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唐间豪族地主的两重性

生产关系中的土地所有制、政治关系中的等级制和社会关系中的宗法制,是封建社会的三个主要特征。所以,封建社会可以概括为土地所有制社会、等级的阶级社会和宗法制社会。这三个主要特征,渗透到地主阶级内部,形成了多元性和多层次性的结构,而豪族地主则是其中的一元和一个阶层。对豪族地主的考察,既要分析其地主阶级的共性,也要看到其阶层个性。豪族地主是宗法封建性大地主,有强烈的剥削性。但又是经营性地主,是残酷的压迫者,但又不直接支配国家政权,不具特权身份,是非身份性地主和非统治阶层。这就是豪族地主的两重性。本文着重分析豪族地主两重性中的后者,时间跨度主要在汉唐间。     

赤壁之战新论

历史的具体发展过程,是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的辩证统一,赤壁之战即属这种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一表面看来,赤壁之战是封建地主军阀集团之间的一场大搏斗,如果我们挖掘更深层的原因,则会看到它是东汉末年社会结构发生局部变化而引起的强烈震荡.而这种震荡的震源,则是来自封建生产关系量的变革.生产关系的量变,不但从经济上改变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构成,而且由于地主世家与豪族地主势力的膨胀,从政治上影响了东汉封建政治的权力结构,提出了权力再分配的需求,构成了东汉社会结构震荡的深层原因.东汉地主阶级的构成是多层次的,从身份性来说,有身份性的地主世家、有非身份性的豪族地主和一般地主;从其对政权的关系来说,有统治阶层、有非统治阶层.因此,地主阶级内部各种利益集团、各层次之问的斗争也显现出多层面、交插性特点.在统治阶层中有外戚与其它地主世家利益集团的斗争,也有外戚与宦官的斗争;统治阶层与非统治阶层     

唐代科举考试舞弊的防范与惩处

唐代是贵族地主政治向品官地主政治的过渡时期,贵族政治无时不在对科举考试的公平、公正施加影响。在录取实践中,试卷成绩对考试结果常常不是决定性的。因此,科举考试的舞弊大多不在科场之内,而在科场之外。唐政府针对科场舞弊建立了各种防范措施,并加大惩处力度。有些措施不仅在当时收到良好效果,就是对今天的各类考试,也不乏借鉴意义。     

南北朝时期的地主

南北朝时期的地主，既指占有或追求大量田地者，也指占有或追求大量钱财者，土地是地主首要的追逐目标，钱财也是其重要的追逐对象。南北朝时期的地主，分为“皇权地主”和“吏民地主”两类，前者由皇帝、皇室地主和官僚地主三者构成，其中皇帝乃是全国最高、最大的地主；后者主要是指“吏民”中占有较多土地或财富的相对富裕者。“皇权地主”是依靠皇权的培育、扶植而形成发展起来的，皇权通过封爵、仕宦等制度性措施和赏赐、聚敛等随意性手段，培育扶植起“皇权地主”群体，因而“皇权地主”是由政治原因所决定的政治性地主；“吏民地主”却得不到皇权的助长和扶植，主要通过扩张田地、增加劳动力、经营管理、利用水利工程等经济手段发展起来，因而是由经济因素所决定的经济性地主。“皇权地主”作为皇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属于统治者；“吏民地主”同其他普通吏民一样，属于被统治者。皇权与吏民的矛盾是南北朝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皇权地主”与“吏民”的矛盾包含在这个主要矛盾之中。     

明代的庄田地主及其对土地买卖的影响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历代王朝建立后,都要培植一批贵族地主。明王朝也是这样。朱明王朝借助国家权力培植起来的庄田地主,是大地主土地所有制最集中、最典型的代表,它对整个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本文仅就庄田地主的兴起及其对于土地买卖的影响,作些粗略的历史考察。     

論孔子与教育

中国地主封建制的起点是在“春秋”中期,地主封建制的完成并且是在全国范围内完成,是在秦统一时期,而其初步发展是在汉代。地主封建制下所有制形态有两种:一是为领主贵族转化而来的贵族地主占有的土地,一是为庶人阶级分化而来的上层富人占有的土地,不过在先秦,前者居于主要地位;秦汉,后者居于主要地位。因此,地主封建制刚被送上历史车输轨道,地主贵族在经济上、政治上享有最高权利;上层富人有经济上权利,没有或者只有很少的政治权利;而庶人阶级下层则既无经济权利,又无政治权利。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矛盾,有的是属于对抗性的,有的是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矛盾的主要的、次要的方     

论六朝时期南方地主庄园经济

六朝时期,江南地主庄园经济的产生与发展,既与这一地区所特有的自然环境有关,又与因北方战乱,大量流民进入南方地区有关,是由世族地主的阶级属性所决定的一种必然结果。此种经济的性质为综合性多种经营的带有休闲性的庄园经济。六朝时期南方地主的庄园经济对于保护流民的生产积极性,发展江南地区的经济,以及塑造江南世族政治上的惰性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米脂县杨家沟马家地主租佃关系考察——以1942年张闻天调查为中心

米脂县杨家沟村马氏地主集团是闻名陕北的大地主经济集团.抗战时期,中共中央为了探索新时期土地改革理论和完善有关土地改革政策于1942年派出以中共中共书记处书记张闻天为首的农村调查团,详细考察了该村以"马光裕堂"为轴心的马氏地主经济集团.调查结果表明马家地主赖以生存的生产方式主要体现在围绕土地的租佃关系上,地租、"字号"经营所得或放高利贷、典买土地和出卖粮食是马氏地主集团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或最主要的业务内容;秀才出身的马维新是这个集团的典型代表,其经济势力遍及周边数十个村庄,甚至在整个米脂地区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以马维新为首的马氏地主集团既是一个强大的地主经济集团又是一个强大的政治集团,但随着中共减租减息和抗战负担等一系列政策的强力推行,其各种影响力尤其经济影响力在不断弱化,佃农与之的经济依附关系也在不断削弱.     

《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序

《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序瞿林东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门阀地主是一个特殊的历史存在。门阀地主的出现,同当时的土地兼并、人口逃亡、户籍减少有极大的关系,也同两汉以来世家大族的政治特权与家族历史的延续、发展有极大的关系。如果以其同两汉时期...     

明代的社会主导群体

社会主导群体这一概念主要指统治者群体。过去史学界常认为“地主阶级”(或奴隶主阶级)即统治阶级。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地主都属于社会主导群体的成员。以明朝而言,官与民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能够作为社会主导群体成员的只有士绅地主,过去亦称作身份地主。身份地主的主要成份是官员。中国历史上有贵族和士族官僚体制,也有科举官僚体制。明朝是科举官僚体制的时代,明朝的身份地主是通过科举取得了功名的地主,其主体是读书人,即士。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宋、明两朝是士和士大夫们作为社会主导群体的时代,其间经历了元代的蒙古色目贵族统治时代。因此,明朝的建立使江南士大夫们实现了群体回归,重新成为社会的主导群体。明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的转型,社会等级结构发生了变化,其中主要便是社会主导群体的变化。晚明的官僚士大夫在社会心态、价值取向、政治主张以及职业和自身成份等方面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了社会的变化。从理论角度看,这种变化应该具有近代化的性质,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南北朝时期寺院地主经济与世俗地主经济的比较研究

寺院地主经济的研究,是中国封建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三至六世纪尤其如此.一是由于它成为封建地主经济的重要成分,构成地主经济的另一翼;二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中,寺院地主经济与世俗地主经济以及城市工商业经济构成三种私有经济成分.南北朝时期的寺院地主经济与世俗地主经济之间有着不少共性,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同样受着封建地主经济发展规律的制约和影响.但在另一方面,寺院地主经济毕竟是整个地主经济中具有自身特点的经济成分,因而又有别于世俗地主经济.近年来,寺院地主经济的研究,日益为史学界所重视,一些学者把宗教史与经济史结合起来加以考察,从不同的角度作了探索.然而,系统地将南北朝的寺院地主经济与世俗地主经济加以比较,进而揭示寺院地主经济的独特个性的研究,尚不多见.笔者曾在《南北朝时期的寺院地主经济初探》一文中,阐述了我们的看法.现再作此文,拟从寺院地主经济与世俗地主经济二者产生的社会条件、形成和发展的具体途径、以及各自在发展中所体现出的特点等方面,作一些比较分析.     

试论汉代经学地主的形成轨迹及其成因

在对中国地主阶级进行阶层研究时,学者们总是按地主的出身为标准把地主阶级分为贵族地主、军功地主、官僚地主和商人地主等几类型。这种分类忽视了在中国历史上以知识文化而人仕求财型的地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西汉以来,儒学被称为经学,经学成为人仕的最重要、最便捷的途径。因此,可将文化型地主称之为经学地主。这样一支地主自由汉时代形成,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始终存在。本文拟以西汉的经学地主为个案进行研究,探讨其在西汉形成的曲折过程和形成的原因。 一、经学地主之概念 从广义来说,经学就是解释阐述儒家经典和传记义理的学问…     

魏晋南北朝的财婚问题

婚娶重财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婚姻史上的重要内容。婚嫁时男女双方的父母都要花费大量钱财来为子女完婚 ,嫁资和聘金已经成为普通家庭的沉重负担 ,并引发了社会奢侈婚俗的蔓延。因而 ,一些明智的统治者屡次发布诏书予以禁止。但因门阀等级内婚制所处的主导地位 ,门阀士族的相互攀比 ,庶族地主极力与士族地主联姻 ,借此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凡此种种 ,导致了财婚现象久盛不衰     

东汉地主制经济发展的特点

本文研究了东汉时期封建地主制经济发展的特点。东汉是中国封建经济制度由不够成熟向成熟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时期,其封建地主制经济较前有显著变化。具体表现在:大土地私有制有所发展,特别是富民地主中的大商人豪强的经济力量大为增强,出现了具有相当规模的地主田庄;主要生产者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加强了;在地主阶级内部形成了世族地主阶层。     

中西权力学说及其政治影响之比较

中西方古代“天主地仆”与“地主天仆”的不同宇宙观,造就了中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权力来源学说——“君权神授”与“天赋人权”。在这两种不同的权力来源学说对中西方的国家政治体制、国家主体意识、政府职能界定以及税收制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     

略论民国乡村自治的社会制约因素

民国时期,国家以实现社会治理方式现代化为目标的乡村自治制度在实际运作中扭曲变形,始终没有达到制度理想。虽然这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国家政治行为有关,但也与乡村社会本身的诸多因素密不可分。对这些因素加以分析和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民国乡村自治问题的认识,也对目前大力推进的村民自治具有某种启迪意义。 一、封建的乡村经济形态与政治结构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乡村自治制度的运作首先受到乡村社会经济基础的制约。 民国时期,地主制经济是乡村社会经济的基本形态,地主是主要的乡村土地所有者。据统计,１９２５…     

清代民国珠江三角洲的乡族田与二路地主

<正> 关于旧中国农村社会的经济性质和历史作用,在海外的学术界存在着几个有争议的重要问题。第一,旧中国农村社会阶层分化,对农村革命有多大的推动力?造成民国时代农村经济危机的原因是由于佃农被地主层层剥削,还是由于农业技术落后,生产率下降?第二,旧中国农业经济有多大的发展潜力?明清近代时期农业资本萌芽有多普及化?经营地主所占的比率有多大?有没有经营地主代替租佃地主的趋势?当然,对这些问题的结论或立场,是有政治上的含义的。假如认为中国农村经济危机因素是科技的问题,就必然否定社会变革的必要,主张引进现代科学才能解决农村经济问题。例如,美国政治学家     

宋代官僚经商之风摭谈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到后期的转折时期,流动性比较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兴起和非身份性官僚地主统治地位的确立,为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尤其是商业资本势力的膨胀提供了便利条件。在商品交换原则的支配下,土地已作为商品越来越深地卷入流通领域,人们“有钱则买,无钱则卖”,土地所有权转易频率大大加快,因而出现了“贫富无定势”、“富儿更替做”的新经济格局。与此同时,昔日地主阶级内部“士庶天隔”和“以贵承贵,以贱袭贱”的旧政治格局已被“朝廷无世臣”和“贱不必不贵”新政治格局所取代。这种经济政治地位的动荡,反映了以往板结化的社会结构,特别是富与贫、贵与贱的凝固性已渐被打破,而社会的流动性、竞争性日益增强。     

关于中国农业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与《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一书作者商榷

景甦、罗仑两同志所著《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一书,是1959年9月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作者在山东章丘县等地调查了三个比较典型的经营地主——太和堂李、树荆堂毕、进修堂孟,两个租佃地主——矜恕堂孟、玉堂孙,及山东四十六县一三一家经营地主的一般状况。通过对调查资料的分析,作者认为:经营地主已经不能完全属于封建经济形态的范畴,而是属于资本主义萌芽范畴的东西。我们根据作者的调查资料,就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问题,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向作者请教。     

不在地主与乡村权力生成机制变动——以满铁调查所及的华北区域为中心

在中国共产党执掌国家权力之前,国家政权一直未真正渗入基层社会,官方留下的权力空间借助乡土社会的内生权力得以弥补.在20世纪前期的社会变迁中,具有较强稳定性的富有乡土印迹的内生权力生成要素因不在地主阶层的规模性形成而失去往日之绩效.探讨社会变迁中的不在地主与乡土社会内生权力机制变动的问题,无疑是乡村政治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