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酒疯子》的疯癫叙事与乡土伦理

小说《酒疯子》在油菜坡村民袁作义的媳妇娃子和村长发生伦理关系的越界行为之后的时间和空间里,袁作义驾驶着象征村长权威的摩托车去杂货铺买酒、喝酒、醉酒等一系列的疯癫叙事中展开。从小说的酒意象和性意象开展分析,阐释小说利用精妙的疯癫叙事策略所展现的村民异化的权利意识和两性道德,阐释疯癫叙事策略和越界理论对小说文本建构的推动作用。以“文学反映现实”的批判观念观照社会转型期乡土社会权力的滥用和乡村治理的混乱语境,在现代性乡土道德失范和乡土伦理体系坍塌的现实氛围中,透视民众越界的伦理意识。审视现代乡土社会中人性价值的重塑问题和乡土伦理道德体系的重构问题,展现乡土社会的精神危机和乡土伦理价值重建的迫切性,并反思乡土社会的权力观念和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度问题。     

莫言的小说笔法——《丰乳肥臀》人物叙事论

莫言在《丰乳肥臀》中塑造的上官金童这个人物曾经引发了当代文学史上的一起公案，也影响到对该作品的价值认定。如果从小说叙事的角度来看，作家实际上是选择了金童这个奇特的人物作为整部作品的意识支点，间接地表现二十世纪乡土中国怎样被现代化的历程。不同寻常的眼光可以洞穿理性化思维的盲区，使人们得以对现代性进行深度反思。钱钟书先生对史书中小说笔法的评讲打通了现代小说叙事学的核心问题，为厘清小说人物与叙事的关系提供了思路。     

传统村落式乡村转变的文化反思——以格非《望春风》为例

21世纪以来,乡村生活图景的变化反映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和村民个体心态的转变。返乡小说《望春风》延续了格非“江南三部曲”的叙事路线,标志着作者向现实性乡土题材的不断靠拢。作者对传统乡村叙事方式进行现代性转换,聚焦于传统村落式乡村艰难变革的社会现实,展现村民个体在变革中的成长经历,呈现城镇化发展之于乡村的多重影响,探寻乡土精神重塑的可能性,继而在文化层面传达了知识分子格非对于当下乡土文明的冷静反思。     

论《漫水》中的民俗叙事功能

王跃文的中篇小说《漫水》是他创作历程中一部别具特色的作品,与以往现实题材小说不同,《漫水》描绘了一个充满温情和静穆的乡土世界,更多地趋向风俗画小说,体现了王跃文创作思想的某种变化。民俗叙事功能的角度可以进一步分析小说人物、情节、主题价值的参与,探究民俗在此类乡土题材小说所占据的地位及其形成的具体影响。     

生存或毁灭：新时期乡土小说叙事模式论略

新时期乡土小说生存或毁灭叙事模式中所谓的生存,是指乡土小说对美好乡土社会的继承、向往和营造;而其所谓的毁灭,则是指乡土小说对破坏乡土社会行为的批判、背弃和决绝。生存或毁灭叙事模式的运用,为新时期乡土小说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即乡土小说在为人们描画一个永远被回忆、幻想和守望的毁灭的乡土社会的同时,其虚构、想像和前瞻性叙事,又为乡土社会的生存,预留了必要的空间。     

新世纪乡土中短篇小说创作研究(2010—2020)

目前学界对新世纪乡土小说的认识还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甚至很多人还停留在20世纪90年代,及时梳理乡土小说尤其是中短篇小说的创作现状、把握乡土小说的发展脉络尤为必要。通过对三十余家主流的创作类杂志在2010—2020年间代表性作品的梳理发现,目前乡土小说创作正在发生着某些内在的变化。乡土叙事正在被前所未有的暮气所裹挟,老年人开始成为乡土叙事中无可撼动的主角,青年人物开始大面积消失或者形象"灰色化",乡土叙事呈现为一种"坍塌"的形态;以前入"城"是主调,现在回"乡"也开始流行起来,让衰落的乡村有了一丝曙光;"80后"作家的乡土写作也呈现不断增多的趋势,未来他们的创作也值得期待;牧歌式的乡村图景和风貌写作越来越珍贵,新的乡村风景也在逐渐出现。新世纪第二个十年里,乡村正在发生着巨变,对变化的执着使得很多作家对现实形成了一种依赖,也使得乡土小说存在着很多症候。作家认知的分化、美学的分化,使得乡土写作越来越进入到了一种结构性写作时代。对农民精神动向的忽视、乡土小说美学创新动力的不足都是需要引起注意的。     

狂欢传统与文革叙事“油滑的开端”——论王小波小说《黄金时代》中的文革书写

新时期文学文革叙事的前期与主导模式,是以"伤痕"、"反思"、"知青"小说为代表的族群性苦难叙事与悲剧模式。《黄金时代》则不同,它更多汲取了鲁迅《故事新编》所开启的狂欢传统的营养,突出表现为个人化的身体叙事和荒诞的悲喜剧模式。小说以看似乖张、非理性的狂欢化形式,寄寓了高度理性的历史与人性反思的内涵,开"另类"风气之先,堪为新时期文学文革叙事"油滑的开端"。     

信任怀疑反思——析《吉姆爷》叙事声音的第一次转变

《吉姆爷》是约瑟夫.康拉德的代表作之一,讲述了小说主人公成为吉姆爷前后的不凡经历。小说叙事声音的第一次转变成功颠覆读者对全知叙事的信任并唤醒读者的反思意识。这一叙事技巧既映现出小说家对知识和文学创作的态度,也暴露出文学表现主义产生并成长的特殊社会环境。     

复调叙事在《呼兰河传》中的审美意蕴

《呼兰河传》有两类复调形态,一类是叙事视角的自由变化所造成的复调,另一类是靠双性同体的诗学意识造成的复调。两类复调叙事生成了独特而丰厚的审美意蕴,使得作品有着繁复的主题内涵和多姿多彩的艺术风格,而萧红本人对社会人生的感悟也投射在小说的复调叙事之中。     

论二十年代乡土小说叙事的先锋意味——以浙东乡土小说创作为例

二十年代乡土作家的创作尽管具有在鲁迅示范和影响下写作的特点,但仍然富有不可忽视的原创精神和开拓意识。作为二十年代乡土文学的重镇———浙东乡土作家群在乡土根性形态、乡土风景潜质以及乡土伦理主体这三方面的探索典型地体现了乡土小说叙事的先锋意味。     

《金瓶梅》中的"大官(儿)"

“大官 (儿 )”是明代《金瓶梅》以及其他一些小说、戏曲中出现频繁的一个称谓词。然而现今许多辞书对这个词或是失收 ,或是解释不够准确。该文通过考证古代多部文献 ,进一步解释了它的意义 ,并指出这个称谓词在历史演变中曾出现过的一种“泛化”现象。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中庸之"中"探微

中庸之“中”字的涵义是全面的,也是自成系统的,与其相关的“执中”、“中和”、“时中”等概念均由“中”字衍生而来。在“中”与道德的关系上,中国儒家所言“中庸”是“至德”,而古希腊中庸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中庸是区别于自然界的人事界之“中”,是最高的善。中庸以适度为原则,但它不容易达到。人的行为必须以理性为指导,才能达到中庸。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论《浮士德》中“善”与“恶”及“美”与“丑”的辩证关系

分析了歌德在《浮士德》中构建的天帝与靡非斯陀、浮士德与靡非斯陀和浮士德自身的"善"与"恶"的冲突及其辩证关系。认为歌德笔下的"善"与"恶"的冲突无所不在,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依存,既相互对立,又相互渗透。它揭示了矛盾运动的普遍性及人类社会发展中前进与停滞的矛盾斗争,反映了人性深处的拼搏和内在矛盾。他所刻画的"丑"中有"美","丑"转为"美",使"恶"与"丑"也具有了重要的审美价值。这些体现了歌德成熟的辩证思想和美学思想。     

儒家文化中"和""同"思想及其发展

“和”与“同”的思想随着先秦天下纷争的局面而出现,有着深厚的文化历史背景,它首先是人们自然观在社会、政治、人生诸方面的伦理展开。“和”“同”思想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得到不断的发展和完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当代中国的重大战略任务。     

"策问"中的"历史"--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一个侧面

“历史记忆”之延续构成晚清思想演进重要的象征,并明显受两个因素的主导,一是由“反满”所催生的恢复汉族的记忆;一是西方因素开启的关乎中国历史的记忆。“策问”作为参与国家考试时的答卷,无论是设“问”者还是应“策”者,大致都恪守于官方意识形态,分析“策问”中的“历史”,可以了解这些历史文本是如何想象“中史”与“西史”、接榫“历史”与“现实”的。由此,“历史记忆”在晚清中国如何延续,也通过具体的文本“呈现”出来。同时,由于“中史”与“西史”并非单纯时间意义上的“过去”,中西历史“会通”所催生的“历史记忆”的延续,也并不单纯,实际与立足于“反满”立场对历史的重塑,适成对照。由此,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多向度,也随之得以“呈现”。     

论艺术语言“形”与“神”的相互制约

艺术语言的"形",既包括视觉上的形体,也包括审美上的形象。本文从艺术语言的形的生成,形与神的相互制约,艺术语言的鉴赏三方面,对艺术语言的"形""神"关系进行了分析。     

在“两课”教育教学中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思考

"两课"作为高校公共政治理论必修课,作为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主渠道,应率先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探讨"两课"教育教学的特征、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策措施等三方面的内容,具有现实意义.     

论儒学“人伦日用”化的路径及“例外”原则

从历史角度看,儒学按其实存的状态可分为"主流版"与"生活版"两种,前者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政令显学,后者为教化民众成为一个"好人"的隐学。分析儒学入"家"的路径,从中合理地引申出儒学"例外"原则,无疑对当下建设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