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移民与蜀地民间偶像崇拜的历史变迁

蜀地自古移民频繁,其民问信仰既有一以贯之的蜀地本土传统,又有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移民所带来的移民文化痕迹。因而,蜀地民间偶像崇拜经历了大的历史变迁,其民间祭祀对象纷繁驳杂。这些民间偶像崇拜是构成蜀地风俗民情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浙江民间信仰的历史形态与历代政府控制

研究表明,从新石器时代以来,生活在浙江地区的人们在认知环境、认识自我以及谋求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间信仰。这些信仰,不仅在其生产、生活和组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处于不断的变迁中。其变迁的过程既充分反映了这一地区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的发展状况,还与中国社会整个历史变迁以及人口迁徙、文化碰撞与交融的过程紧密相连,更与历代统治者的信仰及政策取向、治理举措息息相关。综观历代封建王朝对浙江地区民间信仰的控制举措,民间信仰的禁而不绝,一方面与无常的自然灾异有关,更与专制社会紧张的社会关系和统治者的价值取向有关。其对民间信仰实施社会控制的本质,是以一种新的更具"主流价值"渗透力的社会控制形式取代旧有的松散无效的社会控制形式,旨在寻求不断巩固王权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更广泛的社会信仰基础。     

关帝信仰的形成、东传日本及其影

关帝信仰形成于唐,至宋广为流播,历经元明清各代,备受推崇,深受民众信奉.宋元之际,大量的中国僧人和商人往返于中日之间,关帝信仰遂东传日本.伴随着长崎中日贸易的发展和移民的东渡迁徙,关帝信仰迅速流入长崎并传播各地,不仅在当地华人中极为繁盛,而且还对日本的民间信仰产生了巨大影响.从关帝信仰的东传来探讨中日两国神灵信仰之神韵,实为研讨两国社会心理和信仰文化交流的一条蹊径.     

关帝信仰的形成、东传日本及其影响

关帝信仰形成于唐,至宋广为流播,历经元明清各代,备受推崇,深受民众信奉.宋元之际,大量的中国僧人和商人往返于中日之间,关帝信仰遂东传日本.伴随着长崎中日贸易的发展和移民的东渡迁徙,关帝信仰迅速流入长崎并传播各地,不仅在当地华人中极为繁盛,而且还对日本的民间信仰产生了巨大影响.从关帝信仰的东传来探讨中日两国神灵信仰之神韵,实为研讨两国社会心理和信仰文化交流的一条蹊径.     

美国苗族移民的巫师信仰和实践

本文以美国苗族移民的巫师信仰和实践活动为个案,考察了美国苗族移民文化习俗的变迁.发现在美国的老挝苗族难民从老挝带去的传统文化在美国这样的高科技国家里,一方面正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冲击,同时由于族群内聚力的影响,他们的许多传统文化特质也在这时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强化.     

迁徙与跨界:环南中国海海神信仰交互性研究

近年来与环南中国海问题相关的学术研究逐渐覆盖诸多专业领域,但针对环南地区民间信仰的整体研究仍然较少。海神信仰是民间信仰的重要形式,跨境而生的海神崇拜是整合环南华人移民与凝聚华人社群认同的重要力量。针对环南海神信仰文化形态的研究以区域族群为单位,呈现出海神信仰整体性和多样性、地域与时空交互的状况。     

移民社会的信仰：清代镇西民间信仰之考察

以镇西汉移民社区的微观视角观照清代新疆的移民社会,考察镇西汉民族移民社区的形成、分析民间神 的构成、探讨信仰的地域性特征和多元化功能,重点揭示了镇西汉移民社区与内地同质、但又有独特需求与精神创造的民间信仰,其中驼户供奉“马祖”与“冰神”信仰带有鲜明的地域独创性.分析得出清代新疆移民社会对内地民间信仰移植的同时还进行了文化融合与创造,民间信仰作为主导民间大众思想的精神文化,是清代边疆治理移民社会的有效补充方式.     

苗族历史移民族群性表述方式的变迁——以鄂西南官坝苗寨为例

历史上的移民现象是中国少数民族大杂居小聚居分布格局形成的直接原因之一。各移民群体在移出地经过长期积淀,形成了特定的族群性表述方式,这些固化的表述在迁徙过程中印记到了移民群体的历史记忆当中,落业初期迫于需要传统的族群性呈现出集体失忆状态,但在扎根移入地后,留存在移民群体中的历史记忆在现代背景下被重新表述,形成了历史移民族群性的现代表述方式。历史移民群体族群性的当下表述体现出历史性与现实性、情感性与工具性的多重动因。     

封闭中的变迁:近代四川木里的租佃制与族群关系

地处川滇交界地带的木里由于独特的历史、地理与人文环境,在近代一度处于封闭的状态中,这与现今其境内族群、文化的多元特征形成鲜明反差.考察近代木里族群构成演变的历程,会发现木里众多族群汇集、杂处的分布格局与历史上频繁的族群迁徙、流动有关.而近代租佃制的引入是吸引众多族群迁入木里的直接因素之一,并由此深刻地影响木里境内族群的分布格局.     

先周族的迁徙路径与文学书写

先周族的迁徙史巫史交织,史事中有缘饰巫风,传说中有史实素地。先周族起源地的学术史梳理重在由探寻“邰”的地望,扩展到先周族在泾渭之间活动范围的圈定。从诗性逻辑看,先周十五王“失其代数”是带有选择性的历史记忆,“弥补代数”则是后世在接受中不断重构的历史。在周族血缘祖先不窋前史模糊时,迁徙地便成为记忆的线索,不断徘徊在族群记忆中的空间场域,成为了先周族迁徙路上不断复现的精神密码。在族群迁徙史上的祖先伟迹、地理印迹都熔铸在族群的文化记忆里,带有群体身份认同的色彩。诗、史书写中选择性的话语权主导着记忆的走向,这可以看作西周政治话语权抟铸而成的文化语境下的文化共同体书写,即虚实参杂的叙事逻辑,恍惚无征的话语表象背后,一统的观念与思维模式调控了先周族书写的“宏大叙事”,而民间叙事文本与地方性知识生产的缺席,使先周族的“宏大叙事”成为可能。     

傈僳族的跨界迁徙与生计方式变迁

傈僳族是我国西南边疆迁徙活动较为频繁的跨界民族之一。文章运用历史文献和田野考察资料,以在中缅北界地区生活的傈僳族为例,力求在社会变迁的历史和现实中对其生计方式的转换进行讨论,将跨界迁徙和游动与生计方式变迁联系起来,强调族际交往、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对生计方式变迁造成的影响,兼而讨论生计方式变迁与国家管理模式的关联性。     

近代广西民间信仰形成条件与发展趋势初探

在王朝征服和移民力量的影响下,广西民间信仰的形成与发展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为了巩固统治,国家向民间大力推广民间信仰,代表忠、义的一些神庙得以在广西发展起来;另一方面,随着明清以来大量移民进入广西,又丰富了广西民间信仰的内容,关帝、天后、北帝、许真君等外来神灵的信仰得到传播.由于近代广西社会动乱频繁,加上西学东渐,更因为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文化的冲突,广西民间信仰发展很不充分,且有不断式微的趋势.     

城市民间信仰仪式的声景建构——以福州“游神”活动为例

民间信仰是传统社会生活模式的折射，城市是现代化生活方式上演的舞台，城市中民间信仰仪式的声景建构，是城市居民日常生活方式与传统文化观念之间矛盾与共生的体现。论文从福州民间信仰仪式中的“游神”活动入手，来探讨城市化环境下，传统民间信仰仪式声音景观的建构与变迁。一方面，在快速流动的现代化社会中，民间信仰仪式的声音空间被重塑，城市“噪音”为其塑造了新的声音基调，信仰仪式活动中民间艺术的传统性逐渐被削弱；另一方面，新的声音和新的“传统”不断诞生，丰富着城市的多元声音景观，而民间信仰及其孕育出的传统音乐文化，则是城市地方声景和文化记忆塑造中不可或缺的根基。     

当代中国民间信仰的历史演变与依存逻辑

当代中国的民间信仰经受了被阻挠、查禁,甚至被取缔的命运,伴随着改革的持续推进和社会的转型,民间信仰又有了很大的复苏,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和极大的社会适应性.然而.民间信仰并非国家法定的宗教信仰,其生存状态仍然时常受到挤压,地方政府对其管理也具有较强的随意性,有时还将其视为封建迷信活动予以打击和取缔.在这种社会政策环境下,民间信仰继续获得较快的发展与较大的生存空间,这与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农村民众的精神需求以及民间精英分子积极寻求民间信仰发展的合法性有关.     

台湾民间的守护神信仰

台湾民间的神祇信仰完全继承了大陆,尤其是闽粤两省民间神祗信仰的传统。二省的神祗随着移民漂流过海,进入台湾,并在民间广为传播。台湾的守护神信仰也源于闽粤,但由于其特殊的人文与自然环境的作用,其民间的守护神信仰比内陆更广泛,在早期的移民中,几乎成了他们的精神支柱。本文拟就台湾民间守护神信仰的形态、成因及各神的庙宇统计诸问题作一探讨。守护神信仰的三种形态估计在两宋之时,闽南民间的神祗即已传入台湾。此时“中原板荡,战争未息,漳泉边民渐来台湾”,民间信仰的神祗想必也随着漳泉百姓跨海入台。至明朝末年,台湾已建有供奉福建神祗的宫庙。迨至台湾归清,闽粤百姓视台湾为利窟,“民之渡台,如水之趋下,群流奔注”,供     

民间信仰研究的价值、成就与未来的趋向

近些年来,民间信仰成为宗教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研究的热点之一.文章提出了作者对民间信仰的定义,论述了民间信仰研究的价值;在阐述了20世纪以来国内外学术界主要的研究成果之后,文章分析了已有研究在视野、重点及理论建构上的不足,并将其视为今后研究的突破口与增长点,认为社会史的民间信仰研究会有以下发展趋向:信仰领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民间信仰与社群关系、民间信仰与乡村社会的整合控制及变迁仍将受到关注.民间信仰与社会的生态、生活、宗教、现代化及和谐发展的关系,各区域之间民间信仰的比较等问题可能成为新的亮点.多学科、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将会强化.     

定光佛信仰与台湾福客关系

定光佛是闽西的地域神明,它随汀州客播迁到台湾。在台湾的早期开发过程中,定光佛扮演着汀州客心灵上庇护与安定的重要角色,对汀州客的凝聚和团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汀州客与福佬人的互动与融合过程中,定光佛信仰也逐渐出现融合现象,定光佛与福佬人的祖籍神并祀,共享香火和祭祀活动。这种既继承又所改变的双重发展道路,是民间信仰在移民社会的不同族群相互交融的必然结果。     

战争、族群与区域社会:9至14世纪晋东南地区二仙信仰研究

晋东南地区的二仙信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长时段研究区域社会中族群与民间信仰关系的个案.沙陀、女真、蒙古等部族人士对二仙信仰的态度既不能以单方面的接受(华化)来概括,汉族士大夫参与二仙信仰的活动也不能仅以逃避仕金、仕元来解释.不同族群的士绅和官员捐资、兴建或修葺二仙庙,原因复杂,贡献不一.除了对二仙信仰进行人力、物力上的支持(如捐资、兴建或修葺庙宇),士人和民众还通过想像与建构二仙形象,在精神层面推动信仰的发展与传播.这些活动和想像将不同族群、地域、信仰背景、社会阶层、性别的人们联系起来,形成集体记忆,成为地方民众请求中央认可二仙的依据.     

从民间信仰看粤闽赣山区开发和客家族群发展

客家民间信仰不仅是客家人精神信仰层面的体现,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客家地区的开发历史以及后来的发展,是客家地区开发和经济发展在意识形态上的展现.本文以田野调查和文献材料为基础,试对民间信仰与客家地区开发,以及客家族群发展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村落历史想象与族群意识建构——以都柳江下游葛亮寨孔明信仰为例

自清代都柳江河道疏浚以来,人群流动日趋频繁,位于都柳江下游的葛亮寨因商业化发展吸引了不少移民经商定居,其中包含了部分由都柳江上游及支流迁徙至此的苗民和侗民,其族群身份与认同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呈现出复杂性与模糊性。文章以葛亮寨的苗侗移民为着眼点,探讨其如何经由对孔明这一形象的演绎重构"村落历史",并透过一系列仪式实践建构和表达"我群"身份认同,进而将文化带入族群问题的讨论,试图说明族群意识的形成既与社会历史过程有关,同时也是文化创造与重构的动态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