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史学:20世纪初“新史学”建构的知识谱系

戊戌时期出现的史学变革言论,是文明思潮在史学领域的表现,至20世纪初结出硕果:以文明史学为蓝本建构起一套新的知识谱系,完成对传统史学的革命。新史学是实现新文明的路径之一,欲真正理解新史学,必须站在文明视角。新史学的核心贡献并不局限于"历史是什么"的本体层面,而在于依托文明理论视角,初步建立起一个新的史学知识谱系,其主要逻辑架构可以概括为:为什么要书写历史——书写什么样的历史——怎样书写历史。新史学不仅致力于实现历史书写从"眼光向上"到"眼光向下"的典范转换,而且尝试用"人类——世界——国家——社会"这一清晰的层级结构,来取代"天下——王朝——社会——家族"的传统书写模式,并由此带来扩大史料范围、跨学科治史等一系列史学方法层面的变革。     

论梁启超“新史学”的方法论特征及其对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影响

在许多研究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著述中,大都就"新史学"的救亡与启蒙功能作了许多细致的挖掘,而对于"新史学"所倡导的跨学科的治史方法涉及不多。"新史学"在当时确实起到了济世救国的作用,现在重新回首"新史学"走过的百年历程发现,它在20世纪中国历史学中彰显出的魅力则在于倡导一种总体史的著史范式和多学科的治史方法,并为日后唯物史观派史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与唯物史观派史学一脉相承。     

从《新史学》一文看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本文围绕梁启超《新史学》一文 ,从三个方面对其中所包含的史学思想进行了初步探讨。一、分析了新史学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二、论述梁启超进步史学思想的表现及其意义 ;三、阐述其在梁启超史学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同时也指出其存在的不足之处。     

地理环境论与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

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受到多种西方学术文化的影响,地理环境论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梁启超不仅系统介绍了地理环境论的主要思想,还具体探讨了地理环境与中华文明之间的联系,并试图通过中西地理环境的差异解释中西文明的不同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认识的提高和深化。但梁启超并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他只是将地理环境作为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一方面因素。      

量词“块”的产生及其发展演变

“块”本义为“土块”.西汉时虚化为量词,用于称量“土块”,但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块”的名词本义一直存在,且实义性较强,因此“块”作为量词的用法发展较为缓慢.唐代以后才开始用于称量其他“块状”事物,泛化的机制为“形状属性”类推而非“范畴属性”类推.“块”在宋代以后的发展中,用于称量的事物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抽象,并从个体量词衍生出了部分量词和度量衡量词的用法.明清时期“块”的量词用法基本形成.     

试论早期基督教的产生及其演变

基督教初兴之时 ,具有一定的社会改革意义。原始基督教运动是当时罗马帝国境内被压迫人民要求解放的运动 ,在基督教的教义里面 ,潜藏着被压迫阶级渴望解放的宗教激情。不过 ,原始基督教在本质上是消极的 ,它除了发泄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情绪外 ,没有任何革命运动的实践 ,只能引导人民耽溺于宗教的幻想。基督教这种虚幻、消极的属性 ,终致被奴隶主阶级所利用。经过剥削阶级的改造 ,原始基督教的阶级憎恨和复仇情绪逐渐淡薄和消退 ,被压迫阶级性质的宗教逐渐蜕变成为维护罗马帝国统治的最有效的政治工具     

论梁启超《新史学》与《新民说》的内在一致性

梁启超的《新史学》与《新民说》,在倡导近代进化观、近代民族主义精神、近代国民观念等方面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显示出《新史学》与《新民说》宗旨相通,说明梁氏企图借新史学灌输近代进取精神、近代民族主义精神与近代国家观念,培养近代新国民,以适应救亡图存的时代需求。     

20世纪初西史东渐与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发轫

20世纪初,以挽救民族危亡、改变国家政治状况为宗旨的资产阶级政治斗争风起云涌,史学革命应运而生.一批留学欧美、日本的学子积极译介域外新知,域外史学的大量成果及信息源源不断地被输入中国,形成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引进国外史学的新高潮.西方史学思潮的大规模输入对中国社会尤其在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大大开阔了国人的眼界和思路,为新史学倡导者批判封建旧史学、创立近代新史学提供了新的思想理论武器和效法的模式,推动了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形成和发展,并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确立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堪称中外史学交流史上的精彩篇章.     

梁启超的“史界革命”及其意义

梁启超对历史情有独钟,无论是对旧史学弊端的醒悟还是对史学作用的认定都使具有革命情结的梁启超对“史界革命”倍加关注.梁启超集中检讨了旧史学的弊端,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新史学的建构方案.这一切对于史学以及国民精神的启蒙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启蒙”到“学术”——20世纪初北京大学图书馆功能之演变

20世纪初,北京大学图书馆经历了由大学堂时期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的转变。在蔡元培、李大钊、蒋梦麟等学者的执管下,图书馆日益向管理制度规范化、机构设置合理化、工作人员专业化、藏书分类现代化的方向发展,其功能亦从藏书到注重启蒙再向重视学术研究的方向演变,为中国大学图书馆事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20世纪初群科旗蒙古的文化变异与边缘化倾向

群科旗以前是青海湖蒙古人的一个基层社会组织,20世纪以来逐渐从民族集团演变为一个地域集团;在当地,群科旗蒙古人与其他少数民族一样,成为非主流民族,他们的文化也发生了变异,一些蒙古人成为多重身份的人,走向边缘化。     

20世纪新闻标题的演进与意义

20世纪百年间中国新闻标题的发展呈现出由现象到本质、由单一到丰富的渐进过程,同时也是新闻标题的要素、价值与意义不断发现与确立的过程。在媒介多元共存的今天,新闻标题的功能日益彰显并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世纪之初的中国国家政治安全问题

世纪之初的中国国家政治安全面临着严峻挑战.一方面,全球化对我国的政治发展具有"双刃剑"作用,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对政治发展与稳定等产生重要影响.我们必须及时制定和实施新的国家政治安全战略,从制度和机制建设上来保障国家政治安全,积极参与多边安全合作,寻求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新途径.     

新世纪初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及影响

从冷战结束至今的十几年里,国际环境发生了一系列新的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包括国际发展主题继续呈现和平与发展的态势。国际政治格局进一步向多极化方向过渡,世界经济不断向全球化的纵深发展,世界经济结构也从原有的产业经济结构,向以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为主体的新经济实现历史跨越等。这些新的国际环境的变化,对世界的每一国家和民族都是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对其在未来的地位和作用前景产生重大的影响。     

世纪之交的中国科学史学

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科学史学在中国有着长足的发展并日趋成熟,这主要表现为:科学史学正经历着"再建制化"、其国际影响力和地位迅速上升、科学史学出版物的日渐繁荣和科学史学研究上呈现出新特点和新趋势。同时,这一时期在中国科学史学自身和外部还存在诸多发展上的难题,如学科定位不尽合理、学科规范尚待加强、研究领域不够平衡、研究水平亟待提升等。这需要科学史学界联合国家有关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的力量,调整其学科定位,促进学科互动;跟踪国际前沿,拓展其研究领域;加强学科建设,规范其人才培养;加大扶持力度,提高其社会认同。     

论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启蒙话语的嬗变与转型

启蒙话语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统摄性文化主题和中国知识分子精英的独特身份符号，在世纪末的文化转型中陷入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通过总结和反思20世纪启蒙话语体系自身的本体意识，探寻启蒙主题在中国的历史更迭，以此透视世纪之交转型期的文化语境，探讨启蒙传统的未终结性，新启蒙的转型背景、启蒙本体论的嬗变，以及启蒙策略转型，尤其是启蒙者身份的隐匿和启蒙对象的扩张，才能彰显这一文学传统和文化思潮的未来走向和当代意义。     

20世纪初浙江留日学生报刊述评

2 0世纪初 ,浙江留学生在日本创办了《浙江潮》、《白话》等华文报刊 ,它们是中国留日学生所创办的革命报刊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报刊向读者宣传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 ,抨击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行径 ,同时把革命的矛头指向清朝政府与封建专制统治 ,为辛亥革命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关于新世纪初期道德形而上主义的争鸣及其反思

世纪之初,学术界发生了一场围绕文学与启蒙、文学与道德问题的讨论。刚刚落下帷幕的这场讨论对中国人文学术研究的影响是深远而重大的。它引发了人们对于文学的不可或缺的信仰维度的建立,及其对于中国文学决定性的建构作用的思考。     

世纪之交社会民主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渐进转变

社会民主主义作为20世纪世界政治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其核心价值观一直被视为在1959年<哥德斯堡纲领>确立的自由、公正和团结互助.但是大量的事实表明,在全球化与苏东剧变的双重历史背景之下,世纪之交的社会民主主义核心价值观已经发生了一定的渐进转换.其最重要的转变则是对平等公正理念的重新界定和对社会责任的进一步强调.此种核心价值观的渐进转变,不仅构成社会民主主义变革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且是其活力的一种重新诠释与注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