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近年来，一些国家主张“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但是，这些国家并未明确“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所指“规则”系指“国际法”并据此阐述其关于国际秩序的规则观。事实上，这些国家实施的一系列法律实践表明，其很大程度上追求的是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区域国际法凌驾于普遍国际法以及将国际法泛政治化的规则观。这种规则观损害了国际法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违背了完善全球治理和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时代要求。为纠正这些国家经由主张“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追求的规则观，中国主张“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体现的规则观是，确认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和核心的国际法是调整国际关系的权威规则体系，同时不排除不违反国际法的其他规则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与国际法:继承、批判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走过了光辉的历程、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在国际关系与国际法中,不仅包括批判和否定非正义的国际法制度、废除不平等条约、争取国家平等地位的伟大斗争,继承和维护公认的国际法原则规则,以正义战争制止非正义战争,推进中国依照《联合国宪章》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的光辉实践;也包括促进和发展适合新型国际关系需要的国际法原则规则,推进中国最先提出、长期倡导和一贯遵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一带一路"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遵行和发展国际法的光辉事业.这些努力已经并将继续对中国人民的生存和发展、对人类进步事业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当代中国国际法基本理论研究的加强与创新——国际法哲学的本体研究

当代中国的国际法基本理论研究需要、也能够得到加强并实现创新。为此,本体哲学思想可以被引入国际法哲学研究中。目前,在中国法哲学领域内对本体概念的使用,主要包括三种情况：第一种是直观性地借用,另一种是解释性借用,最后一种则是引用旧有的哲学的本体观。国际法的本体,是关于国际法本质的抽象存在,是一切关于国际法的现象与意识的来源。国际法本体论,是关于国际法本体的理论,是国际法法哲学的最基本组成部分,其只回答“国际法是什么”、“国际法的基本架构如何”以及“国际法如何作用于国际关系”等最为本质的问题。在国际法哲学研究中引入本体与本体论概念,可以凸显构建国际法理论的两大基本元素。将国际法本质问题与非本质问题的研究区分开来,能够更好地透过国际关系现象把握国际法的本质,更好地促进国际问题的解决与国际法的良性发展。     

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在习惯国际法上的地位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在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法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是否已发展成为习惯国际法,对于探讨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和朝鲜四个非缔约国的核问题有重要意义。由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是习惯国际法的编纂,因此判断条约在习惯国际法上的地位,包含条约是否具备成为习惯国际法的条件和是否已成为习惯国际法两个层面,即条约规则是否具备"规则创立性",以及是否符合习惯国际法的两个构成要件。依此两标准分析,条约中的和平利用核能已发展成为习惯国际法,但由于条约本身的契约性和属于军控与裁军领域的特殊性,不扩散仍然只是形成中的习惯国际法,而核裁军成为习惯国际法则遥遥无期,二者仍然需要国际社会在"通例"和"法律确念"两个方面进一步形成共识。     

不平等条约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之一——条约概念与近代中国的实践

研究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有两个基础性概念需要厘清,即“条约”与“不平等”。只有清楚什么样的涉外文件属于条约,什么样的条约属于不平等条约,我们才有可能搞清近代中国究竟订立了多少个不平等条约。相对于“不平等概念”而言,“条约概念”是基础的基础,对不平等研究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学者们亦已注意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并在自己的研究中尝试引入国际法中有关条约概念的解释。但遗憾的是,仅限于对国际法中“条约”概念的简单引用。②在研究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的过程中,面对各种复杂情形,如何运用条约概念对外交文件进行厘定,进而确定什么样的文件属于条约,是一个艰巨的任务。③     

国际法观念与中国法的近代转型

清末立法改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为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有意识的向西法靠近，并与西方的国际法接轨，无疑是中国法近代转型的一个主要因素。因是之故，阐述这段历史，对于认识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关系，探寻中国国际法的理念和整个法文化走向，肯定是有些益助的。中国传统的文化品格以及中国所处的世界秩序都无法从我们自己的传统里产生出近代国际法观念。［１］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和文化的统一体，至少可以追溯到周朝。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确立起了一种帝国体制。帝国首先是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它是“无所不包、不可分割的，在世界上无…     

论国际法渊源的内涵和外延

国际法的渊源是指在国际法表现形式的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资源。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是国际法的形式,而国际法的渊源主要表现为一般法律原则、司法判例、各国权威最高之公法学家学说、公允及善良原则、国际组织的非拘束性决议或规则、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政府间国际会议制定的非拘束性决议或规则。     

国际法与国际政治

国际政治主要是各个国家对其他国家交往过程中的联系、活动及政策的总称,是国际关系中最活跃的一种关系;而国际法是调整这种国际关系所形成的制度、法规及习惯的总称。自二者产生以来,就对国际社会的发展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如何理解好国际政治与国际法,对于了解世界发展趋势以及建立国际新秩序有重大的意义     

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国际法治战略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国际法治战略的形成,不仅指明了国际法已经从其诞生之初的共存国际法经由合作国际法的逐渐发展愈来愈指向基于共进国际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宣示了新时代中国厉行依宪治国的法治使命及其对当代国际法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新涵义。因此,在实在国际法意义上,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不断载入有关国际法律规范文件和国际条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国际法治战略不但体现了新时代中国与人类法治文明进程的相向而行,也展现了中国自古以来对人类社会谋大同所抱持的“胸怀天下”情怀和新的更大的贡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国际法治战略的主要内容应包括：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统筹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实现国际法体系现代化;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法治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法治创新实践;加强国际法研究和运用,实现中国从国际法规则的参与者到引领者的角色转变。     

论跨国公司的国际法主体资格

跨国公司在国际法上的地位问题是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壮大及其在国际社会和国际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日愈重要而被提出的.跨国公司的国际法主体资格在国际法学界一直存在较大争议.传统国际法一直否认跨国公司的国际法主体资格,但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很多国际法学者开始倾向于承认跨国公司的国际法主体资格.     

国际法的历史解读——评《国际法史论》

在宏观上,《国际法史论》从具体国际法史实分析到理论学说述评层层深入地展现了一幅国际法史的全景图;在微观上,它通过三条线索,尤其是通过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史的交叉研究,以国际法律文件为中心和国际事件为中心,展示了国际法是如何在历史现实中运作并发展演变的.由此也可见国际法史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国际软法在国际法律秩序中的作用

国际软法本身虽然不具有直接法律约束力,但是在规范国际关系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能够产生一定法律效果。国际软法的兴起不仅与国际社会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有关,也与传统国际立法模式无法有效适应变动的国际社会有直接关系,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之结果。国际软法的兴起是全球治理时代在各个“权威领域”追求“规则体系”的反映。     

对国家利益的国际法思考

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最高准则。国家利益是指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的一切物质和精神需要的东西,内涵丰富。国际法是各国国家利益冲突和协调的结果,也是通过原则、规则、制度等形式,通过法律的拘束力对国家关系和国家利益进行调整的规范。国家利益的表达和实现方式具有多样性,在国际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强化的国际形势和国际格局下,充分运用国际法规则妥善处理矛盾和冲突,趋利避害,是实现和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和有效途径。     

全球化与国际法的人本主义转向

国际法存在着以国家为主体、以国家利益为本位的传统。但是,由于20世纪以后出现的经济大规模跨国交往、国际危机与问题以及人权国际体制所带来的全球化趋势,国际法正在从“国本主义”走向“人本主义”。当前的国际法不仅已经出现了大量的人本主义规范,而且逐渐在整体上以人类利益和可持续发展作为价值取向。国际法的人本主义是实现国际法治的重要前提之一。     

WTO争端解决中"有关国际法规则"的一个解释工具

在WTO争端解决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不能脱离其他国际法而解释和适用WTO协定的规定,而避免"临床隔离"解释WTO协定的一个有效的方法是借助<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c)条.与争端有关的非WTO国际法规则可作为解释WTO义务的工具,在争端解决中考虑有关国际法规则的目的是解释WTO协定的规定,而不是要适用或执行这些国际法规则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不过,这些可考虑的与争端有关的国际法规则应符合"适用于当事国间关系"的要求.使用有关国际法规则解释WTO义务也可能需要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审查非WTO国际法规则,以确定它们是否与争端有关.由于缺乏具体的指导,确定什么样的规则由"有关的"需要逐案确定.     

在宗藩体制与国际公法之间:晚清中朝秩序的重新建构

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中朝关系在宗藩体制与国际公法双重秩序下演进。清政府开始在中朝宗藩关系中策略性地引入国际法:既以条约不可违犯的国际法规范遏制日本对朝鲜的野心,又利用某些自然天成的自然法学说来强化宗藩秩序的天然理性。尽管宗藩观念与国际公法在属国、主权等问题上存在分歧,清政府却对国际法有意误读与取舍,实现宗藩关系的自适性调整,主要体现于:运用国际法的均势理论建构朝鲜半岛国际均势;通过通商条约和贸易章程塑造朝鲜二元国际身份;按属国体制建立朝鲜近代驻外使臣制度。总体而言,宗藩体制引入国际法,以维护中国宗主国身份和朝鲜附属国地位为依归;宗藩关系对国际法的利用具有极强的功利性,屡屡在国际法的支援下实现因应调适。宗藩体制与国际法的繁杂关系,展现了晚清中国面对西方国际关系冲击的本土立场和向近代外交转型的内在动力。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及国际条约在中国国内法中的适用

本文通过对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这一颇有争议的问题的理论和实际两方面的分析 ,指出不能简单地把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中的一元论和二元论与实践中的自动纳入和个别转化方式一一对应起来 ;并结合中国的实践对国际条约在中国法中的适用作了详细的论述 ,最后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提出了几点建议和思考     

国际法的话语价值

国际法不仅是一套规则体系,同时也是一套话语体系。国际法话语作为人们日常评价国家行为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的标准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重视国际法的话语价值,就应该接受国际法话语,在适当场合下重述国际法话语,在条件成熟时创建国际法话语。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大国,中国应注重通过国际法话语的创新来引导国际法律制度的演进。     

国际法基本范畴的再认识——基于系统论的反思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现有国际法体系及其运行模式已难以有效应对全球治理的现实需求,国际法基本范畴的理论内涵和实践逻辑亦面临时代性挑战。全球治理和国际法治体系化变革的内在要求和客观规律,为系统论在国际法学语境下的适用奠定了基础,国际法的关联论、主体论、本体论和价值论等基本范畴在系统论的分析框架下得以重新阐释和建构。随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的传统国际社会基础日趋瓦解,基于国家中心主义的国际法范式无法在效力范围、价值取向和制度基础层面实现国际法理论系统化和实效化。作为规范主体行为的规则体系,国际法自身的效力层级以及其与国内法的复杂动态关系,也揭示了系统化的效力体系在国际法本体适用中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而基于系统发展的目的性,国际法价值体系的急速变迁而导致的动态失衡亟须通过系统化重构予以缓解。鉴于国际法与国内法尤其是具有影响力的大国国内法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中国应当以负责任的大国角色发挥主导作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内法域外适用体系与方法,进而为全人类的和平发展贡献力量。     

宪政的国际法:全球治理的宪政转向

全球宪政纠正了国内宪法体系因全球化而日益增长的缺陷,也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合法化的契机。全球治理和全球宪政的依托和互动,催生了对国际法宪法化趋势和宪政理论的探讨。传统国际法缺乏与制宪权理论相称的法理,无法完全论证国际法在正当性意义上的合法性。现代国际法出现了共存、合作与宪政的国际法三者具有内容的递进性和时间的共时性的发展,宪政的国际法成为国际法三分结构的最新分支。当代国际法的宪政转向,在实践中表现为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人本化、法治化和民主化。与此同时,全球宪法化的过程是有条件的并存在路径依赖,国际法的宪政仍然存在诸多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