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2014—2018年国家卫健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描述统计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中国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现状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较前几年有所减弱,仅有36.6%的流动人口愿意在流入地长期居留;户口性质、受教育程度、住房支出、收入、就业身份和流入地区域是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显著影响因素,受教育程度越高、平均每月住房支出越多、平均月收入越高、年龄越大的流动人口越倾向于长期居留在流入地。依据分析结果提出完善流动人口管理的相关建议,即发展区域经济,提高对受教育程度高的流动人口的关注度,加快流动人口管理的规范化、信息化建设等。     

流动境况、城市等级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西北地区的实证研究

城市成为各民族融入现代化进程的地域空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留意愿是实现共居共建共享的城市民族关系中的重要议题。利用2014—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中西北五省区混合截面数据,考察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特征,分析流动者流动境况与流入城市等级对其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并对研究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西北地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居留意愿较为强烈,就业属性、收入支出水平、流动时间、流动原因与流入地城市规模等因素均显著影响其城市居留意愿。正规就业与收入较高的少数民族流动者更倾向于长期居留于本地,近距离流动、流动时间长与家庭动因流出的流动者居留意愿较高。随着城市等级上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先下降后上升,流入地级城市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最低。     

外来人口的居留意愿与合理流动——以北京市顺义区外来人口为例

在简单介绍顺义区外来流动人口基本情况的基础上,运用多类别对数比率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了影响外来人口居留意愿的积极和消极因素。研究表明:来京时间、户口性质、住房情况、在北京是否有固定工作以及家人是否同在北京是影响外来人口居留意愿的主要因素。认为:要从城市的推力、拉力入手,正确引导流动人口的流动方向和流动速度,实现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     

苏州市外来人口居留特征和政策响应研究

基于问卷调查和部门访谈调研,对外来人口在苏居留时间、参与社会保障状况以及居留意愿等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指出当前苏州外来人口管理中存在的劳动力出现结构性短缺、公共服务需求与供给不足形成矛盾、居留意愿与苏州发展方向不尽吻合等主要问题,并据此提出加快居住证制度试点,构建面向外来人口的发展型社会政策框架,建设以注重质量、注重结构优化、注重技能素质为导向的外来人口调控机制等政策建议。     

北京市乡城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研究

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2012年北京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利用Binary 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在控制了人口特征变量后,从居留能力和社会融合两个层面出发,对北京市乡城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超过七成的北京市乡城流动人口具有在大城市长期居留的意愿;居留能力方面,拥有较多社会资本和较高收入会对长期居留意愿起到促进作用,居于生产性服务业比处于消费者服务业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强,就业身份高的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强;社会融合方面,心理认同感强的乡城流动人口具有更高的长期居留意愿。     

边疆地区流动人口基本特征及居留意愿

利用2014年云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基于STATA统计软件平台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边疆地区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主要表现在年龄、户口性质、婚姻状况、职业种类和住房性质5个方面。但也存在一些共性的因素,即流动范围、在流入地的工作区域、流入地的家庭月收入和流入时间长短都会显著影响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边疆地区的人口流动范围以省内为主,近距离的人口迁移流动加剧了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实际上,边疆地区流动人口也处于"留"而不"流"的稳定状态,在流入地平均居留时间在6年以上。     

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区域差异与影响因素

基于 2016—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验证了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区域差异,并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当前人口流动的大趋势不改,长期居留意愿呈现出北方高于南方、东部高于西部的特点,且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分布,华东和东北地区始终是“热点”城市集聚区。从城市包容度、社会融入能力和家庭特征三方面分析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社会融入能力最为重要,其中已婚率、受教育程度、流入地已停留时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更高的跨省流动比例则会降低长期居留意愿。城市包容度的重要性有限,但医疗公共服务的正向影响增强,平均工资收入和住房支出两大经济因素亦开始凸显重要性。家庭特征始终是流动人口长期居留决策的一大因素,符合新经济迁移理论。     

依托社区民间组织融合服务外来人员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宁波市已经成为外来务工人员较多的地区,目前全市登记的外来人口总数已达331万人,居浙江省首位,占当地人口比例的60%,其中外来劳动力285万人,占全市企业员工总数的56%。宁波市在营造     

城市劳动力供求与外来劳动力就业政策研究--上海的例证及启示

本文系统地研究了2005年到2010年间上海劳动力的供求趋势,测算了所需的外来劳动力数量。结果表明:户籍劳动力的再生产远不能满足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在经济增长速度为10-12%时,这期间上海每年依然需要存在300—600万的外来劳动力。城市在外来劳动力问题上面临两难选择,外来劳动力对城市的贡献与对城市就业岗位的挤占可能同时存在。目前上海劳动力市场中外来劳动力在职业进入、工资水平、社会保障待遇等方面与本地劳动力有明显的差异,其就业环境依然有待改善。我们的结论是:对外来劳动力的歧视性政策可能导致劳动力的大量流失,更有悖于社会公平;外来劳动力就业应主要靠市场调节,地方政府应为外来劳动力就业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椭圆旋轮线型罗茨泵转子型线设计

利用 2011—2018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全国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工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会显著提高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的长期居留意愿。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城市内农民工的就业,增加农民工的小时工资,提高农民工的幸福感来增强农民工的长期居留意愿。进一步对农民工个体异质性分析发现：低受教育水平农民工的居留意愿更容易受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状况的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对男性和女性农民工的居留意愿的影响并没有明显区别。分析地区异质性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地影响了东部地区的农民工居留意愿,但对中西部地区农民工的居留意愿的影响不明显。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民工长期居留意愿

利用2011—2018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全国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工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会显著提高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的长期居留意愿。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城市内农民工的就业,增加农民工的小时工资,提高农民工的幸福感来增强农民工的长期居留意愿。进一步对农民工个体异质性分析发现:低受教育水平农民工的居留意愿更容易受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状况的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对男性和女性农民工的居留意愿的影响并没有明显区别。分析地区异质性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地影响了东部地区的农民工居留意愿,但对中西部地区农民工的居留意愿的影响不明显。     

法国的移民大门悄然打开

按照法国颁布的《外国人入境和居留法》的规定,经许可入境的外国人,在法国期间分别享有三种居留资格。第一种是临时居留者,主要包括旅游者、留学生、经商和季节性劳动者。例如,意大利、西班牙的临时工人,一般允许居留3个月、6个月或1年等;第二种是短期居留者,主要是指签订合同的劳工移民,居留期限为3年;第三种是长期居留者,包括法国公民的家属、难民以及上述第二种中的申请者。前二种人员经过批准,可以改变自己的居留身份,成为长期居留者,也就是取得了在法国永久居留的资格。移民签证申请条件法国政府为了减少外国移民的人数,对申请以移民身…     

媒体关注·生活数字

我国流动人口达2.21亿 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李斌3月1日透露，我国去年流动人口已达2．21亿，上世纪80年代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占了42：8％，成为主体，流动人口举家迁移和在流入地长期居留趋势明显。     

论苏州外来人口的和谐流动——基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苏州外来人口数量多、占比高,流动形式呈常住化、家庭化趋势.外来人口对苏州经济发展具有提供大量基本生产要素、提升经济活力、扩大消费需求、贡献剩余劳动等积极效应,也存在加剧资源约束、迟滞产业升级等消极影响;对苏州社会建设具有改变社会人口结构、促进文化风俗重构、推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等积极效应,但也加剧了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供求矛盾、加大了社会管理成本.推动苏州外来流动人口和谐流动,须贯彻实施产业高端化战略,以产业升级引导人口流动;大力推进“三区三城”建设,以优良环境吸引“高端人口”;努力增加公共产品供应,以合理待遇改善外来流动人口生存状况;积极探索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以科学管理模式保障和谐社会建设.     

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保障的制度困境及优化路径——以浙江宁波为例

通过全面调研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及社会保障情况,分析得出建立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保障制度的可能性,并从构建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路径、配套制度改革等方面,提出宁波完善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保障制度的路径和对策     

大城市外来人口本地化困境的反思——以上海为例

本文以上海为例,说明大城市外来人口的福利压力、财政压力、社会治安压力、资源环境压力等等压力和负面效应其实都被人为地夸大了;外来常住人口本地化的过程其实有利于减少外来人口压力和负面效应,而不是加大;因外来人口本地化而增加的用工成本非常有限,而且,用工成本的增加也是非常必要和合理的.     

家庭因素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

基于在浙江省宁波市所做的问卷调查,探讨了农民工的返乡回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农民工中的大部分在近两年有回乡发展和就业的打算,农民工的返乡回流意愿与其家庭特征、个体特征、社会经济特征、地区特征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同时,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在最终返乡后,回归农村土地的可能性在逐渐减少。针对流入地政府,提出了优化农民工工作生活环境、完善农民工教育培训体系、为农民工提供住房优惠等政策建议,以减少农民工返乡回流意愿。     

自有住房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17年湖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基于2017年湖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系统考察了自有住房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自有住房流动人口介于城镇居民和传统流动人口之间,是一个更年长、文化程度更高、子女更少的群体。他们多短距离流动并从事有稳定雇佣劳动关系的工作或无业在家,有强烈的长期居留意愿,医疗保障和家庭收入水平较高。同时,与无自有住房流动人口相比,其自评不健康、患慢性病以及患急性伤病的比例均更高。进一步的回归结果显示,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流动原因、就业状态、居留意愿和家庭收入水平显著影响自有住房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应该针对性减少流动人口居住隔离,提倡健康生活方式,改善就业环境和劳动条件,以促进流动人口发展,助力健康中国行动。     

媒体关注

媒体关注·社区关键词在宁波市首个外来人口社区——北仑新碶街道银杏社区,有1000多名外来打工人员选择留在宁波过年。山东籍新市民李秀娟把父母、孩子全部从老家接到了北仑,全家十口人第一次在异乡过年。她边给女儿扎辫子边石契     

广州市外来人口的空间分布分析

论文描述了广州市外来人口在空间上的集聚与扩散,指出新老城区和郊区的外来人口在职业、家庭和住房等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别,外来人口的职业结构对其分布有直接的影响.虽然形成大量外来人口在城市聚集的深层次原因是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但是本地人口的职业流动和城市内部空间流动是城市社会空间结构重构的最直接因素.随着城市就业压力的增大和旧城改造,可能对今后外来人口空间分布产生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