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形罩》中女性意识的探讨

《钟形罩》（The Bell Jar）是美国自白派女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Sylvia Plath）唯一一部长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名为埃斯德·格林伍德的全优女生自杀未遂至逐渐康复的故事。本文通过经典叙事学、后经典叙事学及文本细读方法,分别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审视文本所建立及推崇的意识形态权威,这种意识形态权威是通过女性叙述者的自我叙述建立起来,意在打破传统社会对女性的社会定位。但由于文本中所渗透的女性意识无法完全摆脱社会传统女性意识的阻碍,最终,女性权威依然不可避免地处于男性权威的统治之下。     

挣扎和抵抗：《钟形罩》里的埃斯特

《钟形罩》中女主人公埃斯特的悲剧命运及其根源来源于男权文化的压制。在父权社会中,埃斯特经历了从自恋、自怨、自虐到自审的心路历程。她以自己独特的方式——颠覆传统的贞操观、解构母性神话——来抵抗男权文化对女性的抑制和剥夺。     

《钟形罩》中的美帝国形象

《钟形罩》是20世纪中期美国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的一部自传体小说。长期以来,众多学者从疯癫、女性主义等角度分析文本中的女性榜样缺失、父权文化、理性疯癫等。然而,综合这些主题探讨该小说,会发现小说中构建的正是独裁、专制的权威帝国形象,帝国权力的扩张和支配无处不在。     

《凡人》之死的生存本体论解读

就生命的终极价值而言,人生就是一个从非本真的“向死而在”到本真的“先行到死”的过程。 此在唯有真正地清醒死亡,避免陷入惧死、避死的“沉沦”,才能以扫尽尘嚣的泰然姿态直面无法回避的死亡,实现超越生存本身的“向死的自由”。 从海德格尔生存本体论下的“存在”视角思考小说《凡人》中的存在与死亡问题并得出结论：作为灵性存在的人的一个伟大之处就是能够通过对“死”的洞悉,使自己成为在世的神;人既是向死而在的凡夫俗子,更可以依藉先行到死的方式超脱凡俗的肉身,凸显此在“存在”的真正意义。     

钟形罩里的悲剧人生——《钟形罩》的女性主义解读

西尔维娅·普拉斯的自传体小说《钟形罩》中充满了各种新颖独特的意象。通过分析这些反复出现的钟形罩、婴儿以及与死亡有关的意象等对小说进行女性主义的解读,揭示其隐含的主题：才华出众的女性在沉闷的传统社会习俗的压制下迷失自我,进而导致精神崩溃的残酷社会现实,呼吁仍生活在钟形罩中的女性主动掌握自己的命运,争取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和自由,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     

向死而在的形上学思考——海德格尔的死亡观探讨

死亡问题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无法绕过的"致命"问题,在人生众多的可能性中死亡是惟一确定的。对死亡的哲学思考体现了一种人类的终极关怀精神。在海德格尔看来,人就是"向死而在",人生就是"趋向死的先行"或"先行到死中去"的奔向死亡的过程。承受死亡,体验死亡,"先行到死亡中去",勇敢地承担起责任与自由,这才是人的存在的本真性。     

向死而在与终极关怀——以海德格尔为中心的考察

人作为向死而在的存在物,其有限性始终呼唤着对人的终极关怀。人类对终极关怀的探求过程也就是人类意识达于精神自觉的文明创造过程。黑格尔把这一过程区分为艺术、宗教、哲学三个领域,并毫不怀疑地把人的终极关怀赋予哲学的＂理性之光＂。但是,人类文明的创造过程本身走着一条自我否定的道路,理性之光在力图把终极关怀完全纳入自身怀抱的同时却表明它本身就是和虚无相伴而生的过程。尼采用＂上帝死了＂最先宣布了欧洲虚无主义的来临,然而无论是尼采的宣告还是海德格尔的后续解读都不是要给人类指出一条最终克服虚无主义的道路,而只是表明有限存在的人在面临决断时的勇气。这表明的正是人作为向死而在的存在者和他的终极关怀之间的内在张力。     

论空间叙事视角下《钟形罩》女主人公的自我分裂

美国作家西尔维亚·普拉斯的小说《钟形罩》可以被看作女性版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主人公埃斯特·格林伍德与美国主流社会格格不入,在纽约、家乡小镇和精神病院这些地理空间里,她的自我形象不断被异化:初到纽约时"自己都不敢认",返回家乡后"失去灵魂的空壳",精神病院时"半人半鬼"。埃斯特在不同地理空间的外表变化反映了她在男权社会空间的边缘地位和心理空间逐渐封闭、失去自我的变化过程。移步换景的地理空间、所处边缘地位的社会空间和日渐封闭的心理空间相辅相成。空间的叙事和小说主人公埃斯特自我身份异化不但有对应关系,埃斯特在追寻自我的过程中更经历了心理空间从憧憬到逐步崩溃的过程。     

永恒的追思——试论海德格尔的“向死存在”

海德格尔从存在论的角度出发，对死亡这一永恒的话题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看法和日常看法的精辟见解。在此基础上，海德格尔提出“向死存在”这一著名命题，区分“非本真的向死存在”和“本真的向死存在”有助于深入理解这一命题。通过“先行到死”的生存方式以及良知、决心的帮助，此在克服了沉沦和异化，在“向死存在”中实现了本真的自我。     

“向 死 而 生” ——论《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鲁氏

上官鲁氏是《丰乳肥臀》中的女主人公,一生多灾多难多苦,有些苦难巨大得超过了其应有的承受力,但她从来都没有真正地被苦难所吓倒,表现出了一种世所罕有的忍辱负重、坚韧不拔生命状态。上官鲁氏这一人物形象既具体、生动地诠释了中华民族普通民众中普遍存在的“好死不如赖活着”、“死也要活着”的生活理念,又彰显了生命意志和生命力的坚韧、顽强,也形象、生动地诠释了“向死而生”的哲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唯一性”。     

孤独个体与向死而生——多元文化社会中《凡人》的身份认同

美国犹太裔作家菲利普·罗斯的《凡人》讲述了一个关于失去与孤独、疾病与死亡的故事。主人公作为一个犹太裔美国人,因其身份的特殊性与美国主流文化格格不入,显得格外孤独与痛苦,这种孤独个体的特性也贯穿了其一生。与此同时,在他的一生中无时无刻不在与疾病和死亡作斗争,体现了向死而生的特点,即在绝望中蕴含着希望。在美国多元文化社会中,主人公追寻的身份认同正是当代美国人普遍的生存状况,表现了普遍的生存困境。     

“向死而生”:先秦儒道哲学立论方式辨正——兼与海德格尔的“为死而在”比较

以孔子、庄子为代表的先秦儒道哲学的立论方式是向死而生,即面对鬼神的不可靠、不可知,在实用理性的观照下,以彻底的悲剧意识为动力,建立起超越生死的哲学体系。未知生,焉知死,将鬼神、死亡等只能在理论上悬置的问题在践行中加以解决,斩断了鬼神、死亡与人的价值建立之间的联系;朝闻道,夕死可矣将人的全部价值限定于闻道,从而超越了死亡;不怨天,不尤人,剪除了外在因素,建立起人的自足性;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把人的目的最终着落在虚灵的天命上;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是面对人的有限性建立起的审美人生。这些都是在哲学突破时期先秦思想面对理性的限度时做出的向死而生的转向,与海德格尔的为死而在形成鲜明的对比。     

向死而生的生命意识——浅析叶尔克西散文集《永生羊》

叶尔克西以其对草原生活不断回溯的牧羊女的成长历程彰显了鲜明独特而强烈的生命意识。她在耳濡目染母族文化万物有灵观念的同时,耳闻目睹了身边各种生命的死亡,对死亡的认知亦由困惑、恐惧、痛苦而为微笑释然,自然而然,将人之生命历程视为一种自然生命的诞生、成长、成熟、衰亡的必然过程。面对死亡的坦然涵养了叶尔克西坚定而坚强的生命意志,让她的散文含蓄蕴藉地传递出深沉丰厚的意蕴。     

向死而生：论陶渊明的生命意识

陶渊明向来被看成是一个很超脱的人,但他的超脱是有层次之别的。他能超脱功名,但却未能超脱生死,所以恬淡轻松只是一个很表面的现象。他有着很强的生命意识,对死亡问题有着长期的思考。这增加了陶渊明诗歌的深度和内涵,使他在更深广的意义上获得了不同时代人们的共鸣。     

向死而生:论王小波小说的生死观

王小波小说中的死亡叙事在主体建构中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以对死亡景观和死刑想象独特的文学呈现、贯穿其间的爱欲与死欲的纠结、对死亡的凝视和深描、对死后世界的想象等,建立起以主体建构为目标和目的的死亡叙事,向死而生的生死观成为其小说文本的一个重要的哲学支点。     

自我与他者的困域——《麦田里的守望者》与《钟形罩》的比较解读

《麦田里的守望者》与《钟形罩》同属成长小说,小说中的主人公都陷于"自我/他者"两极关系失衡的困境。尽管主题相同,两位作者却是从截然相反的方向逼近这一人格成长难题的。塞林格笔下的霍尔顿困于自我一极,普拉斯笔下的埃丝特困于他者一极。比较与探讨两部小说在同一主题上的不同处理方式,并联系两位作者各自极端的人生选择,对思考人在"自我与他者"二元性关系中发展自身这一命题具有启示意义。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论《钟形罩》主角埃丝特坎坷的成长之路

埃丝特为寻找自己的身份定位,在事业和爱情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但是,由于榜样缺失,埃丝特在像钟形罩一样令人窒息的社会中迷失了自我,在绝望中只好用死亡来进行反抗。     

记忆、历史与“向死而生”——论《终结的感觉》的死亡叙事

朱利安·巴恩斯的近作《终结的感觉》讲述了主人公托尼围绕好友艾德里安的自杀对人生展开的回顾,借"死"来审视"生"。这部作品是一部通过还原个人记忆和修正私人历史而建构出的死亡叙事,凸显了死亡对个体生命的积极意义,透射出巴恩斯"向死而生"的存在主义哲思。     

向死而生——试论余华小说的死亡意象

死亡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也是众多文学家情有独钟的灵感源泉.在中国当代文坛,余华是一位执着书写死亡主题的作家,死亡意象成为余华对现实世界认知折射的中介,同时也展示出作家直面死亡的勇气.文章从死亡意象的角度切入,探索余华小说中死亡意象之下的生命意义,并且通过对作家童年经历的探究,解读其潜藏于内心世界的死亡情结的成因.     

生命之珠与空心圣徒--伍尔夫和迪拉德同名散文《飞蛾之死》生命阐释

《飞蛾之死》是英国女作家伏吉尼亚·伍尔夫和美国女作家安妮·迪拉德的同名散文。伍尔夫笔下的飞蛾是“一粒纯净的生命之珠”,闪烁着“奇妙而悲郁的色彩”;而安妮·迪拉德眼中的飞蛾更像是一名英勇殉道的“空心圣徒”,披一身“垂地的长袍”。两位作家皆以飞蛾自喻,在对生命本质的不懈探索中,阐释了对生命的不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