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老子注的“崇本息末”思想

文章从形而上学、方法论和注经方法三个角度来梳理王弼老子注中“崇本息末”的思想。相较于王弼以前本末思想的基本观念,王弼不仅在形而上学意义上对本末概念进行扩充,而且结合自己的历史背景和时代需求对老子思想的“守本”、“不偏”、“不尚”思想进行了自己的解释——“崇本息末”。在方法论意义上,圣人的“无”与“自”的特性让“崇本息末”作为一种治国方法成为可能,与“崇本举末”形成一个“守母”与“存子”的辨证关系。此外,王弼还将“崇本息末”贯彻到注解的方法之中,使得老子思想“致有理统”。     

王弼“性其情”浅释

王弼是魏晋玄学理论的主要开创者,以其《周易注》、《老子注》、《老子指略》、《论语释疑》,倡道家之旨,创以无为本之玄学思辨体系。于玄学思想而言,王弼有创基之功,而就情感理论而言,王弼之功绩亦不容小觑。王弼在其玄学理论论述过程中对于情感理论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倡言“性其情”,主“圣人有情”,对于中国哲学的情感理论(尤其是魏晋情论)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以下将结合王弼的“贵无”之说,对其情感理论做简要的梳理。     

老子“俭”德探微

在老子那里,“俭”与“啬”同义,均意指“不费”、“守约”.“俭”之为“德”,其旨归在于持守自然之道,因而被老子称为“三宝”之一.然而,历来有不少解老者出于功用的考虑而将其曲解为某种“术”,这种离体而言用的做法大体分为两类:一是以俭啬求隐忍,由此演述了一种“南面之术”,此术以韩非为代表;二是以俭啬来敛气,由此演述了一种“养生之术”,此术以河上公为代表.在老子阐释史上,尽管任何一种术化的理解都能从老子那里寻得片言只语以作论资,但那毕竟已非老子之学的本真面目.     

老子本体论浅析

老子用简练玄奥的语言表述了他的本体论思想,但由于不同学派对老子的语言理解和思想把握的不同,造成了对老子本体论不同的认识。文子建立了社会本体论,王弼建立了“无”的本体论,还有“气”本论等不同的本体思想。本文就老子的本体思想做概要性简述,以求在总体的层面理解老子的本体思想。     

时间性与有限性本质中的道与Ereignis及其普遍语言性问题

在老庄思想中,由于其自身中包含有“有”与“无”的冲突结构,道从来就不是一种具有绝对可理解性和现成性特征的纯粹在场性。这一点构成了道的思想与始终拒绝“无”的问题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本质差别。但另一方面,道的思想也因此而表现出它与海德格尔的Ereignis之思在根本问题层面上的同构性;而“无”的本质性参与则表明,与Ereignis相同,道作为以自身为根据的绝对超越者,始终是从时间性、有限性方面被理解的。这是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思想原则,它不仅规定了道与Ereignis的不可言说性以及与此相关的语言本质问题,而且,现代哲学解释学的全部思想也都建立在这一思想基础上。     

小说的历史与现代人的存在历史之间的存在论关联——昆德拉小说理论切入存在问题的一个基本视点

出于对存在之根本问题的深刻洞察,小说艺术的终结构成了小说家昆德拉的一种基本存在经验;在其中,小说艺术的全部历史性存在与现代人的存在历史之间的关系,获得了一种此前从未被注意到的存在论结构.由此,对于一直力图在小说与存在之间建立某种本质性关联的昆德拉来说,历史就切实地成了他建立这种关联的唯一通道;而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小说自身的存在问题,因此也只有在它与现代历史本身的这种存在论关系中才能得到有效的思考.这一点乃是昆德拉展开他的小说理论的一个基本思想策略,而这一策略的一个具有哲学-形而上学意义的结果是:小说自身的存在问题从此超出了文学理论或美学领域,而正式成为一个真正的存在论问题.     

世间为何会“有”“无”

本文认为,“有”“无”问题涉及形而上学基础,也涉及海德格尔的全部思想。传统形而上学只知问万有之“有”,不知问“无”,而万有之“有”实为一个抽象的思想体,世间并无此种思想体,有的是可无化万有又可成就万有的“无”。因为世间是人的世间,而人就是海德格尔的Ｄａｓｅｉｎ,即会死者。因此,人的存在是生生死死的存在（过程）,“生”是“有”的根据,而“死”则是“无”的“龛位”。因“生”而展开出（有）一个世界,“生”着同时就是“死”着,这个世界又是（有）一个“无”。作为“无”存在,意味着作为否定（无化）了一切存在者的自身存在,“无”即存在自身,它是万有的起源、本质和真理。从“无”到“有”,让自身（真理）显现,这是人要做的事情。天、地、人、神就在人的这种“事事”中拧在一起在世,并作为存在的“命脉”得到保存     

存在论区分与二谛论--对海德格尔与大乘佛学的比较研究

"存在论区分"和"二谛"分别是海德格尔和大乘佛教哲学的基础性概念.本文作为一种对话式的比较,通过揭示存在论区分的佛学意义以及二谛论的存在论区分意蕴,力图使两种思想达到相互理解和沟通.一方面,海氏对存在者与存在自身的区分,就是"有"与"无"的区分,其基本精神与佛教二谛论的"空"、"有"之辨一致,也旨在克服对"有"的执著而达到对"无"的证会.另一方面,二谛论也是一种存在论区分."空"也是存在的本质和真理,也包括对形而上学的解构,"空"作为"无住",还与海氏的"无化"(自由)一致.二者的主要差别在于对"无"的理解不同.     

先秦道家“道—德”形而上学初论

先秦道家老子和庄子都以“道”为本原。但只有这个“道”本还不行,因为“道”既然是天地万物之存在的本原,它理所当然要体现于天地万物,否则就会干涸窒息。这就涉及“德”的问题。老子讲“朴散则为器”“失道而后德”,庄子讲“道德”,这就是道家的“道—德”形而上学或本体论。认识道家这种“道—德”本体论,对把握和发掘道家的深邃思想有重要意义。     

“方法”与“道路”

不少现代的哲学家都乐于扮演一种思想巡警的角色.这种传统也许从康德就开始了.康德曾明确地表示,“批判哲学”不是提供新的知识,而是纠正以前曾发生过的谬误;它不直接地带来某种成果,但就它能阻上混乱、维护秩序这一点来说,它仍然创造了某种成果,所以它在思想上担当的角色恰似警察在社会上担当的角色.这种“警察意识”驱使康德去追查在他之前的哲学家们的思想方法的过失——他们的哲学之所以是不可信的(康德称之为“独断论”),就是因为他们没能掌握一套正确的方法.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他明确地宣称:“本论著乃一方法论,非即学问自身之体系.”在康德看来,只有掌握了这种方法,才有可能建立一门真正的哲学;即一门能够成为科学的形而上学,作为方法论的批判哲学就是尚未建立的形而上学的“导论”.     

王弼“因”的释义

审视王弼思想的研究,“无”“道”“自然”等范畴虽然受到了学者的重视,但“因”等概念,至今仍为人所遗忘。“因”作为其实践哲学的支柱,是他整个思想不可或缺的部分。其理论依据是性分自足,由于本性自足,因此,只须因循个体特性来成就个体。“因”不是单一被动的因循,而是“随物而直”,“直”在“因”的前提下,使主体被动的行为带上主动的意义。     

论道家哲学的“无”——从老子到王弼的哲学史考察

在古代道家哲学中,“无”在不同时期的哲学家中都备受关注,但他们说“无”的侧重点不同.《老子》从追问万物的源头入手,提出了“有生于无”生成论构想;庄子否认了普通的知识及认识方式,提出了“不知之知”的最高认知层次;黄老在改造老子无为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建立刑名为前提的无为而治;王弼站在本体论的高度将黄老无为和名教有为进行了整合,提出了“以无为本”的哲学思想.“无”经过老子、庄子、黄老学派和王弼的发展演变,已从一个普通的哲学语词上升为万物之本体;“无”主要涉及生成论、认识论、治国论、本体论等方面,这些哲学思想因为“无”而更为深刻、更有意义.     

道的可能解法与合理解法

作为道篇首句的"道可道非常道"关系到对道的根本理解.几乎所有现代的解释都把它解读为"可说的道就不是永恒的道",或者非常类似的意思.这种解读从老子原义上说恐怕是错误的.这种解法把老子博大的形而上学、政治与道德思想问题收缩为知识论问题,甚至是神秘主义知识论问题,从而导致对老子的片面和狭隘的理解.按照老子思想的逻辑,"可道"应解为"可因循"."道可道"的正宗含义是"有规可循之道",其所指是伦理经术政教礼法以及各种操作规则、章程规制、日用技术等等那些能够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的东西,也正是老子在<道德经>各章里不断反对的那些东西.老子反对刻板规范,反对墨守成规,推崇符合自然的那种无法固定化的、灵活弹性的、始终跟随形势而变化的道.有规可循之道属于器的层次,是形而下的事情,无规可循之道才是形而上之道,是使一切有规可循之道能够各就各位、各行其是、各得其所而且形成互相协作的万变之道.     

老子“道”为原点的“道-德”观刍议

老子《道德经》以得意忘言或者言难及意的理论表达方式向我们开启了一种由道及德的"道-德"观。这种"道-德"观始终以通达于道为其终极的形而上学指向。德由之于道,但是德并非道德而涵摄道德。老子《道德经》所承载的实际上是以道为核心概念而以"道-德"为核心内容的哲学思想系统。     

道家美学

一道学,中国古代思想流派和哲学流派。因以“道”作为宇宙论的终极始因或存在论的最高价值境界,故名。从先秦时代起,由于对“道”“无为”等主要观念理解上的差异,使道家学派分为老庄学(事实上乃庄学)与黄老学两个派别。约略而盲,老底学以庄子思想为代表,完成了道家思想中从宇宙论及策略学向存在论的转向,即保留了《老子》中一定程度的对社会、历史、文明的批判而略去其策略学思想,而单从形而上学角度将自然本体论转向人的本体论,使道家思想成为一种关于人的现实存在的本质和可能性的终极关怀,这一思想传统开启了魏晋玄学并与大乘佛学的般若学思想相融汇而导致了禅宗思想的产生,开辟了中国思想史上一条极为可贵的以人的现实存在     

王弼玄学本体论对《文心雕龙》的影响

成体系的文学理论,必是建立在一定的哲学基础上,才能更好地构建起自己的理论框架,否则,它将是零乱的不成系统的.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古代思想家多立足于社会现实,以求得个体和种族以及社会得以更好地蕃衍和发展,这是生命体的生命机制最基本的显露,它是必要的.但这一情况也带来了另一方面的问题,即这些思想家们,尤其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大师们,对于宇宙的形成和构造很少做哲学的抽象思辩,缺乏本体论的论述,正所谓“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由于这个原因和其他的条件,我国古代就没有含本体论成体系的文学理论著作.到了魏晋南北朝,以王弼为代表的玄学,如异军突起,应运而生,它使“我国学术由此而发生重大的变化,……给与过去学术思想一个新的组合,或构成了某种新的联系使魏晋时代的思想表现特殊的精神.”生活在南朝齐梁时代的刘勰,深受玄学的影响,并以玄学的本体论指导《文心雕龙》的创作,构建它的理论框架. 魏晋玄学具有很强的抽象思辩能力,是我国哲学史上一个里程碑.它融合儒道,论述的中心是“本末有无”的问题.“本”就是“无”,就是“体”,就是老子所说的“道”或“一”;“末”就是“有”,就是“用”,就是现实存在的一切.就玄学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看,曾形成不同的派别,如有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贵天派”,有向秀、郭象为代表的本末不二派,有裴頠等的“崇有派”等等.给予刘勰影响最大的是王弼的理论.王弼哲学本体论是从《老子》借来的,但有改造.老子主张“举本息末”(王弼《老子指略》:“《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一言而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而王弼则偏于“举本统末”(王弼《论语释疑·阳货》释“予欲无言”:“予欲无言,盖欲明本,举本统末,而示物于极者也.”).前者把本末分为二,后者认为二者不可分:末为本运化而生,因而明本(即体无)必须研末(即察有). 下面就王弼玄学本体论对《文心雕龙》的影响谈几点粗浅看法.     

王弼“以无为用”论辨析

王弼在中国哲学体用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在继承老子以来的体用思想基础上把传统的体用思想推向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在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体用"范畴,但我们不能因此低估王弼体用思想所取得的成就。一"以无为用"是王弼体用思想的核心命题。先看《老子》（十一章）："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王弼的注是这样的："毂所以能统三十辐者,无也。以其无能受物之故,故能以寡统众也。本、埴、壁所以成三者,而…     

对“沉沦”的关切——浅论王弼与海德格尔之“无”

王弼与海德格尔这两个遥不相及的大哲学家，却都对“无”有着特殊的体悟。本文通过他们对“沉沦”的关切，来分析王弼与海氏“无”思想的契合之处以及“无”为他们所带来的超越与自由。     

海德格尔1928年夏季学期讲座中的自由观念探析

在海德格尔1928年夏季学期的讲座《从莱布尼兹出发的逻辑学的形而上学始基》中,“自由”成了核心关注之一,对于他整个思想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这个讲座从自由与命运、必然性、合法则性、约束之间的内在统一关系出发来理解自由,把自由规定为超越性和成为根据的根据,用它来统一作为“元存在论”(即作为逻辑学之形而上学始基)的哲学和《存在与时间》中的基础存在论,并试图从作为绽出统一性的时间性来解释这种自由的源起。这样的自由观念一方面与《存在与时间》一脉相承,另一方面表现出了重要的差别,成为海德格尔突破《存在与时间》之困境的一条新路,从而与其思想的“转折”有着根本性的关联。也正因此,这个讲座中的自由观念一方面更彻底地突破了西方传统,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其“过渡”性质。     

阿多诺对“概念帝国主义”的抨击及其存在论视域

置于 2 0世纪哲学基础的背景 ,阿多诺对“概念帝国主义”所进行的批判 ,在消除哲学的理论态度、摆脱其知识论 (或范畴论 )路向方面 ,取得了颇具卓识的进展。这一批判立足于“否定的辩证法” ,力图以“非同一性”揭破“同一哲学”乃至整个哲学形而上学传统的虚妄性。但是 ,阿多诺的这一批判在积极地贡献于当代哲学与文化的同时 ,其存在论视域仍然是有相当局限的 :由于阿多诺把辩证法的本源意义揭示为“始终如一的对非同一性的意识” ,并且宣称它“不是立场” ,从而匆匆越过了它的存在论根基问题。正因为阿多诺缺少惟有存在论根基处方能提示出来的真实路径 ,所以尽管他意识到并多方指认“意识的内在性”之为概念帝国主义的核心 ,但却始终未予真正地洞穿并使之彻底瓦解。这个要害之点至少可以部分地说明 ,阿多诺在哲学—文化批判方面的卓越成就何以最终只能作为一些闪光的片断而落入黑格尔哲学的巨大身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