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市民社会与“文化的”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产生于西方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期。作为舶来品,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影响着德国。德国的知识分子结合德意志民族文化的特点赋予了市民社会以文化的意蕴,使德语语境中的市民社会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单纯的经济意蕴,而使市民社会具有了德国特色的文化意义和政治意义。马克思更进一步发展了德语语境的市民社会,使市民社会含义既有文明意识,又有文化意识。     

论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及其对我国市民社会发展的启示

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是马克思政治哲学中关于国家理论的重要论点.马克思用批判的思想扬弃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思想,确立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辩证唯物历史观.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市民社会并不是西方文化的特殊产物,而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本文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的主要思想进行了介绍,并对我国市民社会的培育做了总结,最后就今后如何培育我国市民社会做了一定的探讨.     

市民社会:“历史科学”的理论题域

诠释马克思"历史科学"并非依循"自然科学"的路径,两者共同分享着历史这个主体性的根基。"历史科学"由以产生的基础是人的历史性存在及其现实生活过程,而这恰恰是市民社会为历史所拉开的"舞台"。市民社会通过人的存在及其现实生活过程,将自身定位于"历史科学"的理论题域,并由此提示在总体的"科学"层面上理解马克思"历史科学"之一事。     

黑格尔论市民社会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学说对现代社会各阶层之间以及它们与统治阶层之间的内在冲突作了深入揭示和详细解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创新。但他对于君主专制政体合理性的论证、对于民主(多数)原则的否弃、对于等级制的强调等等,相对于洛克以来的公民社会学说,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大的倒退。     

“市民社会”、现代国家以及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本文通过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理论和实践的演变的简略考察，指出独立于和外在于国家的所谓“市民社会”只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发时期的一种短暂的历史现象，是自由主义思想中理论上的抽象。现代国家发展的历程也就是它不断地扩大自身的职能范围，向“市民社会”渗透的过程。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特点要求人们探索一种能够同时充分发挥国家和社会的活力与主动精神的“强国家－强社会”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本文论证了这一模式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可能性，并且得出结论；这方面探索的成功将为人类的共同生活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国家悖论与市民社会的构建

诺斯的“国家悖论”深刻地揭示了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双重作用。即国家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国家悖论”在中国转型时期也客观存在,如何破解“国家悖论”是非常重要的,对中国转型期政府职能的转变也有现实意义。“国家悖论”的原因是国家也是个“经济人”,也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国家悖论”的实质是国家权力悖论,即国家的权力超出了它本来的界限。因此,应限制国家的权力构建强大的市民社会来解决这一悖论。     

论常州“三杰”精神与市民文化建设

常州三杰胸怀天下的爱国精神、勇于担当的奉献精神、孜孜以求的学习精神、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和积极探索的创新精神,是近代中国留给常州人民乃至全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三杰精神彰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引领新常州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当代价值。加强常州市民文化建设,需要从顶层设计着手,把弘扬三杰精神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通过学校教育大力弘扬三杰精神,依托社区活动努力彰显三杰精神,立足工作岗位积极推介三杰精神,大力推进文化融合和文化创新,不断改善文化民生。     

传统市民社会与新兴市民社会之差异性分析

传统市民社会与新兴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二者所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具有不同的社会资本基础，以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不同关系状态为背景，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具有不同的社会功能，并有着不同形式的组织载体。     

查尔斯·泰勒的现代市民社会模式评析

政治哲学家查尔斯·泰勒认为,流行于现代西方社会的市民社会概念具有深远的历史根源,这些根源为近代以来的反专制主义学说以两种不同的路径（源自于洛克的L-流和孟德斯鸠的M-流）所继承和发展,并且为现代市民社会概念提供了两条不同的理论进路。在泰勒看来,鉴于两种进路都有可能演化为市民社会的消失、自由的丧失与专制政治的复现,因而应将二者融为一体,在融汇中克服各自缺陷,以建构能够真正保障自由的现代市民社会,即个人自由与政治自由、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相结合的市民社会。     

论市民社会和文化批判

市民社会是理论界关注的热点,市民社会的理论从古希腊开始人们就讨论、探索,马克思对市社会的理论作了经典性的概括。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批判是理论完善的内在动力,市民社会的发展完善不能没有文化批判。现代性就是市民社会和文化批判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     

"新三元结构"与公民社会发展——从政府体制改革的视角分析

政府体制改革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三者关系动态变化的博弈过程,我国政府体制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建立稳定的、相对独立的、分工合作的"新三元结构"。在"新三元结构"关系之下,公民社会应该是其中重要的一极,公民社会的成熟和发展是我国政府体制改革是否完善的重要标志,也是政府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重要途径。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和发展与政府体制改革形成了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     

从市民社会视角解读中国法治建设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的市民社会逐步兴起,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逐渐分离。这种分离为中国走向法治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公权力制约与私权利保护、法治精神的孕育、良法的产生及市民守法精神的培育自此有了深厚的社会土壤。     

从市民社会到公共领域——西方现代性的自我悖反与自我救赎

市民社会是现代性确立的重要标志和现代性个体主体性原则的重要体现。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市民社会受资本逻辑的支配,成为私人利益的战场,从而使得现代性走向了自我悖反;市民社会中公共领域的诞生揭示了现代性自我救赎的希望;公共领域追寻公共性,是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以及市民社会内部的利益个体之间通过自由沟通以形成理解、或通过商谈以达成妥协的机制或制度化渠道。公共领域可以调节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成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现代性自我救赎的希望。     

公民社会与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在中国发展的前景问题，每一个负责任的社会工作者都必须予以认真的思考。就“社会建构论”的视角来说，社会工作与公民社会、社会工作与整个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都是一个互相建构的过程。改革以来，一个“政府(国家)——市场——社会”功能分化的新的社会结构形态正在呈现，用公民社会理论的分析架构(理想类型)剖析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已经具备了有利于公民社会发育的主要环境因素，由此逐渐构筑了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平台。     

公民文化与社会和谐

公民文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公民文化的发展会对既有的生产关系提出变革要求,从而推动社会进步。公民文化还具有提高公民素质、消解社会矛盾、化解冲突的功能,因而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客观而积极地看待公民文化对于社会和谐、社会稳定的作用,对于培育公民文化、促进公民社会成长,积极促进生产关系改革、实现社会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当代公民社会与民主化：一种可能性的分析

20世纪中叶,当代民主化浪潮在全球受阻。在民主化的反思中,越来越多的人们注意到了公民社会对民主化的推动作用。笔者试图从结构-功能、政治文化与全球化三个维度分析公民社会对民主化的推动作用是如何可能的:公民社会的内在结构有利于划定公民与国家之间的疆界,构建公民民主参与的渠道,提供一种“以社会制约权力”的机制;公民文化与民主文化和谐一致,加强公民文化建设对培育民主精神与民主文化有很大助益;从民族国家层面走向全球层面的公民社会,仍有可能成为推动世界性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力量。     

论非政府组织建设与公民社会的发展

加快非政府组织的建设,可以增加政府机构改革与职能转换力度,增进社会容忍,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发展非政府组织的重大意义,力求形成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伙伴关系,增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优势,拓宽非政府组织的协调沟通机制,促进我国公民社会的发展。     

国家、市民社会与公民权利——兼评我国近年来的市民社会话语

我国的市民社会话语一开始就是一种规范性话语,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化倾向.事实上,正如黑格尔、马克思早就分析指出的那样,市民社会既有解放性,又有它的欠缺性、压迫性,就如同国家既有压迫性又有保护性一样.从维护保障公民权利的角度出关键是如何防止市民社会的压迫性和国家的压迫性的重叠,进而以市民社会和国家的解放性、保护性来克服、遏止它们的压迫性.     

公民社会：一个孕育着公民主体意识的社会

尽管对公民社会概念的界定至今仍未一致,但中外学者都认可公民社会是个突显个人权利、以人为本的社会,是一个具备了自治性、参与性、公开性和开放性的社会。正是由于公民社会具备了这些特性,说明公民社会的社会发展的价值追求是与公民主体性的内涵相切合的,也使得公民的个体性和自主意识能在公民社会中得以彰显。公民社会的构建促进了公民主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