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视角下的民族志表述真实性思考

女性经验影响下的民族志研究者用另一种视角,发掘在以往的研究中被忽略的有关女性性别角色的话题。女性人类学学者认为,由于性别和意识形态的倾向不同,男性研究者无法全面理解女性,往往忽略涉及女性的田野资料或缺乏对这些资料的分析。同一田野环境,男、女研究者结论常有差异。民族志研究长期面临表述真实性的争论,考量性别因素的影响,有助于思考民族志实践的有效性问题。     

政治、身份认同与知识生产——嵌入权力之中的乡村田野研究

在中国乡村做田野研究的境内外学者鲜有人系统阐述过基于诸多差异的多重权力关系如何影响其田野经历和文本写作。但基于村落田野调查的这项研究表明,民族志研究的全程——从选点、进入调查地到田野作业乃至报告撰述——都充溢着繁复而微妙的权力关系和政治敏感性。除了正规的政治性权力,笔者的性别、年龄、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等权力范畴在研究场域中对于形塑研究者局内人—局外人身份上起着很大的作用并对研究项目产生很大影响。研究表明,知识生产实践中的权力格局并非凝固化静止不动的,它们深嵌在笔者与县乡村干部、县乡干部与村干部以及笔者与普通村民之间不对称的权力互动之中。经由调查者和被调查者权力的双重过滤,民族志研究的凝视不可能是价值中立和没有盲点的。深入观察和回应田野作业中凸现或隐伏的多重权力关系,因而也应成为解读调查过程和乡村社会的一个关键因素。     

民族志书写的自反性与真实性

在民族志书写的后现代转向中,实验民族志以其书写的实践反驳了传统科学民族志的绝对客观性的虚假立场,这样的一种书写姿态是一种以实践者本身为实践对象的自反性（reflexivity）客观立场。在这种立场的统摄下,民族志文本书写对于真实性的定位逐渐脱离传统的科学民族志书写的真实性,实验民族志作者借助话语表述的真实态度传达着其对客体真实性的理解。此种意义下的真实性有更多地向文学领域真实性靠拢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在民族志书写的小说化倾向中,客体的存在更可能意味着向词语召唤的功能。     

试论AI时代的"性别-权力"关系

AI时代的智能机器人具有性别特征的社会意义,可以拥有与人类同样的社会属性。科幻电影《机械姬》存在着不同于传统主流商业电影的"女性话语"与性别权力关系表述,表达了一种非二元的、反霸权的、反本质主义的、消解性别的倾向。从该影片的情节、对白和语言中,可以发现不同于传统的"女性话语"表达与性别权力关系表述,而这些暗示着一种非二元的、反本质主义的性别权力关系话语,并直接地体现在影片对机器人"自然身体"的消解上。对影片中女性机器人"身体边界的模糊性"的解读,可以看到从赛博格中超越性别、重建性别权力关系的可能性。     

文化与文本的复象:格尔茨与民族志“诗学”形态的发生

民族志诗学作为文学与人类学相交叉的理论研究形态,其关注的重点之一就是人类学研究中的诗性要素。自现代人类学研究以来,民族志研究的诗学倾向肇始于克利福德·格尔茨,其文学性首要体现于民族志文本的书写体制之中。它作为田野经验的文本化呈现,既包含着“在场”与“离场”的交错杂糅,也关涉着“观察”与“理解”“表述”与“阐释”之间的缝合。格尔茨认为,从事人类学的文化研究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将“文化”视为“文本”所进行的一种“诗学”或“文学批评”向度上的阅读、分析与反思;而人类学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作为“人学”的文学。在此,民族志作为一种召唤与回忆的拟像之物,通过具身化的方式而对文化的“他者性”勾勒一种复象的真实。     

论民族志电影的内涵和外延$

如今,民族志电影或者被理解为关于少数民族的电影,或者被理解为关于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知识的电影。然而,这些理解都没有触及到民族志电影的真正本质:非虚构的影像获取方式、跨文化交流特征和实验特征。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志电影,应该借助影像纪录的设备和工具去发现和探寻未知的知识,而不是复述既有的知识;揭示潜藏在表象背后的真相,而不是机械复制和呈现表面化、场面化的内容;展现影片制作者和被拍摄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是简单遵循某种表述模式而刻意回避或建构关系状态。除此之外,民族志电影制作者应该充分施展娴熟的拍摄和剪辑技能,让民族志电影摆脱民族志文字研究表述惯性的影响和制约。同时,民族志电影制作者也应该坦然面对影像叙事的局限性,并试着把民族志电影理解为一种探索世界的方法,从而确立民族志电影的独立人格。     

汉语“民族志”溯源再议——以中国早期西南边疆民族调查为例

民族志作为一种新兴文类落地中国后,在体例上增加了族源追溯,形成了中国早期民族志特有的体例范式,体现了中国民族志表述与历史文献紧密结合的特点。笔者将这一问题纳入"汉语中国"进行讨论,认为新文类"民族史"特别是"民族志"中,可以发现"正史"与"方志"的历史观念。文章试图分析这样的历史观念如何体现在民族志溯源表述中。     

《边城》的民族伦理与性别叙事

《边城》在重塑中国形象时其叙事基点是张扬民族伦理;民族伦理表述框定着文本的性别叙事：失衡的自然性别设置、抽空与变形的社会性别意涵、诗性叙述背后的传统性别文化逻辑、女主人公的“失语”与“假借”、一潜一显两代女性的爱情悲剧与民族历史文化命运表里互衬的结构等,形成了特殊的民族社会性别形象;在女性及“边城”的性别权力关系中寄予了作者关于民族和自我的想象,隐含着“内部东方主义”的文化逻辑。     

基于巨灾的灾害民族志研究及其方法

"民族志(亦称民俗学)"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手段。"灾害民族志"是将"民族志"用于减灾防灾研究的大胆尝试。它通过对选定的灾害经历者进行田野采访,收集大量个人采访资料并进行整理。通过灾害经历者自己的表述来了解和重现灾害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以及人们面对灾害的反应,从中总结出规律和重要经验教训,对灾害应对和应急管理人才培训很有意义。我国在这方面研究较为薄弱,应以汶川地震救灾减灾为契机,尽早开展巨灾灾害民族志研究。     

民族志诗学与阐释学文论研究

民族志文本作为田野经历的呈现载体,在反思时代遭遇了"表述的危机",继而开辟了"写文化"的诗学路径。民族志"诗学"形态的形成与人类学研究的"阐释学"转向密切相关。阐释学理论对民族志研究的田野观察、叙事表述及文本接受层面等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正是由于阐释学及其相关理论的渗入,民族志文本得以在对话性的多声部叙述中作出了情感真实的承诺,使得现场、活态的质素得以保留并为诗学向度上的意义生成留出了空间。     

民族志文体的合法性争夺

在由科学民族志到实验民族志的转变过程中,可以认识到民族志文体的转变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基于合法性的争夺展开的关于意义阐释的权力的争夺过程.民族志文体的转变只是争夺的表征.在合法性的争夺中,争夺者总是将自身的价值与正义、真理紧密相联.导致了民族志真实性观念的转变,并在实验民族志的基础上,出现了文学文本的民族志化.     

“我是女性主义者吗?”——由王安忆的性别表述兼谈中国的女性主义

作为当代文坛的一个重要的女性作家,王安忆本人的性别表述和文本中的性别表达以及女性主义者的批评之间存在着断裂与缝隙,而且王安忆的这种女性作家的性别表述在当代女性作家中极具代表性,如何看待这种断裂和缝隙,不仅能加深对作家本人及文本的了解,更能透视中国女性主义批评内在的矛盾和复杂。因此,在既要看到王安忆本人的性别表述的同时,更要注意她如何在女性主义批评者的理论框架和预设中以及在何种现实背景中进行表述,从而观其中间存在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民族志与作为过程的人类学:读英戈尔德在拉德克利夫-布朗讲座上的演讲稿

蒂姆.英戈尔德在"拉德克利夫-布朗讲座"上发展演说,认为人类学不是民族志,或者更精确地说,人类学不等于民族志;人类学不是"研究谁"的学问,而是"和谁研究"的学问。说人类学不是民族志或民族志不等于人类学是个偏激的说法,比较贴切的表述是民族志是人类学的一部分,二者不存在对立,也不能截然分开。民族志和人类学共同构成一个开放的研究过程:一是纵向上运动中的时空连续;一是物质为一端、精神为另一端的"心物"连续。     

民族志写作与地方性知识——格尔茨的解释人类学理论与实践

人文学科遭遇表述危机之际,民族志写作问题成为倍受学界关注的话题,而对其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打量尤显关键。由于格尔茨的理论奠基与写作实践为我们今天重新思考民族志写作问题提供了可能的路径。试将格尔茨的解释人类学理论和践行策略作为个案进行分析,力图对民族志写作的奠基性理论加以思量。     

作为“文化实践冶的网络民族志———研究者的视角与阐释

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展让人类学家的“田野”不再局限于固有“方位”和实体空间,而逐步拓展至网络虚拟空间。 在网络空间中,研究者不仅是网络文化的“亲历者”和“参与者”,更是对社区和研究对象做出积极贡献的“创造者”。 作者以自己的田野经验和个案研究为例,将网络民族志视作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共同进行的“文化实践”活动。 这样的研究视角和以往网络民族志相关研究较为不同。 同时,研究双方于网络空间中的“共在”,使得研究者在研究方法、参与度及个人情感投注等方面都发生变化。 由此,作者提出,在网络民族志研究中,研究者作为观察者和文化创造者的双重身份得到凸显。 此外,网络民族志中的田野更具“流动性”,民族志文本的写作也将面临新的挑战。 通过该研究,作者认为,从研究者的视角深入剖解和讨论,不仅在于了解网络对研究过程所带来的影响,还在于把握研究者如何面对网络世界,如何阐述自己。 而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说,这样的研究思路也可以帮助我们重思网络空间赋予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     

文化描述与文化批评：实验民族志实践方式探析

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民族志书写危机,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文化描述与文化批评在人类学学科中的重要性。在实验民族志中,表述危机下的种种表征方式、文化批评中彰显的民族志价值,恰恰说明了实验民族志在不断践履民族志实践,而这种实践给民族志发展,乃至人类学学科及人类学一般知识发展的趋势所带来的影响十分深远。     

人类学视野下央企的科层治理与文化实践

［摘要］本文通过民族志研究展现了一个央企内部宏大的科层架构，进而讨论了科层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央企”员工群体与运行机制，以及传统伦理关系如何在科层中运作等问题。从人类学文化研究的路径出发来讨论科层治理之下的文化实践，有助于推进对央企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巨型单位的认识。     

人类学民族志视野内的中国朝鲜族研究——基于对"中国西南非汉族群"民族志与"韩国人类学"民族志成果总结与对比的反思

宏大叙事是当下社会科学领域内中国朝鲜族研究的主要特点.文章在对中国西南非汉族群与韩国人类学民族志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对中国朝鲜族缺乏人类学民族志的不足进行了反思.并进一步的认为可以在区域社会的视角内,结合当下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以及多点民族志的方法开展相关的中国朝鲜族民族志研究工作.     

“民族志”在汉语世界的古代表述

"民族志"落地中国并不是简单的中西间对接,因为在具有几千年书写传统的文献中国里,我们所称之为"民族志"的术语,绝不仅仅是西方的"ethnography"。文章结合有关西南表述的汉语文献,试图梳理"民""族""志"的汉文献传统。笔者认为,这一传统可为从世界性的结构里完整地认知民族志表述提供思考。     

人类学民族志的方志渊源

我们承认人类学、民族志等概念来自西方的同时,也不应忽视方志学意义的民族志对人类学意义民族志构成的影响和渗透。一方面,方志民族志与人类学民族志共享着“志”的功能,即对资料性的强调;另一方面,方志民族志也影响了人类学民族志田野考察的时间长度和研究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