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商誉

商誉是信息不对称的现实中,为克服"市场失灵"而对信用追求与践行的结果.商誉可以定义为一种既得的"关系"利益,一种能获取未来经济利益的社会资本.商誉是极为特殊的知识产权,在性质、专有性、时空性等方面具有较为独特的品格.商誉与识别性标识是意义与符号的关系,两者的整合导致了制度规则的突破.     

试论企业核心能力与商誉的关系

本文以企业能力理论中的“核心能力论”为理论基础,探讨了企业核心能力与商誉之间的关系,认为企业核心能力是商誉的本质,商誉实际上是企业核心能力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外购商誉的会计处理,应根据其是否包含被并购企业核心能力以及并购后被并购企业核心能力的变化情况来决定。     

商誉权的法律属性刍议

商誉是对商事主体的社会评价，人格性是其本质属性。由于商事主体的营利性，商誉亦具有浓厚的财产性。基于此，商誉权是一种以人格权为基础，兼具人格权、财产权双重属性的商事主体人格权，即商事主体所享有的、用以维护其人格中的包含经济利益内涵、能够进行商业利用的商事人格利益的权利。     

论我国商誉保护法律制度的完善

本文对商誉、商誉权的法律属性做了分析研究,认为,商誉是一种无形财产,由此所生之商誉权为无形财产权,它有别于传统的知识产权;通过对我国目前有关商誉保护的立法,特别是《民法通则》、《反不正当竞争法》、《刑法》等有关法律规定不足的分析,就我国商誉保护法律制度的完善提出设想:改我国对商誉的间接保护方式为直接保护方式,建立并形成商誉保护较为完整的法律网络体系。     

商誉减值遮掩了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吗?

基于有限注意力理论研究了商誉减值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发现,商誉减值的“眼球效应”吸引了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的有限注意力,从而弱化了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监督,即商誉减值遮掩了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并且这种遮掩效应只存在于在非“四大”审计的企业之中。进一步检验了商誉减值遮掩盈余管理的经济后果发现,一方面,企业计提商誉减值遮掩盈余管理行为提升了审计业务的复杂性,导致注册会计师要求更高的审计费用;另一方面,计提巨额商誉减值集中地剥离了价值毁损型并购的不利影响,通过向下盈余管理储备利润,在一定程度上美化了未来的经营绩效。     

关于负商誉的几点认识

商誉是现代企业一种重要的无形资产,其在企业全部资产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不断加强,越来越为企业内外部关系人所瞩目。但由于商誉所具有的特殊性质———它是所谓“最无形”的无形资产,其会计处理至今仍是会计理论与实务中的一大难题。笔者就商誉中“负商誉”的存在、计量和会计处理方法问题提出几点认识。     

当代西方经济社会学信任研究的新视野——科尔曼关于信任的研究

当代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家科尔曼独辟蹊径,对“信任”问题展开一种“综合研究”。他认为,交易中的信任行为虽是一种风险行为,但却是一种有目的的理性行为,其目的是获得利益的最大化,因而应“给予信任”。信任还是一种特定的社会资本形式,它基本上是无形的,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它具有不可让渡性、互惠性、可再生性和公共产品性。     

中西方法律文化中的利益观(权利观)比较研究

权利和义务是法律的基本范畴,任何法律离开了权利与义务的规定就不成为法律。权利即利益,“人们奋斗所追求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人们对利益的追求,“是一切创造性活动的源泉和动力”。尽管如此,法律类型的形成又是文化选择的结果,按孟德斯鸠的说法,法律应该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和寒、热、温的气候有关系;和土地的质量,形势与面积有关系;和农、猎、牧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工有关系。法律应该和政制所能容忍的自由程度有关系;和居民的宗教、性癖、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最后,法律与法律之间也有关系,法…     

遗骸犯罪客体要件:危机与重塑

遗骸犯罪的客体要件为影响社会秩序“良风美俗”是理论与实务界几乎不受质疑的“共识”。然而,如此“共识”却引发诸如扭曲犯罪对象与客体关系,不当罚行为“乘虚入罪”,破坏法秩序统一状态等深刻危机。从遗骸的法律性质以及法秩序统一状态出发,本罪的客体要件应当厘定为属于公民人身权利范畴的亲属人格利益。基于客体要件的重新厘定及实质的刑法解释立场,本罪犯罪对象应涵盖全部寄托亲属人格利益的遗骸形态,实行行为应囊括侵害关于遗骸人格利益的基本类型,犯罪成立应当以显著侵害人格利益为前提。遗骸犯罪的反伦理性与对社会秩序的侵犯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应当除魅社会秩序认定中的伦理因素,精准把握行为的反伦理性与妨害社会秩序之间的本质界限,从根源上清算刑法中的“法律伦理主义”残余。     

浅析商誉权

商誉权作为商誉主体的一项重要民事权利,它属于知识产权。商誉权作为知识产权,具有客体非物质性的本质特征。制定《民法典》时,应在知识产权章节中,增加商誉权保护的内容。     

绿色信贷业务的利益分析及制度完善

绿色信贷业务涉及贷款人、借款人和监管者这三种直接的利益主体。在绿色信贷业务中,各利益主体的利益追求与商业银行环境风险管理、可持续金融及企业社会责任的目标取向存在共生共荣的关系。作为绿色信贷实行的桥梁,环境信息公开和共享情况直接影响绿色信贷的执行效果。建立“绿色银行”评价机制,鼓励银行开发针对中小企业的绿色金融产品,是完善我国绿色信贷制度有效的利益“抓手”。     

转型期地方政府与利益集团的利益博弈关系探析

转型期的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团，在“经济人”假设中总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权力的稀缺性和利益性，利益集团追逐利益的本性，使地方政府与利益集团天生就构成一种联盟关系。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团三者博弈关系中，中央政府在政策贯彻的执行力度上的强硬程度，影响着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团联盟关系的“牢固”与否。地方政府与利益集团并非是天然的联盟关系，地方政府往往占据主动权，在不同因素作用下两者之间的博弈关系，是一种脆弱的、缺乏稳定的关系。     

对负商誉的再认识

本文在认识负商誉存在的客观必然性的基础上 ,通过对目前负商誉的三种观点的评价。提出了负商誉只有在吸收合并情况下产生 ,而且负商誉的实质应分别从主并企业和被并企业的角度来认识。对于被并企业来说 ,负商誉是被并企业支付给主并企业的一种价值补偿 ;而对于主并企业来说 ,负商誉是主并企业在投资过程中的“风险收益”或“购货折扣”的一部分 ,或者是主并企业的“股票溢价”中的一部分。     

商誉本质:优势交易机会和交易条件论——基于商誉与商誉载体的区分

商誉只有置于交易中,才能够理解其本质.顾客对经营者的经营要素的评价生成经营者名誉,经营者的好名誉产生商誉即优势交易机会和交易条件,商誉与商誉载体得以区分.商誉载体有层级性,经营者名誉是商誉的抽象载体;经营要素是商誉的具体载体,且有形式载体和来源载体之分.侵害经营要素可能共存必须区分的多种性质侵权,害及经营要素名誉且导致交易机会或条件不利益的,才构成侵害商誉.     

论和谐社会利益关系的法律调整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利益关系妥善协调是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利益关系的法律调整是国家通过法律规范的制定和实施，确认、权衡各种利益并以此为依据解决利益冲突，从而实现利益关系的妥善协调。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利益关系的法律调整应当坚持权利本位、统筹兼顾和利益分享，遵循明晰化和谦抑性原则。     

法律方法视角下新兴权利的司法困境类型与应对

新兴权利是指那些具有一定法理正当性或现实共识基础但缺乏直接明确法律依据的新兴利益形态及其诉求。基于类型化思维,新兴利益诉求向新兴权利转化的司法过程可分为“权利确认”“权利定型”“权利论证”等三个存在逻辑递进关系的环节。新兴权利司法困境的应对与法律方法的运用存在密切关联,法律方法运用不当会对新兴权利类案件的裁判实践造成诸多消极影响。完善法律发现、利益衡量、法律解释、法律修辞与法律论证等法律方法的运用,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司法在促进新兴权利法治化进程中的价值和功用。     

论商业秘密的价值性要件

［摘要］在我国的法律文本和判决中，对商业秘密的价值性要件有着不同表达。法律文本中的价值性经历了从“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实用性”到单一的“具有商业价值”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实用性是否属于与价值性相独立的构成要件，一直存在反复。竞争优势作为表彰价值性的一种状态，经历了等同于价值性到作为判断价值性之有无的标准的过程。在各级法院的判决中，价值性有着不同的法律意义。近年来，法院逐渐将价值性和实用性融合，竞争优势逐渐成为证明价值性的一种依据。商业秘密是高科技企业的重要竞争工具，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调整，同时商业秘密也是重要的财产。这两种不同的价值立场，直接影响价值性要件的法律意义。     

良法价值构造论

“依法治国”的实质是“依良法治国” ,良法价值构造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与急需解决的现实课题。从法律价值的理论视角来看 ,法律的优越品性与功能是良法价值构造的客观依据 ,法主体的利益需要是良法价值构造的主观动因 ,而法律的创制活动则是良法价值构造的现实途径。确立一种合理的立法体制、正当的立法程序与有效的立法监督机制是保证“立法”之“法”为“良法”的制度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对普遍交往关系的创造性重塑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普遍交往形式与秩序的一种美好追求和向往。马克思站在生产实践的维度强调“工业的历史”与“交换的历史”的联结交互,突出生产劳动在社会交往中的基础性地位。资本全球化在扩展生产领域的基础上建立起人类之间的普遍交往,但资本逻辑主导下主体成员追求的只是自身利益,使得共同利益沦为一种特殊的“普遍利益”,并导致交往关系的普遍异化。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理想性普遍交往的形式与秩序,在与交往关系的互动呈现中构设出交往主体的实际感知、交往内容的差异互补以及交往主旨的价值共生,实现了对普遍交往关系的创造性重塑。     

对商誉本质的重新认识

长期以来,商誉一直是个国际会计难题.基于实务处理的需要,现行商誉会计理论存在很大的误区,以至于偏离了商誉的本质.随着近年来国际并购浪潮的进一步掀起,商誉问题的影响范围及程度越来越广.通过对商誉的来源、构成要素及其特征的分析,我们认为,现行商誉会计理论存在的误区主要表现为:一是混淆商誉与外购商誉的概念;二是划分外购商誉和自创商誉有缺陷;三是忽略"超额盈利能力"的"超额"涵义.对此,我们重新认识的商誉本质应当是具有有价值性、稀缺性、不完全可模仿性和不完全可替代性的特殊优异的无形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