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隋唐时期佛学的主要特点

隋唐时期是佛教中国化完成时期,也是佛学进一步融入中国思想文化、参与中国思想文化重构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涅槃学逐步成为佛学的主潮,佛学理论出现了哲学主体实体化、佛教的“因缘”学说与道家的“自然”说融合、在佛性论上的走向自然主义和佛性的人性化等倾向,这些就是隋唐时期佛学的主要特点。     

传统的转型：近代佛学的现实关照

近代,东西文化交汇,面对现代思潮的冲击,中国的有识之士希望在传统文化中寻找能与西方文化相匹敌的思想,正因如此,基于佛学关照现实社会,回应时代问题,成为章太炎、谭嗣同、杨度等人探究佛学的目的。章太炎提出“佛法不圆满”的观点,旨在调和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试图说明佛教与现代社会的适应;还提出“和合佛与老庄是救时应务第一良法”的观点,强调“平等”“自尊”理念,是对中西碰撞处于弱势的中国的一种呼喊。谭嗣同对佛学的理论探究,同样根源于他救亡图存的现实关照,着力发挥了佛教思想中“变”“平等”的理念,并与“心力”联系起来,以此来强调主体的能动力量;并提出“中国之亡于静”的观点,指向守旧而意图革新,他认为佛教就含有革新的力量。作为政客,杨度佛学思想中最具现实关照的观点是“无我宗”,从禅宗理论出发融摄性、相两宗,并时刻以时代流行之科学理念考察、反思,批判佛教本身所具有的不符合科学之理论,包括灵魂轮转、地狱、神通、男女之欲的戒律等。正因三人对佛学的讨论具有极强的现实关照,并非是纯粹的理论研究,所以,他们对佛教思想理论的解读,与佛教本身存在显而易见的差距。但是,当他们在佛学中寻找能与西方先进文化相匹敌的思想理...     

唐君毅与牟宗三佛学思想的比较

唐君毅、牟宗三虽共同继承了熊十力的学术"衣钵",但在"智入而仁守"亦即"证悟本体"的路数上仍有较大差别,唐是"即工夫显本体",牟是"即本体即工夫";因此,唐君毅的著述目标是证成生命的真实存在,"道德理性"在其哲学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而牟宗三的哲学思辨始终围绕"两层存有论"展开。因有以上不同,唐、牟的佛教哲学思想也有很明显的差异。本文以唐、牟对"佛性"及圆教判别等问题的阐释为例,比较了二人的佛教哲学思想的不同,认为唐、牟都是在各自的哲学体系中完成了对中国佛教思想的哲学途径的"现代格义",整体上说,唐君毅的佛教哲学诠释与思想判析比牟宗三更为注重学术性。     

白璧德之佛学及其对中国学者的影响

文章利用白璧德的师友和学生写的白璧德一生治学经历中有关其治佛学的史料,结合吴宓和胡适等近代学人日记中的一些史料,重点探讨了白璧德为学之阅历与20世纪初叶近代佛学之关系,并考察了白璧德与佛教的关联,通过这种关联看当时以白璧德为中心的学术圈的学术兴趣与取径及其对中国留学生的影响。所使用的主要材料是白璧德翻译的《法句经》以及译文之后所附的讨论佛教与西方关系的长文。挖掘了白璧德与欧美两位印度学名家兰曼和烈维学习印度学佛教学的经历和治学重点。文章认为,白璧德的印度学兴趣源于从东方思想中寻找有益因子来补充西方思想的不足,其学术兴趣注重于佛教哲学思想及其价值观。同时,还关注了白璧德的印度学和佛学兴趣对20世纪留学哈佛的中国留学生如陈寅恪、汤用彤以及吴宓的影响。     

从“空性”到“体用” ——中国佛学心性本体论的建构与反思

[提要]基于“缘起论”思维根基的印度佛教传入中土之后,其在思想层面遭遇了中国化的“体用”诠释。东晋释道安、僧肇等就借用玄学思想与概念通过“体用”“本末”等中国本土概念创造性地诠释了佛教般若思想,之后伴随着中国佛学由般若学向涅槃学的取向,《起信》《华严》及中国禅宗皆借用体用概念与思维模式逐渐建构起了中国佛教“心性本体论”理论框架。中国本土的“体用”概念及其思维框架不仅深度介入到中国化佛学的哲学建构中,使印度佛教经过诠释与会通终于摇身一变成为启发中国人心智的理论模型,同时它也是达成儒佛道三教思想汇通的重要思维桥梁。“体用”思维模型一方面建构了中国化语境的佛教哲学,另一方面也使得本土的“体用”概念发生了“佛学化”的改造。近现代以来,中国佛教体用论模型在回溯到中印佛学思想源流的相关理论议题时也遭遇到一些挑战,如何面对此一挑战也关涉到中国佛学的现代性诠释问题。     

僧肇佛学哲理探微与新知

僧肇所弘扬的大乘中观般若学曾经盛极一时,且使具有较强理性思辨的魏晋玄学从此终结,将般若学从玄学中析分出来,同时从认识论、本体论、解脱论等哲学理论高度,为中国佛教建构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圆融体系,并对中国传统的儒家和道家思想及思维方式,以及隋唐时代的天台宗、三论宗、禅宗,直至宋明时期的中国哲学思想,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哲学的纵深发展.然而,僧肇佛教哲学理论也有其局限性,不仅运用了玄学的词句,思想上也与玄学划不清界限.     

以儒解佛——柳宗元的佛学思想

柳宗元对佛学中的般若思想、佛性理论以及中道观的理解深契佛理 ,而其关于禅律并重、定慧等修 ,境与智合、事与理并的思想反映了中唐以后佛教发展的趋势。作为一个儒者 ,柳宗元对佛教的理解掺进了儒家思想的因素 ,然其所以能在佛教中的许多问题上持圆融的态度 ,也正是得益于源自儒家而又有所改造的“大中之道”的思想原则和方法     

李商隐爱情诗与佛学义理的契合

李商隐一生经历了三次感情生活的波折,其间对佛教所说的求不得苦、爱别离苦等佛教真谛认识较深。其爱情诗的思想基调与佛教义理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契合,这种契合或许不是非常清晰的,但在精神感悟层面上可谓是相通的。     

核心价值观的佛学表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个科学的体系,其各个方面在当代佛教中都有或可以有很具体的体现。佛教作为社会主义多元文化中的一元,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居于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地位,认可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生活和社会发展中的指导功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佛教"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宗旨具有一致性,因而可以为佛教所接受和容纳。中国佛教中"知恩报恩"的思想与"契理契机"的观念蕴含着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和积极的开拓创新精神,中国佛教由此也成为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重要载体。将作为社会主义荣辱观经典表述的"八荣八耻"与佛教的相关思想加以对照,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具有很大的一致性。而利用佛教话语表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是多方面的。     

中原学与佛学(上)

<正>一、佛教的基本教义佛教是中国四大宗教之一,它是现存宗教里面思想理论最丰富的一个宗教。儒、道、佛等思想文化的起源与传播,都与中原大地有着紧密联系。在佛学还没有传入之前,中国人的思想主要是由儒道两种思想构成。东汉年间,印度佛教传入洛阳,自此,中原大地创造了诸多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洛阳白马寺,被誉为佛教“祖庭”;     

佛教与"像教"艺术

公元前六世纪末 ,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佛教也叫“像教” ,即注重形象艺术教育的宗教。佛教信仰者认为 ,雕塑和绘画佛像能得福。因此 ,在各种各样的宗教美术中 ,佛教美术取得的成就最大。公元前 2 71年阿育王即位后兴起的印度早期佛教美术 ,受到希腊艺术和印度民间艺术的影响 ,其内容主要是佛本生和佛传故事 ,虽多带有象征性 ,但已奠定了“像教”艺术的基础。一世纪晚期以后发展起来的健陀罗佛像艺术 ,把佛陀作为主要的崇拜偶像。当时印度南部的摩菟罗地区受到健陀罗艺术的影响 ,创造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摩菟罗佛像艺术。公元四世纪初健陀罗佛像艺术与芨多佛像艺术融合 ,形成了印度式佛像———芨多佛像艺术 ,印度佛教的“像教”艺术进入了灿烂辉煌时期。西汉晚期佛教传入中国内地 ,中国的佛像艺术产生于东汉中晚期。经过三国两晋的发展 ,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曾两度出现高峰。下迄明清仍雕塑绘画许许多多的佛像艺术。长达一千七、八百年时间轰轰烈烈的佛教“像教”艺术运动 ,不但有力地推动了佛教的深入传播和发展 ,而且许多时期都代表了中国美术的主流     

从佛教造像艺术看中国佛教的精神

中国佛教造像艺术也必然体现了中国佛教的精神。中国的佛教造像是在中国传统信仰基础上的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融摄，是一个不断汉化的过程，也是折射中国佛教精神的物化过程。中国古代佛教造像这一特定艺术折射出中国佛教的主要精神，即圆融无碍的精神、宗法伦理的精神、男女同尊的精神和天人合一的精神。     

略论中国佛教的世俗化与"人间佛教"

世俗化指宗教面临外部环境的冲击,而在社会中地位和作用的变化。它反映了宗教自身的调整功能以及宗教和外界的交互作用,在本质上意味着宗教神圣性的弱化。印度佛教特别是大乘佛教和中国佛教为佛教世俗化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和良好的土壤。“人间佛教”对佛教世俗化作了某种程度的修正并成为新时期佛教发展的主流,但如何合理地把握出世和入世的关系在新世纪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和时代课题。     

略论中国佛教的世俗化与“人间佛教”

世俗化指宗教在面临外部环境冲击的情形下,而在社会中地位和作用的变化。它反映了宗教自身的调整功能以及宗教和外界的交互作用,在本质上意味着宗教神圣性的弱化。印度佛教特别是大乘佛教和中国佛教为佛教世俗化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和良好的土壤。“人间佛教”对佛教世俗化作了某种程度的修正并成为新时期佛教发展的主流,但如何合理地把握出世和入世的关系在新世纪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和时代课题。     

韩愈与佛教

论题对韩愈与佛教之关系的三个方面作一分析和说明:1.韩愈作为中唐儒学复兴的主将以排佛著称,但他所倡导的儒学思想则可以说是在佛教思想的刺激与启发下逐渐形成的;2.韩愈是以其特有的原则和方式来与有文才的僧侣交往的;3.韩愈对僧人大颠修养境界的推崇与折服,既在于他是一无身心修养的文士,又在于他对儒家思想只停留在粗浅的认识上,并未能真正去关心和推进儒学自身的理论建设。     

湖湘学派与佛教

宋明理学与佛教的关系问题 ,是一个令人关注且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以湖湘学派与佛教的关系为个案 ,考述湖湘学派与佛教的关系 ,了解宋明理学与佛教的关系的一般情况     

从禅宗看佛教的中国化

佛教作为一种出世宗教,一方面因为填补了中国文化之缺而得以在中国广泛传播,但是,另一方面,又与带有强烈入世色彩的中国本土文化发生巨大冲突,为了生存,不得不做调整改进,禅宗就是调整的产物。禅宗主张人人皆有佛性、见性成佛;摆脱烦琐推理、主张直觉顿悟;提倡无念为宗、平常心是道,这与中国文化主干儒家提出的人性善、人人皆可、成尧舜;与中国人偏爱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与入世与出世相统一的中国传统人生哲学近乎一致。由此可见中国文化强大的同化力。     

李觏与佛教

李觏佛教思想具有双重性，既有排佛的一面，也有容佛的一面。排佛主要表现在两个领域，一是以经济建设、财富积累和社会秩序为内容的物质领域，一是儒家礼治伦理领域；容佛主要表现在对佛教某些教义、佛教教化功能的肯定。李觏佛教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其特点，是颇有启示的。     

藏传佛教和道教

藏传佛教和道教二者的历史渊源很深。中印文献都有道教于公元三四世纪传入印度的记载或神话。佛教传入汉地后 ,和道教相互交融。来华印度僧人们回国后 ,传授融会了道教各种内容的密术。这种密术为印度纯密所摄取。公元 8世纪印度密教传入吐蕃 ,道教内容随之而入 ,并逐渐融入藏传佛教。笃本、洽本与羌族的原始宗教密不可分 ,与道教之间先天地存在着大量相似之处 ,因此吐蕃上下对融有道教内容的印度密教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藏传佛教的政教合一制度与活佛转世制度 ,只在道教中发现最相似的先例和神学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