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马、华两族关系的几个特点

马来西亚是一个华人人数较多的国家。通过比较研究可以看出 ,马来西亚的马来人、华人两大民族的关系呈现如下三个特点 :一是政府的华人政策相对宽松 ,民族关系总体而言比较和谐 ;二是马来人享有法定特权 ,华人谋求民族平等比在其他国家更难 ;三是民族纠纷连绵不断 ,且呈越演越烈之势。本文认为 :尽管马来西亚的华人与马来人的矛盾不算特别尖锐 ,但由于马、华两族法律地位的不同 ,以及从“马来人特权”这个大原则指导下必然出现的施政偏差 ,马、华两族之间的矛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会消除 ,各种各样的民族问题仍会不时出现 ,并对两族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     

马来西亚族群政治的历史剖析

本文主要探讨马来西亚的马来人和华人族群身份的历史建构过程,重点强调殖民历史、政府角色和政党政治对族群关系的影响。西方殖民势力向马来半岛渗透的过程中,伴随着一套有关族群种类的认知和管理手段。欧洲殖民者将“马来人”土著化,将“华人”他者化。“懒惰”的马来土著和“有用”的华人外来者之迷思便始于那一时期。这种有关族群性的论断被马来政客不断复制,成为他们推行马来人优先政策最有力的借口。1969年之后,马来民族主义的复兴和非马来人的回应已经令这个国家的族群关系越发分化。     

制约马来西亚华人政党政治发展的种族政治因素

一、马来人特权地位的确立及其对华人政治发展的影响马来西亚政党政治发展的一大特色 ,就是具有浓厚的种族主义 ① 色彩 ,而奠定这一基础的可以说是马来人特权地位的最终确立。早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 ,马来人就享有与其他民族不同的待遇和特殊地位 ,这主要缘于英国人很早就意识到 ,没有占人口多数的马来人的支持与合作是难以在马来亚实行有效统治的。因此 ,英国人进入马来半岛后 ,一开始就采取了与马来各邦世袭苏丹缔约的方式实行间接统治 ,并保留了马来人社会中大部分旧有的统治结构和统治方式。而为了避免马来人种族意识和对抗情绪的产生 ,…     

二十世纪中期新加坡民族国家建构理念析论

民族国家建构在一定程度上是要解决“谁的国家”的问题。新加坡的民族国家建构理念可以追溯至新马合并时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新马分离后,新加坡并不急于将各族群整合成一个民族,而是努力构建个人和族群对国家的认同。新加坡对华人宗乡社团进行改造、取代,将华人还原成个体的公民直接与之接触。新加坡将英语作为工作语言,力图为各族打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同时将马来语、华语、泰米尔语确立为具有官方地位的语言,为各族表达差异、发展文化留下了空间。新加坡还着眼于提升落后的马来人的竞争力,在一定时间内优待马来人,肯定少数族群的文化,将国家建成保护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的政治屋顶。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民族关系比较

马来西亚当地民族和华人的关系比印度尼西亚当地民族和华人的关系和谐得多 ,其原因主要在于 :马来西亚的马来人对华人的偏见不如印度尼西亚当地民族那么强烈 ;马来西亚的华人政策比较宽松 ;马来西亚拥有缓冲民族冲突的政治机制 ;马来西亚的政治、经济局势比印度尼西亚稳定。     

新加坡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

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其主要民族有三个 ,即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据 1993年统计 ,在全国 2 87.38万人口中 ,华人有 2 2 2 .86万人 ,占 77.5 % ;马来人有 40 .76万人 ,占 14 .2 % ;印度人有 2 0 .41万人 ,占 7.1% ;其他民族共有 3 .35万人 ,占 1.2 %。在该国 ,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长期聚族而居并保持着各自民族的文化、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 ,民族差异性较大 ,易于产生纠纷和磨擦。另外 ,华人虽然居多数 ,其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亦较高 ,但却被马来人视为外来民。马来人在新加坡虽然是少数民族 ,但从整个马来半岛看它却是当地一个最大…     

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社会中的华人文化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全国人口2200万,由26个族群组成。在众多的族群中,以马来人、华人、印度人三大族群为主,形成了一个多民族共存的社会。多民族的长期共同生活,相互交融,使马来西亚社会呈现出多元文化并存的景象。     

东南亚占人与马来人的民族和谐关系论

主要利用文献以及作者的实地调研等材料探讨东南亚占人与马来人的民族和谐关系。认为占人与马来人的民族和谐模式的基础建立在对彼此文化的认同上。两者之间在文化领域存在诸多的共性。占人与马来人在民族文化上的认同不仅仅停留于学术界,而是广传于民间之间的交流和往来,并构建了中南半岛与海岛地区民族和谐的一个典范。这种和谐现象是很值得人们探讨。     

马来西亚的民族问题

多民族国家的形成马来西亚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从历史上看,在西欧列强统治马来西亚以前(当时叫马来亚),马来人、印度人、华人早已居住在马来半岛,甚至建立了王国。他们在开发马来西亚过程中,曾付出巨大的代价。在殖民统治的四百年间,帝国主义者为开辟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把大批华人和印度人当作奴隶贩卖,强迫他们在马来西亚种植橡胶,开采锡矿,从中榨取了巨额利润。毫无疑问,为今日马来西亚的经济繁荣奠定基础的,除马来人之外,还有华人和印度人。这是抹杀不掉的事实。     

开普敦的马来人

南非是世界上居民种族成分最复杂的国家之一,在它十五个主要民族和种族中,最小的一支就是开普马来人(Cape Malays)。他们因祖辈的混杂血统而被南非政府列为有色人种中的一支穆斯林民族。几百年来与异族的通婚,使他们原来的纯正马来血统有所改变。但开普马来人仍具有两个与众不同的特点:他们全是逊尼派穆斯林,他们的祖先都是亚洲人。     

近二十年来人类学汉族社会研究述评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中国人类学界对汉族社会的研究渐呈发展之势,西方学者也因中国大陆的开放而对中国汉族乡村展开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本文梳理了近二十年来大陆和海外学者对汉族社会所做的研究,意在评述他们在田野实践和理论分析上所取得的成就。     

结构主义与历史学——法国人类学家纪仁博专访

纪仁博研究员结合自己的学术背景和治学经历,以及在法国和中国汉族地区进行的田野调研,探讨了结构主义与历史学的关系。他指出结构主义与历史学并不矛盾,了解历史需先看懂结构,而且这种结构并非是恒定的,而是渐变的,结构中某一部分的变化会带动其它部分发生变化,结构在动态变化中寻求平衡。纪仁博研究员还谈到了葛兰言对结构主义思想的贡献及其对列维·斯特劳斯的影响,指出葛兰言的思想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对于当前的中国人类学研究,纪仁博研究员认为不应机械搬用国外的概念,而应更注重研究的视野,从整体上去考察和洞鉴。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应如何作为:来自医学人类学哈佛学派的启示

聚焦人类学者在针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跨学科研究中应该有何作为这一议题,通过借鉴来自医学人类学哈佛学派的民族志洞见和研究经验,为当下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危机中所进行的田野观察和分析,以期获得灵感和启示,并探索有可行性和操作性的研究策略和方法。     

李安宅、于式玉先生编年事辑

文章通过爬梳各类文献和档案资料,对著名藏学家李安宅与于式玉先生生平事迹及学术成就进行了逐年排比,为学界进一步深入相关学术史研究提供了基本史料。     

合作性田野调查个案研究——以广西靖西县龙邦镇其龙村为例

田野调查是每一位人类学者最主要的活动方式.合作性田野调查重点在于调查者之间如何开展调查活动,对调查点的选择、调查者个人技能和调查计划都有特别的要求.开展合作性田野调查时,要明确合作性调查的目标、确立合作调查者的角色、明确合作调查者的任务、协调合作调查者的矛盾以及合作展示田野调查成果,形成互动式的自然合作文化,才能提高合作性调查的效率和质量.     

土家族田野调查回顾

田野调查是民族学研究的主要方法。本文论述了田野调查在土家族研究各阶段中的运用及其特点 ,从中也可以看出田野调查在中国民族学研究中的发展脉络。     

文本、民族志与在地化:关于写文化的整体理解--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九十

马库斯对多点民族志的最早尝试是富人和精英群体研究,这一"向上"道路是他的田野实践使然。从人类学的整体主义概念发生变化以来,这一整体性思想就和20世纪80年代发轫的世界体系理论契合,全球化深深地改变了人类学的田野条件,因为多场景的变换、多地点的联系构成全球化理论的现实基础。马库斯不断地将反思和现代主义策略注入民族志的书写实验中,与其说他告别"写文化",不如说他以新的方式探索被搁置的民族志方法论,重新审思民族志书写方法。格尔茨对"写文化"创建者的影响是深远的,马库斯从反叛到回归的曲折过程再次将文本审美和田野关系纳入人类学学科的核心议题。     

The “Mainstreaming” of Halal: Muslim Consumer-Citizenship in Australia

Abstract

The expansion of halal commodities globally reveals how Muslims are an object of increasing commercial interest. In Australia, despite a hostile political context, the recognition of Muslims as consumers, captured by the growing availability of halal goods, is providing alternate modalities of belonging. Drawing on fieldwork from Melbourne, Australia, 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e ways halal consumption works to produce local, national and global orientations in citizenship and belonging for Australian-Muslims. By paying close attention to ethnographic encounters, the paper demonstrates how participation in the research proces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shaping the way participants defined, delimited and expanded the meanings of halal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identity claims and ethical consumption.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concept of consumer-citizenship offers an important prism for understanding these experiences and for challenging prevailing binaries of minority and mainstream belonging in a consumer society.     

关于马德新研究的几个问题

马德新（1794-1874）,清朝后期享誉云南的回族大阿洪,完成朝觐功课的哈吉,同时也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大学者。他开创了经堂教育云南一派;在咸同年间领导云南东南回民起义;后与政府议和,投身学术,著有数十部阿拉伯文、波斯文及汉文伊斯兰教著作,为中国伊斯兰教和回族的文化、教育亨业作出很大贡献。本篇论文以历史事实为基础,以流播于口头、记录于文字中的多种评析为参照,以人物历史活动为引线,以人物著作为基础,全面阐述马德新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     

何处是田野?——人类学田野工作的若干反思

田野工作对于人类学来说已经超出了研究方法甚至方法论的意义。许多人类学家认为田野工作是人类学区别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唯一特征。本文将人类学田野工作放在西方整个现代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来考察,提出对人文世界的关注、强调文化差异性等,是田野工作的选择标准和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