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大随求陀罗尼》经——与叶瑞宝同志商榷

《苏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二期发表了叶瑞宝同志《瑞光塔发现成平本<大随求陀罗尼>经刻印地区的探讨》(以下简称“叶文”)一文,对许鸣岐同志《瑞光寺塔古经纸的研究》(《文物》1979年第十一期,以下简称“许文”)提出异议,认为《许文》提到刻印该经纸属当时杭州盛产的皮料纸,应属当地所产,肯定此经是“杭州刻印”的说法不确切,从而历举若干理由,认为可能是“苏州所刻”。我作为这份北宋刻经的参观者之一,对此发生很大兴趣。苏州在当时是否刻印过佛经,根据各种历史材料的推测,理所当然地不应该排斥这个可能。但就这份经咒来说,根据《叶文》所提供的论证,不无可疑。略抒愚见,愿与作者商榷。《叶文》第一条理由是,苏州知州张去华偕同长洲、吴县大小官员共十九人为消灾祈福刻印此经,认为“这么多的官绅,只刻一张经,不在百工云集的苏州刻印,而要拿到杭州去刻印,有什么必要呢?”这和下面所提第四条理由“当然可以写好底稿,拿到杭州去刻,但可能性不大”互相呼应。我认为杭州刻印事业,在宋代已相当发达,这一点,历来版本学家几乎异口同声都作过定论,流传的宋版书也较多,而且距咸平前不久,吴越国主钱俶(929～988)     

略谈山东刻书及其在文化史上的作用

从我国版刻史来考察,刻书不外分官刻、家刻、坊制三种。官刻、家刻,始于五代,坊刻的时间更早。现在流传下来的刻印最早的唐咸通九年(868)卷子本《金刚经》和在四川成都卞家刻印的梵文《陀罗尼经咒》,前者是佛寺僧人所刻,后者可能是家刻或坊刻。五代刻本流传下来的只     

论北宋朝廷对七经疏义的整理

七经指《周礼》、《仪礼》、《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孝经》、《论语》、《尔雅》而言。北宋太宗、真宗时期对七经疏义的整理,不仅是宋廷提倡儒学的一项重大措施,而且是统一、熔铸儒学的一项重大措施,值得加以论述。 此事肇端于太宗至道二年(996)李至之建议,完成於真宗咸平四年(1001)邢昺之表上,首尾共历时六年。其简单经过,散见於《长编》卷49“咸平四年九月丁亥”,《玉海》卷41《咸平论语正义》、《咸平孝经论语正义》、卷43《咸平校定七经疏义》;《宋史》卷266《李至传》,卷282《李维传》,卷431《邢昺传》等;而以《李至传》及《玉海》各条所记为简明详备。     

鉴真和尚与世界最早的印刷品

世界现存的最早印刷品,东西方学者一致认为,是公元770年日本印刷的《陀罗尼经咒》刻本。现在日本大和省奈良市法隆寺还保藏着许多原刻本,英国博物馆藏有三纸,东德来比锡博物馆藏有一纸,成为世界印刷史上极其珍贵的文物。不久前,我国四川成都唐墓中也出土印本《陀罗尼经咒》一方,约一尺见方,中刻佛象一尊,环绕佛象刊印梵语经文,四边印各种小佛象。日本佛教系由中国传入。我国是世界印刷术发明最早的国家(创始于公元600年左右)。这种作为佛教印刷品在日本出现,是中国印刷术在日本的最早的引入。既然日本的印刷品是中国印刷术的引入,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中国印刷     

《桃花扇》版刻源流考论

《桃花扇》问世之初,主要以抄本形式广泛流传。康熙间介安堂刻本是《桃花扇》现存刊刻年代最早的刻本,也是其后所有刻本的祖本,刻印精良。《古本戏曲丛刊》和《续修四库全书》所收录的《桃花扇》的底本,是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康熙间两函八册本,但该本存在很多缺陷和错误。《桃花扇》最晚近的刻本是刘世珩(1874-1926)在清末民初主持、组织刻印的暖红室《汇刻传剧》本,并先后进行了多次校刻。     

薛冈《天爵堂笔余》记《金瓶梅》事新考

薛冈《天爵堂笔余·卷二》有一则记载《金瓶梅》早期抄本流传和刻本问世的重要资料,以往诸家所考均有未逮未确之处。经深入考索,得出了更加切实的结论:薛冈在京看到文在兹见示《金瓶梅》抄本的时间应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七月至三十年(1602年)九月之间;包士瞻是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春就任德州判官路经苏州时购得《金瓶梅》刻本的,这也是《金瓶梅》刊刻面世的下限;包士瞻、薛冈所见《金瓶梅》刻本应为现存的《新刻金瓶梅词话》刻本。     

李贽评点的《水浒传》版本辨析

标明为明人李贽评点的《水浒传》,至今犹存的版本有三种:即容与堂一百回刻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以下简称“容本”)、袁无涯一百二十回刻本《出像评点水浒传全传》(以下简称“袁本”)和芥子园一百回刻本《忠义水浒传》。芥子园刻本的眉批和行间夹批,基本上与“袁本”相同,且是清间刻印,因此没有加以辨析的必要。“容本”与“袁本”都刻印于明万历年间,虽都标明为李贽所评点,但其评点的笔调风格、艺术见解、思想内容均有极大的不同,显然并非出于一人之手。弄清两者之间到底那一本是李贽的真迹,对我们研究中国小说理论的发展,以及李贽在批评史上的地位,都是非常重要的。关于这个问题,一直是有争论的。近几年发表的文章和著作多倾向于“容本”是伪托,     

《管子》中都四子本与南宋初浙刻本的比较

明弘治七年朱东光刻印的中都四子本《管子》,系据刘绩《管子补注》翻刻。与南宋初绍兴年间刊印的浙江刻本相比较,四子本更注重用字的规范化和正规化;收录二十余条通行本没有的注解,是在原《管子注》的基础上做的修订与提高;用字能订正浙刻本及通行本的讹误;补充浙刻本没有的句子,使《管子》篇章更为完善;《四时》《霸言》《版法》篇章顺序与浙刻本有不同,后两篇以浙刻本顺序为是。四子本脱文、衍文、漏注情况比较严重,注解与浙刻本亦有很大不同。清代学者王念孙、戴望均参考四子本以订正通行本。     

《世说新语》（三）

《世说新语》的版本情况较为复杂,唐以前版本今皆不存。现存最早的版本为日本明治十年(1877年)在京都东寺库中发现的唐写本残卷。北宋《世说新语》流传较广,版本众多。其中,经晏殊整理过的晏氏本,被认为是现行三卷通行本的祖本。大约至南宋时,《世说新语》始有刻本,现在所知的南宋刻本为宋绍兴八年的董弅刻本,宋淳熙十五年的陆游刻本,宋淳熙十六年的湘中刻本等三种。逮至明朝,《世说新语》大盛,各种版本繁多混杂。影响最大的有两种,一为王世贞刊印的《世说新语补》系列,一为袁褧刊印的嘉趣堂刻本。清代,《世说新语》所刊本基本上沿袭了前朝,…     

关于《儒林外史》的“幽榜”

《儒林外史》就回目说,共有四种不同的本子。(一)五十一回抄本。吴敬梓的朋友程晋芳约写于1770——1771年的《文木先生传》有云:“仿唐人小说为《儒林外史》五十卷,穷极文士情态,人争传写之。”杨钟羲在其所著的《雪桥诗话》里,也有同样的记载。这种五十回的传抄本,至今未发现。(二)五十六回刻本。1803年卧闲草堂刊本,这种刊本是迄今能见到的最早的刻本。经校刊断定,这是以后《儒林外史》各种刻本的祖本。(三)六十回石印本。光绪年间,东武惜红生序本(即增补齐省堂本)。所增四回,叙沈琼枝与宋为富婚后生活。这四回诚如鲁迅先生指斥的“事既不论,语复猥陋”。所表现的     

西村时彦对楚辞学的贡献

西村时彦(1865-1924),日本明治大正间汉学家,尤精于楚辞.他对楚辞学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1)采集收藏《楚辞》类典籍一百余种,其中有善本(明刻本、清初刻本)二十余部,日本刻印本十二种,西村手抄本二十七种,多为中国学者所未见;(2)西村藏书多有批校、考证,并完成研究性著作四种:《楚辞王注考异》一卷、《楚辞纂说》四卷、《屈原赋说》二卷、《楚辞集释》不分卷.     

鲜为人知的《聊斋志异》朱氏刻本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成书于清康熙年间,作者终其世无力梓行,死后五十年间,原稿还搁在家里未得刊印。直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才有山左赵氏在睦州主持刻印的青柯亭本问世;翌年,金坛王氏又刻印了一个收文仅265篇的分类选本。上述两种,即已被公认的《聊斋志异》早期刻本。除此之外,早期刻本中还有鲜为人知的一种,这就是笔者将要谈到的朱氏刻本。     

略论隋唐五代版本学的发展及其观念

版本学及其观念在隋唐五代有较大发展:隋朝开始重视图书的收集与整理,在古籍整理与版本复制方面卓有成效,尽管其时未出现相关的理论表述,但其时版本复制及有关处理方法,对唐代及后世均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官修本上,影响更为明显。唐代图书版本形态虽仍以写本为主,却又出现了雕版印书。这一时期的书本用纸与装帧也表现出新的发展迹象:隋代在版本装帧上产生了分品装帧收藏方法;唐代出现了旋风装、经折装、连脊装等比较先进的装帧式样;用纸方面唐代则出现了少量的皮纸写本。晚唐五代作为中国古代版本学又一重要发展时期,在版本学史上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监本《九经》的刻印和家本《九经》的刻印,以及诸如毋昭裔家刻诸史、贯休自刻文集等其他刻本,表明其时不但刻本范围有所扩大,且刻书机构也日臻完善。这些都为中国古代版本学的确立准备了物质条件,亦对后来中国印刷史及版本学史均有较大影响。     

竹纸 昔日的繁华

宋代竹纸以浙江所产最佳。《负喧野录》说：“今越之竹纸,甲于他处。”米芾《评纸帖》甚至称,越州竹纸超过了著名的杭州由拳纸（藤纸）。他的评论很出人意外。实际上,竹纤维较短,平均长度只有1—2毫米,质量很难与皮纸相比。据现代学者潘吉星鉴定,米芾遗墨所用的纸张,《珊瑚帖》是会稽纸,《公义帖》、《新恩帖》属于竹料与麻料的混料纸,《寒光帖》为竹料与楮皮混料纸。     

宋本王维集考述

宋本王维集,主要有蜀刻本《王摩诘文集》与建昌本《王右丞文集》两种,前者刻印于北宋中晚期之际,后者则板梓于南宋。建昌本又称麻沙本,其原刻为日本静嘉堂文库所收藏。建昌本之影抄本《王右丞文集》与蜀刻本《王摩诘文集》,现均藏于国家图书馆。这两种宋本王维集,既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从现存最早之宋刊本王维集而言,宋蜀刻本较之建昌本更具有版本学价值。然而值得指出的是,自从元刊《须溪先生校本唐王右丞集》以建昌本(1)(系统)为底本并问世后,明清两朝的各种王维集本,亦无不如此,其中,最具有典型性者,即为赵殿成的《王右丞集笺注》。赵注不仅将只有十卷诗文的王维集随意扩展为二十五卷,而且还因未见到宋蜀刻本《王摩诘文集》,而使其笺注留下了许多方面的遗憾。所以,以宋蜀刻本《王摩诘文集》为底本,对王维集进行一次全现整理,也就势在必然。     

黑水城《南华真经》写本渊源考

俄藏黑水城文献Tk97号《南华真经》为北宋太宗时期刻本,是目前以“南华真经”为题的最早刻本.现存《续古逸丛书》所收《宋刊南华真经》为宋真宗时期刻本,与黑水城本很相似,两者可以互相校订.黑水城本《南华真经》的发现,对于宋代《庄子》版本的研究以及道家文献在西夏的传播均有重要之意义.     

《全唐诗外编》“孟郊诗补遗”勘误

中华书局1982年版《全唐诗外编》(下称《外编》)补孟郊遗诗十首(句)。我在搜笺《孟东野集》过程中发现“补遗”间有疏误,兹勘正五条于下。 1、《失志夜坐思归楚江》《外编》第451页据元李治《敬斋古今黈》十,以《失志夜坐思归楚江》为题,录“死辱片时痛”四句作孟郊遗诗,误。这四句系北宋刻本《孟东野诗集》(北京图书馆藏),蜀刻残本《孟东野文集》(北图馆藏)所原有(见卷三),是《夜感自遣》一诗的     

再论《金瓶梅》付刻问题

现存最早的《金瓶梅》刊本是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东吴弄珠客”刻本,除三十年代初在山西介休县发现的一部外,日本也发现了两部:一是山轮王寺慈眼堂藏本,一是德山毛利氏栖息堂藏本。经初步研究,这三部刻本在版式上虽然基本相同,但却存在着文字和圈点上的一些差异,这说明三部刻本并非是同一版本。《金瓶梅》万历四十五年刻本是否是初     

《古赋辩体》版本研究

元祝尧所编之《古赋辩体》10卷,是中国赋学史上的一部巨著.该书现今可见的版本有6种:明成化二年刻本;明嘉靖间3种刻本(熊子修刻本、康河刻本、苏祐印本);清乾隆间四库全书本(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本文对这6种版本进行了全面调查和文字比勘,认为成化本是现存诸版本之祖本,该本据祝氏家藏稿本刻印,文字准确,内容完整,可以校正此后诸版本之错讹,并且能够全面反映祝尧的赋学观念与赋学成就.四库全书本对祝尧原书有所删削,十分可惜,但其中文渊阁本文字可靠,书法隽秀,使用颇为方便;而文津阁本则错误较多,其价值远在文渊阁本之下.     

独树一帜影响深远——论竟陵派诗歌理论的进步意义(二)

四、《诗归》选评、校刻经过对竟陵派横加诋毁的朱彝尊,除了附和钱谦益的论调以外,还目钟、谭为寡学之士,他写道:《诗归》既出,纸贵一时,正如摩登伽女之淫咒,闻者皆为所摄。……充其意:不读一卷书便可臻于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