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蒙古莽晦王及其所属“冈留三营”考辩

通过对明代《译语》等汉籍史料和17～18世纪成书的佚名《蒙古黄金史纲》等蒙古文文献记载的考订,认为"莽晦王"并非指成吉思汗之弟合赤温后裔,而是成吉思汗另一弟合撒儿后裔科尔沁部最高首领阿儿脱歹王的长子莽晦王;莽晦王所属"冈留三营"并非指哈赤温后裔所属翁牛特、喀喇车里克、伊苏特鄂托克,而是指合撒儿第十六代世孙,科尔沁部莽晦王所属巴尔虎、塔奔、茂明安等鄂托克;明代汉籍史料所载"尔填"部及其酋"可都留"并非指成吉思汗之弟合撒儿后裔所属阿鲁科尔沁部及其领主巴衮诺颜,而是指喀喇沁万户及其领主巴雅斯哈勒昆都伦汗;16世纪20至30年代,东蒙古左右翼诸部领主不仅瓜分了兀良哈万户,而且打击或兼并成吉思汗之弟合撒儿后裔嫡系莽晦王所属强大的科尔沁万户。     

元代蒙古王室与畏兀儿亦都护家族联姻考

蒙元时期,畏兀儿亦都护率先归附蒙古国,成吉思汗使其尚公主,并列为第五子。蒙哥汗在位期间,亦都护家族卷入蒙古汗位争夺的矛盾中,与蒙古王室的联姻关系受到一定的影响。经过几位亦都护的努力,到火赤哈儿的斤时,又重新恢复了联姻关系。蒙古王室与亦都护家族基本上世代保持着联姻关系,一直延续到元朝的灭亡。通过联姻关系,畏兀儿人成为蒙古统治者重要的政治、军事盟友,为稳定西域的局势、征服中亚以及南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蒙元时期的札撒孙

札撒孙在蒙元时期是一种蒙古怯薛官职,过去学界不了解其确切职能.根据新发现的史料《至正条格》和蒙元时期的波斯文史料,可知这一官职的职能主要是为斡耳朵、军队及个人指定平时驻营、战时布阵和大聚会时的位置.在元朝,由于斡耳朵与宫廷重合,因此皇帝在都城时,札撒孙的职能演化为维持宫廷之内及周边秩序,当官帐在两都之间行进时,札撒孙亦需维持斡耳朵的秩序,为其指定驻扎区域和活动范围.元朝既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又是中原传统王朝之一环,导致其札撒孙和与之职能类似的殿中司、留守司两套系统并行.     

八儿赤与元代豹猎

八儿赤是蒙元时期的一种职官,本文利用波斯、蒙古文史料,考证出其词源主要来自于突厥语,是蒙古西征的产物。八儿赤的职责包括饲养、训练和捕捉或购买猎豹,同时也是蒙古权贵在猎场上的助手。元朝及三大汗国都设有这一职位。八儿赤制度中包含诸多草原因素,是蒙元帝国二元性的具体表现之一,同时也给定居地区的居民带来了不小的损害。     

蒙元时期语言认同建构之经历与经验

蒙元时期语言文字的建设对蒙古社会的群体性认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畏兀儿蒙古文的使用促进了蒙古民族的认同形成,八思巴字的创制试图构建元朝的国家认同,北元时期蒙古语文的规范化表明蒙古民族认同的定型化与层级化.蒙元语言建设的历史经验对当今语言认同建构具有启示意义.     

试论元代科尔沁蒙古族社会经济的发展

试论元代科尔沁蒙古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吴柏春，阿古拉畜牧业在元代（在此包括蒙古国及三汗时期），畜牧业是很发达的（科尔沁畜牧业是其中的一部分）。究其原因：（１）与其畜牧业政策有密切关系。畜牧业是元朝的主要经济之一，为此，元朝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保护畜牧业发展...     

认同与建构：蒙元时期语文建设的历史考察

语文建设对蒙元时期的群体性认同产生深远影响。畏兀儿蒙古文的选择和使用促进了蒙古民族的认同形成,八思巴字的创制试图构建超越性的国家认同,北元时期的语文规范化建设最终形成了蒙古民族的现代认同格局。蒙元语文建设具有一定的历史启示意义。     

一座元代秘葬壁画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者在乌盟凉城县崞县窑乡后德胜村附近的深山沟中,发现一座元代蒙古贵族壁画墓。墓中壁画内容繁富,色彩艳丽,其中许多内容是首次发现。 元朝时期蒙古贵族的墓葬都是极其秘密的,史称“秘葬”,是当今考古界苦苦寻觅的重要文物。这座秘葬墓的发现,揭示了当时的秘葬形式。特别是墓主人与家人在一起宴坎的“宴居图”壁画,极其真实地再现了元朝蒙古贵族的生活及其面貌特征和服饰。壁画所绘各种山水草木,神怪异兽以及野生动物,反映     

论蒙古帝国及诸兀鲁思诏令末尾的诫饬语——为“不怕那甚么”更进一解

蒙元时期的蒙古文直译体诏令多见一种独特的尾句“他每不怕那甚么”(ülu˙u ayuqun mud)。广泛比较大蒙古国、元朝、伊利汗国、金帐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的公文,可知以“惧怕”为中心词的诫饬语,在13～15世纪欧亚大陆上的诸蒙古政权中一度得到广泛应用,且衍生出多种形态。“不怕那甚么”与汉地、钦察、伊斯兰文书行政传统并无直接关系,似属大蒙古国时期开创的一种文书体式,定型于元世祖忽必烈统治中后期。诫饬语“不怕那甚么”还反映了早期蒙古国家在法律制度、政治文化和统治心态上的某些差异性特征。     

鞑靼 瓦剌 兀良哈 明朝蒙古人的历史——兼说“都沁·都尔本”一词

历史上鞑靼一称有三个涵义,随着时间的差异和内容的不同:第一,唐、五代、宋、辽、金各朝兴起于蒙古之前,后为蒙古所灭的塔塔儿(tatar)部;第二,元朝以来蒙古人的异称(元朝的蒙古人并不十分讳言“达达”一名);第三,与瓦刺、兀良哈齐名,以元顺帝后裔为统治者的蒙古本部,这三种人构成了明代蒙古历史的全体。须知,三种涵义上的鞑靼乃是彼此联系的:没有塔塔儿部的强盛便没有蒙古人的兴起,蒙古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对外借用塔塔儿的名义;因为蒙古人借用了塔塔儿的名义或者因为人们对塔塔儿与蒙古的混同,所以蒙古或与蒙古近似、与蒙古有关的异族人,无不被概称为鞑靼;既然中原地区的人习惯地     

蒙元时期游牧家产制与汉地中央集权制的冲突及影响

蒙元时期,蒙古传统的游牧家产制与中原传统的中央集权制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和碰撞。皇帝与中央政府想逐步推行集权制,而诸投下（即诸王、驸马、勋臣等）家产制的观念根深蒂固。从窝阔台灭金始、后经入元后忽必烈时期,直至元末,元廷尽管采取了各种措施,但终未解决好这一矛盾。这一矛盾对元朝产生了巨大影响,也是使元代具有＂蒙汉合璧＂特征的根本原因。     

试论基督教在蒙古民族中的传播

早在唐代,来自西方世界的基督教(时称“景教”),就同我北方少数民族普遍信仰的原始宗教萨满教一起,在突厥属蒙古各部落中同时传播。蒙元时期,由于蒙古统治阶级采取宗教平等的政策,使基督教同萨满教以及后期的喇嘛教等少数有影响的教派,又成为支配蒙古社会的一支重要的宗教势力。然而,这样一个传蒙数百年的西方教派,并未象其它东方教派一样,能够长期植根于蒙古民族之中。元朝灭亡之后,竟出人意料的突然消逝,在蒙古民族史上留下一桩长久未决的历史疑案。基督教在早期蒙古民族中的传播与消失,固然有其     

元上都的外国使者

蒙元时期,中外交通空前繁荣发达,元朝与欧亚各国的交往十分密切。外国的使节、旅行家、商人和教士经常来中国访问。草原都城上都也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本文拟将他们在上都的情况作一简单介绍。 一、元上都的发郎国使者。中统元年(1260)三月,忽必烈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五一牧场)即位。第二年五月七日,发郎国的使者到达开平朝见忽必烈。据王恽《中堂事记》载,“是日,发郎国遣人来献卉服诸物。其使自本土达上都已愈三年。说其国在回纥极西徼,常昼不夜……妇人颇妍美,男子则碧眼黄发。所经途有二海,一则逾月,一则期月可度。……上嘉其远来,回赐金帛甚渥。” “发郎,Frank”,又译作“佛郎”、“拂郎”、“富浪”,是中世纪近东(波斯、阿拉伯)人对欧洲人的称呼,后来为蒙古人和汉人所沿用。早在大蒙古国时期,发郎国(即欧洲)人普兰·迦儿宾(意大利的传教士)、卢卜鲁克就曾到哈刺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尔和林)朝见蒙古大汗。《中堂事记》所记发郎国的使者数字不详,但他们肯定是欧洲某一个国家的使者。     

畏兀儿与蒙古历史文化关系研究

13世纪初,成吉思汗西征,高昌畏兀儿政权归顺蒙古。由于当地统治者未对蒙古实行抵抗而免遭蒙古征服者的洗劫和破坏;又由于亦都护政权曾帮助成吉思汗进行过对中亚、伊朗、西夏的征服,立有战功,因此长期受到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的优遇。大批畏兀儿人入居中原地区和蒙古高原,或出任元政权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或从事宗教文化活动,为蒙古帝国的统一、元朝的建立、巩固与发展贡献颇多。蒙元时代,由于受到蒙古统治者的推崇与扶持,藏传佛教盛行全国,于是畏兀儿人中也出现了一大批修习藏传佛教的僧徒。他们有的作为高级僧官,参与对全国佛教的管理;有的代帝出家,成为皇帝的替僧;更多的则是充当翻译人员,以沟通皇帝与蒙古贵族与西藏喇嘛间的联系与交流,为元代宗教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蒙古察合台汗国的驿站交通

本文从四个方面对蒙古察合台汗国的驿站交通进行了探讨:第一,论述了大蒙古国时期察合台汗国驿站交通的创立过程及使用情况;第二,由于驿站交通的前后继承性,以畏兀儿地区为中心,介绍了元朝在当地的驿站建设;第三,以蒙古文乘驿公文为中心,具体分析了察合台汗国驿站的运行特点;第四,总结了察合台汗国的重要交通路线。     

略论元朝仕进制度中的民族歧视政策

<正>元朝统治者为始终保持其最高统治权力,维护蒙古贵族的特殊利益,极力推行阶级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元朝的仕进制度,既因采用汉法而具有中原特色,又因保留旧制而具有蒙古传统,从而使其新推行的民族歧视政策,在这项制度中有着十分明显的反映和表现.(一)在元代,“仕进有多歧”①而入仁为官的基本途径首先是“根脚”.所谓“根脚”,指人的家世、出身、资历等.因此,元代入仕,首论社会出身.元制:中枢省府台部的高级官员,乃至地方上府州县的长官,皆由皇帝任命勋臣、名门以及儒吏出身且品资相当者担任.人仕重国姓,亲本族,历代统治者莫不如此,而元代尤甚.蒙元时期,怯薛出身是“大根脚”.早在成吉思汗时代,怯薛就是蒙古国家机构的核心.怯薛起源于草原部落贵族亲兵,既是大汗的     

蒙元时期哈撒儿家族兴盛原因初探

在整个蒙元历史舞台上 ,哈撒儿家族始终是一支异常活跃的政治力量 ,不仅在左翼诸王中占据主要位置 ,就全国范围来说 ,也是最大的势力集团之一。其家族的兴盛首先得益于政治上的成功 ,其政治地位不断提高 ,带动了家族经济的繁荣 ;而日益增长的经济势力又为其政治地位的巩固提供了保障。另外 ,家族首领的个人因素也不容忽视 ,没有他们的努力与出色引导 ,家族的繁荣也只能是镜花水月。     

蒙元时期的成吉思汗祭祀地

有关成吉思汗祭祀研究的学术著作和论文很多,但蒙元时期的成吉思汗祭祀地却很少有人提及或涉及不深.从文化人类学视角,以中外考古调查、文献资料为依据,系统论述了蒙元时期的成吉思汗祭祀地.成吉思汗最早的祭祀地应在其生前的肯特山南麓、克鲁伦河河源以北第一斡耳朵所在,元朝时期,作为国家最高祭祀的象征,扩大到元大都、元上都,形成三地并存、定期祭祀的局面.     

达延汗即位前夕蒙古社会的政治形势

蒙古社会的政治斗争,自15世纪中叶至16世纪初期,呈现出极其纷繁迭宕的复杂情况。特别是自卫喇特部的脱欢、也先登上蒙古政治舞台实际统治蒙古十几年以后,蒙古社会的政治斗争更加复杂,相应的蒙古社会政治思想也有了很大变化。“臣弑君”打破了非正统封建主不得取代蒙古孛儿只斤家族统治的传统,打乱了蒙古人中的正统思想。在一个时期内,“臣弑君”,君戮臣的局面交互出现。一直到达延汗即位,蒙古社会才又稳定地转入正统思想和正     

元朝的佛像崇拜与内蒙古雕塑艺术的发展

“艺术是时代的镜子,是时代的晴雨表”。既然这样,不仿从元朝以来的佛教偶像崇拜来探索一下内蒙古雕塑艺术的发展,抑或能印证出历史时代的精神和其对各世的影响。 提到内蒙古雕塑,不能不联系到蒙古民族中佛教的传播和对佛像的崇拜。成吉思汗统一诸部,建立蒙占大帝国,传至忽必烈时,统一了全中国,“七载之中成大业,六合之内为一统。”他继承历史上北魏、隋、唐、宋、辽、金等诸民族王朝的统治制度,建立起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元朝。随着蒙古统治者统治范围的扩大,宗教也就提到了日程。在蒙古帝国和大元王朝统治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