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通鉴·唐纪》看司马光反佛思想

本文从剖析《通鉴·唐纪》所载佛教史料入手,并以书外的有关言论相印证,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司马光的反佛思想。认为司马光反佛,是因为佛教耗蠢天下财富,佛教徒是社会动乱的因子,佛教“无益于民,有害于国”。本文还将司马光的反佛思想与唐代反佛志士有关思想相比较,指出司马光反佛思想还没有摆脱唐人反佛的老路,而且与其温和的政治态度相一致,反对过激抑佛行为。     

司马光对宋朝周边政权的态度

本文从三个方面阐述了司马光对待宋朝周边政权的态度。在策略上，注重御之以德，防之以谋；在军事上，维护边境和平，反对轻开边隙；在经济上，注重利用经济优势，以交往促和好。     

论屈原和《离骚》

二千二百年前的战国时代,是我国历史上阶级斗争激烈搏斗的时代,是奴隶主贵族复辟奴隶制和新兴地主阶级反复辟的斗争进入决战阶段的时代。就在这个时代里,在文艺舞台上出现了一部光辉的作品——《离骚》。《离骚》是当时楚国社会的一个缩影,也是屈原这样一个法家人物政治思想观点的表露。今天,我们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分析一下《离骚》和屈原,给它一个恰当的评价,这对于     

论《史记》与《通鉴》的会通思想

《史记》与《通鉴》是我国史学上的两座丰碑.二书都网罗宏富,体大思精,自成一家之言.问世之后,即引起重视.历代学者仿效、续补、删节、注释、勘误、评论等文章和专著不断涌现,形成了专门之学——《史记》学与《通鉴》学,究其原因,首先是二书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和在编篡学上的巨大贡献,其次也归功于各具特色的“会通”思想。前者,学术界论述甚多,后者,前人多有忽略,或语焉不详。本文以二书作比较.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     

评胡三省论《通鉴》书法

书法，在史学领域有广、狭两种涵义。狭义的理解，认为是著史之初的发凡起例、统一用语问题。广义的看法，认为是史家著史之法。它既要回答史家为何写史，也要回答史家如何写史。前者主要指史家写史的指导思想，即“史意”；后者主要指史家写史的方法，即“史法”。胡三省为《通鉴》作《音注》，通过《通鉴》行文的具体事例，揭示了《通鉴》书法，对广义理解书法涵义，提供了有力的佐证，给治史者以良好的启迪     

论《通鉴纪事本末》的史学成就

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一书，蕴藏了许多有价值的史学思想和成功实践，给予后世史学研究工作很多有益的启示，在整理排比史料以及历史的文学故事化等方面，都有开路之功。更重要的是，《通鉴纪事本末》还以其创立的纪事本末体，开创了历史编纂学的新纪元，在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对后世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推动了封建史学的向前发展，而且影响了近代资产阶级史学和当代史学。     

论《天雨花》对农民起义的态度

弹词<天雨花>的思想内容有其积极、进步的一面,但也存在严重的政治问题.作者站在大官僚地主阶级的立场歪曲历史和打击农民起义,作者编织了许多荒诞不经的故事情节发泄对农民起义,特别是对农民领袖张献忠、李自成、王好贤的仇恨,以此表达其强烈的政治观点.     

胡三省及其《通鉴注》述评

南宋著名史学家胡三省,一生坎坷,几经挫折,本着以史为鉴忧国忧民的热忱,许身史学,三十年如一日地校释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坎坷的一生折射出他“青衫不受折腰辱”的高尚人格;校注《通鉴》呕心沥血,体现了一代学者“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治学精神。     

论《水浒传》梁山英雄对女性的态度及其原因

从对《水浒传》梁山英雄和女性关系的全面分析中可以看出,梁山英雄对女性存在两种基本态度：一是漠视,二是尊重。“义”是《水浒传》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观念,它的内涵十分复杂,既可以联系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又可以沟通江湖上的信条。本文以“义”来解释梁山英雄对女性的态度的原因,认为梁山英雄对女性的漠视是由于“义”中的江湖信条,对女性的尊重主要来源于“义”中的传统伦理道德内涵。     

读司马光《贻刘道原书》——再谈刘恕参加《通鉴》编修的几个问题

在我校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科学报告会上,我曾提山一篇《<通鉴>编修的“全局副手”刘恕——兼谈<通鉴>编修分工的几个问题》,其中对王曾瑜同志《关于编写<资治通鉴>的几个问题》一文提出几点不同看法.不久,他又发表了《关于刘恕参加<通鉴>编修的补充说明》(以下简称《补充说明》),对我提出的一些问题进行辩驳,读后尚有疑义,故特再作剖析,以就正于王同志与其他读者.我们意见分歧的焦点是刘恕编写长编,究竟先写“前五代”(魏晋以后的南北朝至隋),还是先写“后五代”(梁、唐、晋、汉、周)?而分歧的具体表现则在对司马光《赔刘道原书》的理解上面,我觉得司马光给刘恕的这封信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钥匙,为了辨明问题的真相,有必要将此信全文抄录如下     

论《招魂》为屈原自招

《招魂》为屈原所作,看法渐趋一致.至于是自招还是招怀王,仍有分歧.我赞同自招说.本文先指出招怀王说的可疑之处,然后正面阐述拙见.如果采取招怀王魂的说法,作品开头好几处似难讲通.请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楚辞选》为例,节录其注解于下:[朕幼清以廉洁兮四句]“朕”,屈原自指.“主”,君主的主,作动词用.“盛德”,谓盛德之人,指怀王;“主此盛德”,是说以此盛德之人为君主.这四句的意思是说,自己修身洁行,竭忠事君,君主本来是位有盛德的人,应该可以辅佐他做出一番事业;但可惜的是:君主的盛德,为世俗所牵累而败坏了.[上无所考此盛德兮二句]“上”,上天.“考”,成也.因为牵累于俗,所以盛德无成,“离殃”.指怀王被秦国所扣留“愁苦”.指怀王被扣留以后的心情,其时     

《通鉴大辞典》自序

《资治通鉴》、《资治通鉴音注》和《通鉴胡注表微》,是“通鉴学”的三大碑石,为治史者必读之书,亦为从政治民者的良师益友。《通鉴》“网罗宏富,体大思精”,是我国乃至世界的一部规模宏大、成就空前的编年通史,共二百九十四卷,记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历史,举凡政治、经济、军事、礼节、刑律文化、教育、民族、宗教、地理、官制、天文、历法等,无不涉及;在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     

论屈原《离骚》的最佳结构

美国文艺理论家韦勒克和沃伦,在其合著的《文学理论》一书中曾经正确指出:“文学作品是一个为着某种特定的审美目的而创造出来的符号和意义的层次结构系统”。他们认为:“文学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发点”便是“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然而他们奇怪地发现:过去的文学研究,却“过分地关注文学的背景,对于作品本身的分析极不重视”,“多数学者在遇到要对文学作品     

王安石的《言事书》与司马光的《论财利疏》

北宋中期,一些有识之士从爱国爱民出发,奔走呼号,上书言事,力主改革弊端,振兴朝政,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简称言事书)及司马光的《论财利疏》,是当时有影响的书奏,通过对这两篇书奏的比较研究,不仅可以了解王安石、司马光的政治经济思想,而且可以了解王安石为什么推行变法,以及司马光反对变法的原因,由于史学家对《言事书》评论较多,而对《论财利疏》则重视不够,本文重点探索后者的内容及其意义,     

论《九歌》中屈原的位置

论《九歌》中屈原的位置张树国屈原在《九歌》中的位置，可说是《九歌》研究中具体而又敏感的问题。《九歌》属于巫系文学范畴，这已为古书记载和现当代田野考察的方法所证明。但关于《九歌》是否作于“楚之衰”就需进一步研究。本文试图揭示《九歌》作品世界的内涵和那个...     

漫议《通鉴》史论

《通鉴》史论是《通鉴》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少学者都从分析史论入手来研究《通鉴》和司马光的思想,但是,这样的研究往往有意无意地过分强调《通鉴》史论的附属性,未能充分地估价史论在《通鉴》全书中的地位和作用,未能注意把握这些史论总体上的基本特征,深入地探讨赋于这些基本特征的历史条件和作者的主观因素。笔者的几点看法,乃一得之愚,来必能拾遗补阙,谨此求教于方家。     

论司马光《温国文正公文集》中的传记

司马光不仅擅长写作史学巨著,同时也擅长写作单篇的传记文.他的文集中留存有几篇传记文,包括伟人传、平民传、寓言传和宠物传等.这些传记具有宣扬“仁义”的鲜明特色,可视为北宋单篇传记的典范作品.     

论贾谊《惜誓》对屈原《惜诵》的接受

贾谊的《惜誓》与屈原的《惜诵》在内容主旨和艺术形式上一脉相承。贾谊在痛惜屈原怀才不遇的悲愤中,自喻受谗遭贬和时政的是非颠倒。《惜誓》在两大方面表现出对《惜诵》的接受,一是思想内容上的接受;二是艺术形式上的接受,包括艺术风格的浪漫色彩、抒情议论的巧妙融合、宏阔的结构和高远的格调等。     

论历史剧《屈原》的艺术结构特征

《屈原》是郭沫若花了不到十天的时间写成的得意之作,他既得意于成功地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戏剧化,典型化,更得意于剧本炉火纯青的结构艺术。郭沫若在《屈原》的创作构思过程中最感困难的不是主题的提炼,不是屈原思想性格的把握,而是如何安排情节,结构故事,以便有效地表现主题,塑造形象。他在《我怎样写五幕史剧〈屈原〉》一文中说:“怎么写法,怎样才可以写得好,却苦恼着找”。屈原“三十多年的悲剧历史,怎样可以使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