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现行质询权立法的思考

质询权的价值在于有利于增强对行政权的监督,有利于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有利于推动宪法实施,有利于构建"官民"沟通平台。中国与国外的质询权立法在质询的对象、提出质询案的形式、答复的期限、质询内容、质询的法律后果等方面存在不同。为了完善中国质询立法,可以从明确质询的对象、完善质询的法律程序和明确界定质询内容的范围等三方面入手。     

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的回顾及立法建议

行政程序"法典化"一度曾是中国学界与实务界的热点,不仅有其必要性也具备可行性。在总结和梳理中国行政程序立法历史的基础上,建议在制定行程程序法典时应:一要明确范围,立足实际力求概全;二要开宗明义,以权利为主兼顾效率;三要分解程序,统筹安排各要素;四要民主立法,警惕立法行政化;五要分步立法,循序渐进法典化。     

立法建议与民主立法关系研究

立法是国家的重要政治活动,人民参与立法是人民参政的重要形式。民主立法原则不能只以人民选举的代表表决通过法律的形式来体现,还要贯之于人民直接行使立法权的方式。立法建议就是人民直接行使立法权的基本方式,它还是法律正当性源泉之所在。立法建议和民主立法原则既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同时在法治背景下,前者是实现后者价值的必然规则。     

立法理由刍议

法治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趋势,依法治国是中国的基本方略。立法机关立法时何以能从实际出发、体现人民意志,进行立法理由阐释的意义与作用显得十分突出。立法理由即为立法的原因,没有对原因的充分认识,便不能准确地理解法条、正确地解决问题,所以,探究、论证立法理由是使法律发挥其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的有意义的活动。     

行政立法中的言论免责问题研究

立法实际上是对利益的分配,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行政立法则是一种特殊的利益博弈过程。行政立法参与者的言论免责与行政立法的合理性之间存在一种共生关系,没有言论免责权,行政机关所立的法规、规章的实体合理性往往难以保证。基于行政立法参与程序的差异性,应在行政立法中建立一种准免责与免责相结合的制度。     

政策性农业保险立法的核心:利益选择与协调

利益的选择与协调是转型时期的中国立法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从法与利益关系的视角而言,立法是对社会多元主体的利益进行确认、选择和协调的利益综合过程.对农业保险主体间利益冲突的认识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立法的起点,政策性农业保险立法就是为了协调这种利益冲突而通过法律制度的供给对农业保险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重新定位,即通过确认国家的政策性扶持和规范政府在农业保险中的主导作用来平衡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关系.从而实现农业保险主体在各自微观利益基础上的宏观整体利益最大化.     

试论妇女立法参与

妇女立法参与作为公民有序立法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社会主义立法民主化和女性立法参与主体化的重要方面.以性别分析理论为基础,可以得出这样的概念:妇女立法参与是一种立法参与的权力获得,其目的是平等的分享立法意志的表达权,从而影响利益的性别平等分配.提升妇女的立法参与能力可以增加妇女的立法影响力,而妇女的立法影响力又由妇女在法律中对性别问题的发现能力、法律问题的建构能力和立法的游说能力构成,并受立法体制和程序的制约.研究妇女立法参与问题可以改变传统法律的男性单一视角,促进法律的公正性发展.     

对甘肃省地方立法程序的民主科学化思考

地方立法是中国立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立法的民主性必须要有公正合理的民主程序来保障,地方立法程序完善与否直接关系到地方立法工作的效率和地方性法规的质量。本文从甘肃省地方立法程序入手,针对立法程序民主和科学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立法建议。     

美国电子政务立法及启示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以信息立法为主要内容、信息安全立法为重点、电子政务基础设施建设立法为基础、电子商务和知识产权保护法立法为补充,制定了一系列电子政务相关的法律法规,为美国电子政务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法律环境。借鉴美国的经验,中国应积极营造电子政务发展的法律环境,特别是科学构建中国电子政务立法主体框架,加快电子政府工作创新。     

俄罗斯联邦生态立法的法典化

法典化的立法形式作为成文法国家生态立法的理想化模式.不仅表明了一国生态立法的发展水平,同时也代表了该国生态立法的发达程度.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俄罗斯生态立法法典化运动,为当代俄罗斯生态立法法典编撰奠定了厚重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尝试.由于俄罗斯特有的法律文化和诸多社会因素的积蓄,又决定了俄罗斯生态立法法典化进程的渐进式发展路径与务实求真态度.作为"国际生态立法趋同化"的全球化过程参与者,俄罗斯又为各国在协调本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矛盾方面提供了法律救济的范式.     

立法:法学理论研究的一个视角

在法律实证主义兴起以前,最有影响力的法律理论几乎都将世俗法律的效力归结为某种"高级法"的权威,因此,法律不是人的理性所能控制的,当然也就无所谓理性立法。古典自然法理论提出"法律是人类理性的体现",在承认人的理性能力的前提下,更是将法律归结为人的理性活动的结果,即所谓理性主义法律观。但在法律实证主义视野内,立法并非纯粹的科学活动,而是政治行为的结果,后者并非都是理性的,所以,立法也就不是严格科学意义上的法学所要研究的问题。法律与立法的分离,促使法学研究的重点出现了"司法化"的转变,现代法律科学正是在这个法律规则及其适用的意义上具有了"科学"的含义。20世纪末产生的立法法理学,则尝试拆除法律与立法之间的篱笆,揭示出立法中的理性及其可能性,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化法学理论研究的新视角。     

立法的偏颇及其矫正——以《劳动合同法》为分析考察对象

<劳动合同法>实施两周年来的状况表明,偏颇的立法是导致法律实施效果不能令人满意的一个重要原因.通过对劳动合同法立法过程的回溯性考察可以发现:各方利益博弈的不充分与策略选择的非制度倾向、立法机关权衡利益的偏颇是影响通过立法实现社会整合效用的两个关键因素.为此,必须超越"行政主导立法"的立法模式,完善社会立法中权利配置和作为立法程序正当化装置的公民参与机制.同时,也需要一种全新的"立法者的立法学".     

论立法的社会变革功能

立法的社会变革功能是法的社会变革功能的一个环节。实现立法的社会变革功能对立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不仅要求传统立法观念的更新,还要求立法者敏锐地捕捉社会关系发展变化的信息,充分地开展立法调研,通过法律试行等方式来实现立法的社会变革功能。马克思恩格斯的"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的思想是我们研究立法的社会变革功能的理论前提。立法先导与立法的社会变革功能存在必然的联系,立法先导这一社会变革模式已成为现代国家组织和实施重大社会变革的基本方略。我国的改革实践已经表明,当代中国应当选择立法先导的社会变革模式。     

论中国刑事立法同苏俄、俄罗斯刑事立法的关系

由于相同的意识形态等原因,苏联时期的立法对新中国的立法产生过重要影响.因此,中国刑事立法同苏俄、俄罗斯刑事立法的关系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刑事立法基本上参照了苏俄早期的刑事立法,并突出表现在刑事立法的阶级属性上.新中国成立后,刑事立法仍然大量参照了苏俄早期的刑事立法,20世纪30年代后期苏俄刑事立法的新成果并没有被借鉴到1979年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中.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刑事立法与中国刑事立法已经在刑法原则、犯罪论及刑罚体系等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是,反映当今俄罗斯市场经济需求的刑事立法可以、而且也应当对中国的刑事立法起到借鉴作用.同时,俄罗斯对刑法典进行适时地多次补充与修订也是值得中国刑事立法关注的.     

对立法价值的价值探索——评陈雪平《立法价值研究——以精益学理论为视阈》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只有所制定的法律本身是优良的,法治的实现才有现实的基础.但法律本身不会自动优良,要使法律优良,就离不开对立法的研究,就要研究立法的价值.就此而言,陈雪平所著的<立法价值研究--以精益学理论为视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8月版)一本书的选题抓住了法律的根本,是大有价值的.     

行政立法的过程、体例与技术——以《治安管理处罚法》为例

自确立法治国家目标以来,我国行政法律规则的数量快速增长,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审慎的立法民主过程、立法体例和立法技术来保障立法质量.以<治安管理处罚法>为例,它契合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形,体现了人性关怀和人权保障意识,较好地平衡了警察权与公民权、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但在立法民主过程、立法体例和立法技术上还有某些不足,尚需完善,指出和改进这些不足将为提升其他行政法律规则的制订质量提供借鉴.     

关于完善地方立法立项问题的思考

在中国地方立法中,立法质量不高的问题较为突出。导致目前地方立法质量不高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立法立项的环节上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这主要表现在:立法机关在编制立法立项规划和计划中的主体地位不突出;立法立项规划和计划存在缺陷,立法规划和计划很难落实;立法立项缺乏相应的标准;立法论证不够,随意性大;立法立项中部门利益倾向严重;立法立项重立而轻改、废等。完善地方立法立项机制的对策包括:立法立项的指导思想和原则,立法立项的主体与程序,立法立项的来源和渠道,立法立项的标准和内容,立法立项规划和年度计划的编制,立法规划与立法计划的实施,等等。     

立法先行的理想图景与现实困境——关于浙江立法的一种解释

中国经济社会先发区域的立法,相对于后发区域具有一定程度的先行性特征.本文以立法先行理论为分析工具,从立法数量、立法速度、法规框架、立法价值观、法律制度和立法程序等六个维度对浙江立法的先行性进行梳理和解读,并对浙江立法面临的特殊的合法性、民主性和科学性困境进行了反省与剖析.     

中国湿地保护立法评判

中国迄今没有国家层面的、以湿地整体为保护对象的专门立法,这既是湿地保护管理面临困境的主要根源,也是导致湿地持续恶化和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改变中国湿地保护立法不足的当务之急是将国家层面的湿地立法提上议程,其前提是先行制定和完善湿地保护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具体方式是依据行政法规与地方性法规及其司法经验制定国家层面的湿地专门立法.作为这种改变的必要条件,要有步骤地尽快消解中国湿地立法现状的支撑基础.     

简述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土地立法及其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土地立法是为实施土地政策所制定的法律。土地立法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产生是合理的也是必然的,土地立法为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共产党的土地政策的实施起到了法律保障的作用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