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与津镇铁路借款交涉

学界对于袁世凯的研究，随着上世纪80年代以来所谓“翻案式”的观点反正之沦落，颇形萧瑟。因此，重建史实至为关键。以津镇铁路为例，作为督办大臣的袁世凯，一方面努力协调与同为督办大臣的张之洞的认知、立场，同时，在国人争取路权情绪高涨情形下，在各方请愿要求废约自办的强烈呼声中，坚持主张借款筑路，在谈判中逐渐形成了借债筑路分为两事的思想，并最终与英、德两国达成借款合约，且使之成为了清末民初铁路借款合同的摹本，影响深远。袁世凯的借债筑路、铁路国有思想，渐次形成。     

略论汤寿潜与浙江收回路权运动

汤寿潜是中国近代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重要代表之一。20世纪初,在与帝国主义争夺路权、力主铁路集资自办运动中作出过重要贡献。他苦心经营浙路公司,使该公司成为“商办之冠”;据理争废《苏杭甬铁路草合同》,与帝国主义列强争夺路权;力拒借款,与出卖路权的清政府和推行“借款筑路”反动政策的官僚进行斗争,取得沪杭甬铁路的完全商办。汤寿潜是浙江收回路权运动的领袖,不仅为商办浙路立下了不朽功勋,而且推动了全国商办铁路运动的发展,促进了各地的争路风潮。     

袁世凯与苏杭甬风波

学界对于袁世凯的研究,随着上世纪80年代以来所谓"翻案式"的观点反正之沦落,颇形萧瑟.因此,重建史实至为关键.苏杭甬风波是江浙民众因不满政府手执草约,欲与英国续开谈判借款筑路,从而达到插手江浙铁路行为而起的一场声势浩大的风波,影响广泛,程度激烈.身处旋涡中心的新任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在该事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民众废草约、自筑路的呼声中,在朝中同僚顺应民意、拒绝续约的反对声中,甚至不顾御史的多次弹劾,袁世凯立场强硬,坚持借款改约,并最终签定与津浦合同雷同的<苏杭甬铁路借款合同>,使得自己借款筑路主张再次得以实现.     

盛宣怀与汉冶萍日本借款问题新论

盛宣怀是中国近代史上功绩卓著的实业家,也是清末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当时称雄亚洲的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公司便是由他一手操办建立的。1903年始,公司因发展需要而举借外债,其中以向日本借款最为甚。日本方面觊觎之心昭显,借借款之际向盛宣怀提出诸多借款条件和要求。盛宣怀也因此备受瞩目和争议,以至于被扣上了"资本主义大买办"的帽子。而以其记述的史料来看,实际在向日本借款交涉的过程中,盛宣怀曾对日本的要求和借款条件进行抵抗,也曾竭力维护汉冶萍公司的利益以及保护民族产业,并没有全盘接受。因此,研究和探讨这一课题,对重新认识盛宣怀颇有裨益。     

刘鹗的实业思想

刘鹗一生致力于筑路开矿、实业救国。评论刘钨的实业思想和行动是正确评价刘鹤的关键。刘鹤借外资办实业的思想是为了国家的振兴，是以“养天下为己任”思想的体现。由于深受洋务派思想的影响和对国情的认识不清，他的实业救国思想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     

既殊途,亦殊归——粗谈太平天国和洋务派在中西文化撞击中的选择

近几年来,有些论者把洋务派说成是“镇压了革命的反动派充当了革命遗嘱的执行人”,“实行”了太平天国的“革命纲领”。又说洋务派在使中国走向近代化方面是自觉的,而太平天国则是“充当了不自觉的历史工具”。进而得出洋务派与太平天国是“殊途同归”的结论。对此看法,笔者难以苟同,故而略陈管见,请教方家。鸦片战争象投向中国历史的一颗巨型炸弹,不仅炸开了中国的大门,也把中国历史     

洋务派兴办近代工业的经验教训

在中国土地上最早出现的近代机器工业，是外国侵略者的早期投资企业。中国最早的近代机器工业，则是清政府洋务派在洋务运动中即从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三十五年间所创办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洋务派兴办近代工业的成败兴衰应予以很好地总结，以古鉴今。一、洋务派兴办近代工业的原因1．开办军事工业的原因——求强首先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以巩固封建统治政权。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和洋务派官僚们把每次对外战争的失利，通通归于外国的“船坚炮利”，因此，洋务派官僚们以“自强”为号召，积极主张兴办近代军…     

李鸿章和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建设论略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铁路业的开创者,张之洞是后起之秀。他们对中国铁路业的发展有荜路蓝缕之功。他们一生的洋务活动也伴随了近代铁路建设的全过程,为中国铁路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他们在铁路建设中抵御外敌、发展民族经济、借洋款筑路的思想都是值得肯定的。但他们两人权力与地盘的争斗也延缓了铁路建设,洋务派的"内耗"同样阻碍了中国近代铁路事业的发展。     

论“洋务新政”中的铁路之争

19世纪60年代,西方列强为扩大对华侵略,再三要求“帮助”中国修筑铁路。清廷惧其势力深入内地,一再拒绝。到70年代,洋务派逐渐认识到欲改变落后状况,应引进铁路;顽固派则群起而攻之。由于受到阻挠,修路工作进展十分缓慢。由此说明改革中国旧文化之艰难;传统文化生命力之顽强;洋务派身弱点之严重。     

洋务派官僚对中法战争的不同态度说明了什么

<正> 洋务派的外交是洋务运动史研究中的一个难点,也是一个焦点。长期以来,一些论者认为洋务派一贯主和、妥协,对外推行一条投降卖国路线,并据此否定洋务派所倡导的洋务运动。近些年来,不少论者通过对洋务派个别人物的研究,特别是对左宗棠的研究,又认为在洋务派内部存在主战的抵抗派与主和的投降派,前者爱国,后者卖国。有些论者则提出外交属于国务活动,不包括在洋务运动之内,对洋务派外交采取迴避的办法。那么洋务派的对外态度究竟怎样?特别是应如何看待对外交涉中的“主和”与“妥协”,“主和”与“妥协”是否就是投降卖国?本文拟以洋务派官僚群体在中法战     

清末“新政”与挽回利权

辛丑条约之后,感到统治无法维持下去的清政府,打出了“变法维新”的旗帜,企图通过所谓“新政”来苟延残喘。“新政”,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和教育等各方面的内容。经济以振兴商务、发展实业、筑路开矿、挽回利权为中心。本文拟就“新政”与挽回利权之关系,清政府挽回利权之交涉、后果及其评价作一粗略叙述,希望能对研究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政治、经济有所裨益。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人才的培养

由于洋务派的努力探索和实践,在洋务运动期间涌现一批近代化人才。本文拟就有关问题略述浅见。一、洋务派的人才观洋务派懂得兴办近代企业要有相当数量的各种类型的人才。在当时形势下,要解决人才问题,必须审时度势,周密考虑和慎重对待。他们的人才观主要表现在: (1)洋务派认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中包括了培养“制器之人”的人     

严复的自由观

严复是一百多年前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代表,他在批判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新自由观,他的自由思想开启了一代思想之风,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冯桂芬的教育思想

冯桂芬是近代早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的“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思想,开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想的先声.本文从冯桂芬教育思想形成的背景、体系与内容、在近代教育史上的贡献和影响等方面,对他的教育观作了较为全面的探讨.     

域外兴亡史鉴与戊戌维新

戊戌维新，是一场学习西方，改造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运动，为了“救亡”与“启蒙”的双重需要，新兴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指出，要救中国，只有变法维新，而要维新，就要学习西方。维新派改变了洋务派在固守“中体”时所表现出的妄自尊大的颟顸态度，主张通世界之知识，采万国...     

也谈洋务运动的目的和历史作用

在关于洋务运动评价的讨论中,有一种意见认为:“如果我们坚持以是否促进生产力发展作为衡量进步与反动的尺度,那末,就不能不承认洋务运动的进步性。”并谓:“洋务派镇民的目的是有的,但主要的目的是御侮。”而且,“即令洋务派办洋务的目的是反动的,最多也只能说明洋务派的思想是反动的,而不能说明洋务运动的性质是反动的。”因为洋务运动乃是中华民族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矛盾的产物,它曾积极地向西方学习并利用其先进生产技术,增强军事实力,努力从事经济建设,以谋求保护中国的权利。     

洋务派与顽固派的一场论战

1874～1875年，洋务派代表李鸿章、奕、丁日昌、郭嵩焘等人纷纷上奏要求进一步推广洋务运动，提出了“练兵、造船、简器、筹饷、用人”等项自强新政的主张，引发了洋务派与顽固派的一场论战，这场论战的实质是小农经济与资本主义近代化之争，进一步表明“西学”与“中学”的冲突已经进入了一个较深的层次，同时也表明在封建科举制度下的中国，洋务运动必然失败和顽固势力随时可以以任何理由抹杀一切变革的萌芽。     

论洋务派的自强观

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分化为洋务派和顽固派两个主要政治派别。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担任封疆大吏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在清朝中央中获得了恭亲王奕訢和军机大臣文祥等人的支持。洋务派的自强观,经历了由“求强”而“求富”的演变过程,并在实践上首次同中国近代化发生了联系。是很值得研讨的史学课题。     

略论洋务派民用企业的性质和作用

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创办民用企业,到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共建成30个左右。这些企业都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形式经营,以官督商办为主。关于这类企业的性质和作用,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拟对这些问题作些探讨,以求教于学术界。一洋务派民用企业是否代表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和方向如何看待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和方向,是评价洋务派民用企业性质和作用的核心。有的同志认为:“从官办到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再到商办,这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所走过的一条特殊道路”。我们认为,这个看法不符合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实际。     

略论洋务派民用企业的性质和作用

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创办民用企业,到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共建成30个左右。这些企业都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形式经营,以官督商办为主。关于这类企业的性质和作用,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拟对这些问题作些探讨,以求教于学术界。一洋务派民用企业是否代表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和方向如何看待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和方向,是评价洋务派民用企业性质和作用的核心。有的同志认为:“从官办到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再到商办,这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所走过的一条特殊道路”。我们认为,这个看法不符合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