,都在一定程度上维系着乡村韧性。然而,城镇化发展在拓展乡村发展空间、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却增加了农业发展、农村建设和农民致富的不确定性。尽管乡村的“公共性”和“包容性”机制仍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着乡村韧性,使其“弱而不衰,脆而不碎”,但它们的作用在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明显式微。为了破解乡村发展体制僵化,阻断乡村资源被超额提取,也为了消弭城乡发展差距,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国家相继推行“放权—少取—多予—赋能”等政策举措建构韧性乡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将建设韧性乡村作为时代主题。     

数字乡村建设中的社会资本赋能机制——基于德国、加拿大等国应对数字鸿沟经验的讨论

城乡数字鸿沟是当前我国数字乡村建设面临的重要课题,社会资本赋能或可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借助制度嵌入机制,从社会环境层面对农村农民进行国家社会资本赋能,以“由下而上”的全新项目制运作思路,保障民众在数字乡村规划建设中的直接参与;第二,经由组织整合机制,于人际关系层面,通过多元主体联合网络为农村农民进行持续不断的组织社会资本赋能,提升农村农民的对外联通性和开放性,为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第三,发挥个人跃迁机制的效用,为个体提供兼顾认知和行为能力改造的个人社会资本赋能,帮助农村农民有意愿、有能力地参与到数字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发展之中。社会资本赋能可以有效解决由“下不到乡”和“乡村不动”导致的“数字悬浮化”问题,弥合数字鸿沟,从而助力数字乡村建设快速发展。     

林权制度改革与乡村治理研究

当前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乡村治理的关系是目前农村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领域.在林改背景下,过去一直隐藏着乡村的林权纠纷在确权、分户经营的政策安排下纷纷显露出来,在全国呈现出一种上升的态势.就乡村治理层面来说,林改后将对村庄的财政收入、社区组织资源、村庄社会关系和村庄稳定都会有一定的变化.     

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基层党支部建设路径探析——基于刘庄村实践的再思考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对"三农"工作的新部署和新要求。农村基层党支部是农村的领导核心,新时期加强农村基层党支部建设对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基层党支部建设面临新的挑战,主要原因在于支部成员党性修养缺失,制度保障不完备、监督力度不足。农村基层党支部要坚持党的领导做到心中有党、坚持群众路线做到心中有民、坚持实事求是做到心中有责、坚持家风建设做到心中有戒。以河南省新乡市刘庄村史来贺领导的基层党支部为例,总结其强化自身建设的经验,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全国各地基层党支部加强自身建设提供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