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子学”视阈下士人与子学的主体问性诠释

士人是子学的缔造者、传播者和阐发者，子学是其思想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子学的发生从理论上支持了士人的品格，完整地塑造了士人的精神生态。子学与士人的间性互动促成了二者的变革和演进。通过对子学与士的主体间性诠释，可以更好地理解子学与传统诸子学的分野，从更为广阔的界阈中把握士人传统之源流，进而确立“新子学”命题的合理性，揭示新子学的本质、使命及其思想史、学术史意义。     

“新子学”之我见

"子学"之"子"既是"诸子百家"之"子",则"新子学"之"子"便应该指当代具有独立人格精神的知识个体(知识分子),他们的学术活动和成果即是"新子学"。"新子学"乃是一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学术,它并不完全与"西学"相对应。由于古代的"国学"属于"官学"的范围,因此"新子学"只能成为"新国学"的主体。     

冯友兰视界中的子学、经学与新子学

冯友兰所谓的子学乃是指先秦汉初诸子之学。子学的建构"以我为主"、无所"依傍",是"创构"。冯友兰所谓的经学指的是从汉代到清代整个中国封建专制时期的哲学。经学的建构"以我为辅"、"依傍"于"经",是"重构"。按照冯友兰关于"经""子"关系的论述,应该是有"子"才有"经","经"只能是"子"的著作,可是,冯友兰所谓的"经"除却"子"的著作外,还包括儒家的"经"以及中国佛学家所注解、诠释的来自古印度的佛经。冯友兰认为中国新的哲学的诞生标志着"贞下起元",意味着"重新开始",像子学一样"创构"新哲学。这么说,这种新的哲学应该就是新的子学也即"新子学"。     

徽学动态

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重点基地2009年度重大科研项目投标评审结果11月25日公示,安大徽学研究中心招标的徽州学重大科研项目《徽州古祠堂调查、研究及保护对策》由黄山学院方利山研究员中标,另一个重大项目由安大张子侠教授中标。     

论“新子学”的内涵、理念与构架

"新子学"是一个崭新的概念,它是从新的学科体系背景下运用新的知识理念与方法研究"旧子学"存留内容的学术。它在维护学术独立性和自由性的前提下,整合贯通不同学科,消除各学科的相对局限性,并以此在忠实于"旧子学"留存文本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全新的整理和阐释。"新子学"的工作构架应该是由文本基础、学科协同、团队组建、人员分工、成果发布、质量判定等模块组成,是一个具有良性生命活力的动态系统。它的内容架构应该是以儒、道、佛三家的全部文献的汇总、整理为主要部分,同时整合其他子部学术,并以此为基础实现其自身的完整性、系统性、统一性和权威性。     

论汉末"子学"和批判政论文之关系——以蔡邕作品为中心的考察

汉末"子学"批判的文风以质朴醇厚为主,汉末政论文则以刚健激切为主,这是二者文风的主要差别:同时汉末政论文的批判方式较多以灾异发端,和"子学"的无神论思想完全不同;在汉末政治社会的背景下,汉末"子学"和政论文既独立发展,又相互促进.     

关于“新子学”几个基本问题的再思考

“新子学”是发掘于“诸子学现象”又全面超越诸子学的全新事物。它是一种基于多元、开放、发展世界以面对他者而实现自我否定式发展为基本理念的新哲学。“新子学”也是重新梳理“子学”、“经学”,以改造整个中华学术文化的基本结构、实现其全面发展的学术文化工程：它是治疗当下学术文化“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交错综合症”的良方,尚有广阔的开拓空间。     

论宋代的"江西学问气象"

宋代江西学术研究出现一派欣欣向荣气象,人称之为"江西之学",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学术思想百花齐放,尤以经学、理学研究与救弊之学为盛;二是学术观点百家争鸣,尤以为学之争、太极之争、王安石评价之争为主;三是学术流派百舸争流,主要有朱子学派、象山学派、庐陵学派、清江学源等.     

邵雍《春秋》学论略

邵雍是北宋道学五子之一,对《易》学研究造诣颇深,需要指出的是,除了其在《易》学方面的创见以外,邵雍的著作中也包含着丰富的春秋学思想,具体表现为重视《春秋》的"体"与"用",强调其中的权变思想以及注重《春秋》学的"性理化"等方面,对学术继承、学风转变以及现实改革都有重要意义。     

子学思潮研究的基本方法及其主要任务

本文认为 ,先秦子学思潮研究的基本方法 ,应以确保思潮史的真实性与思潮发展的流畅性为前提 ,必须将诸子思想置于先秦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语境中加以诠释和把握。本文还对子学思潮研究的主要任务 ,如分析思潮的兴衰、得失 ,思潮的跌宕起伏的原因 ,典籍的真伪辨别、诠释的准确性等问题 ,进行了思考     

《文子》与《淮南子》思想之异同

《文子》与《淮南子》都是反映秦汉黄老之学的著作。《文子》的道论偏重于考察“道”的实体，《淮南子》则偏重于探索“道”的历程；《文子》的无为论着眼于对老子“无为”的改造，《淮南子》的“无为”刚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内容；《文子》在融合百京之学方面，坚持以道为主，兼取各家；而《淮南子》则表现了儒道整合的倾向。《文子》与《淮南子》的思想异同，既展示了秦汉黄老之学的演化，又从思想发展的逻辑证明了《文子》的成书年代先于《淮南子》。     

傅山庄学思想探略

傅山是明清之际诸子学研究中开一代风气之先者,其子学思想、批注子学的著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他一生在《庄子》一书上着力最深,批注、诠解《庄子》时对天地间"情"的推崇、欣赏以"游"的姿态应对人间"是非"、主张"变"、"异"的政治倾向,是最能体现其个人特质与思想风貌的三个方面,也是他因应时代精神需求而重新调整的新庄学涵义。     

诸子学的历史命运

“诸子学”或“子学”,一是指先秦汉魏诸子百家学术,二是指历代学者研究诸子著作、思想的学问,包括对诸子著作的校勘、训诂、辨伪、辑佚和考古新发现之子书的整理与研究.近人章炳麟说:“所谓诸子学者,非专限于周秦,后代诸子亦得列入,而必以周、秦为主.     

钱穆对16～18世纪朝鲜王朝朱子学的研究

钱穆曾对16~18世纪朝鲜王朝时期的朱子学发展有过专门的研究,其以李滉、李珥、宋时烈、韩元震这四位学者为中心,进行了深入探讨。从钱穆的研究中,可以了解朝鲜王朝学术思想的发展流变,另一方面,亦可加深对钱穆朱子学研究的认识。     

评杜、选杜与学杜——明代李攀龙对杜诗的传承

杜甫诗是后世学习、研究的重要对象。明代"七子派"学杜、宗杜,其中李攀龙在选唐诗时,杜诗入选数量最多;评唐诗,杜诗为一个标杆。这种选、评体现出"七子派"的诗学观。李攀龙学杜,传承着杜诗的精华,主要体现在:诗情上,以忧心国事、体察民瘼为主要内容;诗境上,注重锤炼雄浑蕴涵之境;诗艺上,追求格律宛亮、章法严整。李攀龙虽有模拟之弊,却不能掩盖他在传承杜诗上做出的成就。     

经子关系辨正

经与子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均处在变动之中。孔子整理、编纂后的六经与先秦诸子学皆源出"前孔子之经",即三代以来的史料性质文献。孔子经典化的六经为先秦孔门弟子经学与汉代今古文经学之文本依据和之后历代经学思想之总根源,因其上升为汉以后的文化典范,造成九流之学皆出于六经的假象。然而,如对经书与经学加以区分,考虑到经书系统并非静止凝固,往往随时代精神与社会情境的需要而动态扩展,而其中最显著者,莫过于升格子书为经书。这表明,经与传是相对之名,而经学与子学的学问性质相同。孔学与其他子学,都在对"前孔子之经"加以继承和诠释,传记、经学与九流之学在此意义上同源同质,属广义的子学范畴。透过对经子关系的分析,可以从一个侧面揭示中国思想史上种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和中国传统文化自我更新的内在机制,同时也可弥补往昔学术史多谈经史关系而少谈经子关系之不足。     

西域研究刍议

西域学的源头在中国，而西域学研究在世界。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西域研究进入迅猛发展的阶段，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可是中国的西域历史语言研究并没有走在世界的最前列，相反，在这个领域的各个子学科中，中国学者拥有话语权者寥寥可数．不少已成或将成绝学。文章在此浅谈西域研究的历程，并从西域研究与中国史研究、西域研究与世界史研究、西域研究与国学三个方面论及西域研究的意义。     

论鲁穆公变法中的子思

鲁穆公变法失败的原因并非是穆公任用儒家之故 ,更非穆公任用子思之过 ,而是穆公未能完全听信儒家尤其是子思之言所致。子思已非其祖父式的儒家 ,而是以鲁学为主、并蓄齐学之后的集大成者。子思师、公仪休为政的鲁穆公变法与子夏师、李悝为相的魏文侯改革处于同一潮流 ,具有同等意义。子思对儒家学说的成熟、法家思想的定型均有贡献     

由闽学到退溪学

南宋朱熹在福建建阳考亭所创立的闽学,超出福建范围于十四世后成为东方文化的主要表征,它又于近代传入西方,是世界性的学说,是当前国际学者探讨东方文化的主要课题。朝鲜退溪学、日本朱子学、西方朱子学等都是朱子学在国外的分支,都和闽学有渊源关系。本文试图论述当前国际学术界的“热门”退溪学与闽学源流关系,以引起学者对闽学在国外传播和影响研究的重视。     

《诗论》说《关雎》等七篇释义

《诗论》为亲闻孔子《诗》学的弟子所作，对照文献，　最可能是子夏。现在看，《诗论》和《诗序》、《毛传》，在思想观点上虽有承袭，但实际　距离是相当大的，即以《关雎》等七篇而论，差别即很明显。《诗序》不可能是子夏本人的　作品，只能说是由子夏开始的《诗》学系统的产物。但无论《诗序》还是《毛传》，都确实　有《诗论》的影子，这对我们认识《诗》学传承，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