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翻译不再局限于文字层面上的静态转换,而要考虑到语境、历史和文化等动态因素。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创造性叛逆是不可避免的。主要阐述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接受语读者及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并且提出在翻译文学作品时采用创造性叛逆的技巧,如虚实互化,增减达意。     

《水浒传》三个英译本的比较研究——兼谈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本文以《水浒传》三个英译本的比较研究为主要例证,将三位译者纳入整个动态翻译过程中,从语言层面、风格层面和文化层面分析、探讨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的客观存在、表现及其文化意义,并指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能反映出译者的美学素质、文学修养、翻译主张及其文化底蕴。然而,译者“创造性叛逆”的发挥要受特定的翻译目的、译语读者的美学规范、译语文化中的文学规范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并在译文中有所体现。     

“忠实”与“叛逆”——以葛浩文《生死疲劳》英译本为例

在文学翻译界“忠实”与“背叛”一直是一个争议性的话题，直到“创造性叛逆”概念的产生，较为有效地解决了这个纷争。“创造性叛逆”把人们的视角引向对“文化”的关注。《生死疲劳》是莫言的代表作之一。美国翻译家葛浩文的英译本使得该作品在英语世界里广泛传播。文章以“创造性叛逆”的视角，选取《生死疲劳》英译本中典型的例子，从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和语言文化等五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阐释因“文化隔阂”而产生的“忠实”和“创造性叛逆”现象及其所用的翻译手法，旨在揭示其文化价值，为文学翻译提供参考。     

从《瓦尔登湖》徐迟和戴欢译本看译者创造性叛逆

由于汉英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处理,即"创造性叛逆"不可避免,"创造性叛逆"是译者为了接近和再现原作在翻译时所做的主观努力,并且为了达到主观愿望而对原作的客观背离。《瓦尔登湖》徐迟和戴欢译本的创造性叛逆体现在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通过对两译本的剖析,从而对译者创造性叛逆有更深入的理解。     

“创造性叛逆”:莫言《生死疲劳》英译特点及启示

中国当代小说家莫言作品在海外得以传播，并于20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其译者功不可没。选取受西方读者欢迎的《生死疲劳》英译本为个案研究对象，探究莫言“御用”英译者葛浩文的个性化翻译。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叛逆，文学作品被引入一个新的接受环境而导致了“叛逆”，翻译的“创造性”赋予了作品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使得原作跨越国界得以传播。个性化翻译是创造性叛逆的一种表现形式，通过研究《生死疲劳》英译本中的个性化翻译，包括对原作的背叛、删减等，指出该英译本的英译特点和风格，并非有悖于传统的“忠实”原则，而是一种深度忠实，是现阶段中国与西方国家文化接受不平衡这一形势下的必然选择。     

从伽达默尔的合法偏见论看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西方哲学诠释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伽达默尔提出了以合法偏见论为基础的哲学诠释学体系。他认为,是“合法的偏见”构成了理解的历史性因素,而理解的历史性和文本意义的开放性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创造性翻译。埃斯卡皮更是明确提出,翻译就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好的文学翻译确实也应该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在翻译过程中,创造性叛逆表现为翻译主体在某种明确的再创作动机的偏见驱使下的创造性行为,表现在对原作的能动的转述和转换。当然,由于受源语和目的语中语言文化规范的双重制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并非是没有限度和范围的,而应是通过译者与文本之间的不断对话,使个人视界与历史视界达到最大程度的融合。     

儿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赵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研究

回顾了“创造性叛逆”概念的提出，以及创造性叛逆所引起的争议，在创造性叛逆的四个规定性特征基础上，总结了其它两个特征，即主体性与完整性。对于创造性叛逆的研究属于解释性研究，儿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是由儿童文学的娱乐性、艺术性和审美追求决定的，最后得出结论——儿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是为了更好地忠实于原文。     

“另类的忠实”——论女性主义翻译的创造性叛逆

“忠实”和“叛逆”似乎构成了翻译的两个极端。在女性主义翻译实践中,女性主义译者通过一种与“性别政治”息息相关的“写作方案”来演绎一种“另类的忠实”,强调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叛逆,传统翻译标准的“忠实”受到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冲击,女性主义翻译为“忠实”这一重要而且最为基础的翻译标准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创造性叛逆”与文学作品的第二次生命——基于《生死场》葛浩文译本的分析

优秀的文学作品译作离不开“创造性叛逆”。文章以中国现当代文学首席翻译家葛浩文的《生死场》译作为例,通过对葛浩文在进行“创造性叛逆”翻译时采用的“异化归化”“增补明言与删减”“结构重组”“语气转换”等策略与方法的分析,说明“创造性叛逆”对于搞好文学翻译、赋予文学作品第二次生命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与价值。     

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实为深度的“忠实”

传统翻译理论重视对原作的忠实,但在文学翻译实践中由于文化差异、译者因素、时代要求的原因,译作难免对原作产生"偏离"、"背叛",因此,创造性叛逆不可避免,在文学翻译中也屡见不鲜,经常可见译者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创造性叛逆。创造表明了译者以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叛逆体现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成这一主观愿望而形成的一种译作。本文从语言、文化的差异和读者期待层面简要探讨创造性叛逆的必然性,而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要受到原文、原语及目的语和文化语境等制约因素的限制。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在充分发挥主体性因素的同时把握创造性叛逆的限度,以便在最大范围内达到翻译目的并取得良好的文学、文化及社会效应。     

英语、汉语、朝鲜语、日语宾语的对比

对比英语、汉语、朝鲜语、日语四种语言的宾语,人们会发现它们存在很多异同。而这些异同点会为外语教学、翻译及第二语言习得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文学意义的消解与重建

在商品化和信息化的时代大潮冲击下 ,文学面临着意义的流失与消解。文学的这种现状是与整个人类文化的困境紧密相关的 ,是人类发展特殊阶段上的必然产物。中国当代文学应致力于意义的探寻与重建 ,这表现为在对现实的清醒认识的基础上对理想的重新肯定 ,对现实中的物欲的批判性把握 ,以及对人类生存意义的重新认识。     

从原型角度看《远大前程》中的郝维仙小姐

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的原型理论有四个重要方面：人格面具（persona）、阴影（shadow）、阿妮玛（anima）和阿妮姆斯（animus）、自性（self）。从以上四个方面来挖掘和分析《远大前程》中的郝维仙这一悲剧女性形象具有重要的意义，她的悲剧有着其自身的人格面具、阴影、阿妮玛和阿妮姆斯、自性等心理因素。     

从美语、英语差异看美语固有的活力

主要论述了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在语法运用、单词拼写和遣词造句等方面存在的差异。这些差异充分体现了当代美语既保持英语传统又从传统中革新的特点。并从这些差异的分析上进一步论述美国英语由于科技文化的发展 ,语言由繁趋简、活泼生动、富有表现力     

On the Principle wit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n the Lead

Ｏｎ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ｗｉｔｈ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Ｌｅａｄ￥ＬｕＤｏｎｇ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ｄｅａｌｓｗｉｔｈｗｈａｔ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ｗｉｔｈ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ｉｎ...     

圣西门的实业思想与法国近代的工业化

圣西门的思想以实业理论而著称,这一理论认为近代社会是实业社会,以实业活动为基础,以创造财富、造福人类为目的;为此必须努力发展近代工商业,实现工业化;圣西门还就发展法国新型的金融业和改进农业经营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圣西门的实业思想和工业化主张成了第二帝国时代工业化的主导思想,对法国近代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本然的和谐

科学创造文明 ,也使世界受到损害。当代人的生存被合法地虚无掉了 ,这种合法化的生存危机只有通过艺术的“解合法化”才能克服。艺术是人类感情的全音阶 ,能够使人意识到生命的真实存在。人与世界的和谐 ,是自然而然地拥有的。只是由于人的不断超越 ,这种本然的和谐被遗忘掉了。艺术能够引导人们回归人与自然本原的和谐状态     

绿色城市背景下如何实现景观的人本表达

我国城市建设发展迅速,对城市景观小品需求增大。速生的景观小品设计质量参差不齐,即使是设计质量较高的景观小品也因奢华而与绿色环保的时代要求相去甚远。景观设计将野草文化、就地取材纳入设计理念中,可以实现在绿色城市背景下景观的人本表达。     

《拉格泰姆时代》:向历史意义的回归

美国后现代小说家多克特罗的小说《拉格泰姆时代》,以历史事实与虚构故事相互交织,构筑了一个历史人物与虚构人物的共同世界;使文学政治化,政治历史化。它表现了历史人物和虚构人物都被无法控制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所异化的命运,也讲述了一段作为拉格泰姆音乐撰写的历史,从而构成了一部节奏明快的新历史主义小说文本。     

先验还原与现象学的世界问题

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从怀疑论所揭示的自然认识的超越之谜入思,遵循直观明见性的原则,以向原初的经验视域回溯的最终奠基观念为引导,论证了先验还原的必然性。借此,通过先验还原的具体实行,开启了先验经验的研究领域。最终,在经验的视域结构的揭示中,凸显出现象学的世界问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