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巨变时期的不同书写方式文学多元化下的自觉审美追求——对小说《格桑梅朵》、《无性别的神》、《尘埃落定》的比较

<格桑梅朵>、<无性别的神>和<尘埃落定>是当代藏族文学中三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它们的作者不约而同地选择了20世纪中前期作为其创作背景,但在书写方式上却呈现出许多不同的特点,体现了不同的审美风格和特色.藏族作家在面对历史巨变时期,从各自不尽相同的价值立场出发,通过精神、意识、观念、心理等深层层面表达对历史的个人理解.面对转型时代,作家以文学艺术的方式传达了对于本民族传统的继承和现代化发生的认识,也体现了藏族作家对文学多元化的一种追求意识.     

《左传》叙事体式与“礼”之关系考

<左传>第一次将上古原始叙事文体的粗线条记事加以细化,完整地记载一个史实、事件产生发展的全过程,从而开创了"言事相兼"的叙事文体体式.<左传>的这一叙事特征,其内在成因是对"礼"的记载:作者自觉地将"礼"作为记述历史的中心视点,以事明礼,使<左传>始终参照礼来记事;而"礼"以过程和细节表现其意义,要求记录者对事情的本末和细节特别关注.礼仪的言行相兼及记言明义,使得<左传>的作者在创作过程中采用事必兼言的写作手法,由此形成了言事相兼的全新叙事体式.     

论冯梦龙《智囊全集》的人物塑造

笔记文学往往因为其采掇于以往的子史经传和笔记丛谈以及较为强调传信、实录的审美特征,使得作者无法像通常意义上的创作主体那样获得自由表达的空间,人物形象也难以丰满.而冯梦龙却能在<智囊全集>中利用分类、剪裁、边批、评述等有限的表达空间,在借鉴<史记>人物塑造艺术的基础上,采用述评结合且以记事为核心、人物语言为基本要素的形象塑造方法,呈现出一大批历史人物的生动形象,也充分体现了写古用今的人物塑造意旨.     

明清时期通俗小说创作历程探绎

明清时期,通俗小说的创作总体上呈现了一种由改编逐渐走向独创的历程.这一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1.世代累作与文人集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由此产生,并开启了历史演义、神魔小说等创作流派:2.书坊主效颦复制,导致了通俗小说创作的繁荣和流派的形成,并为后来通俗小说创作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做了一定的铺垫:3.文人改写拟作,反映了小说创作主体性、写实精神与独创能力的日益增强,标志了通俗小说由改编向独创的过渡;4.文人独立创作,其主体意识和自我表现色彩浓厚,小说创作思维、创作意图、创作方法等均有很大转变,从而强有力地推进了通俗小说创作艺术的发展与成熟.     

出土文献与《楚辞·九歌》研究

出土文献的大量发现与整理给<九歌>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使往常在注重考据的层面上更加倾向于思想性的探究,尤其对于<九歌>的作者、创作意图、人神关系及祀神观念方面出土文献均有较强的说服力,这使得<九歌>非屈原所做的错误观点得以澄清.而出土文献与<九歌>祀神体系方面具有的同构性,标明了<九歌>的主题性质是国家的祀典,由此形成的较为相近的楚地祀神观念对于了解楚文化及<九歌>的创作意图颇有启发,在<九歌>个别篇目的研读方面,出土文献也起到了一定的辩证作用.     

貌合神离——李公佐《谢小娥传》、李复言《尼妙寂》《新唐书·谢小娥传》比较阅读

本文运用叙事学与文体学理论,通过对李公佐<谢小娥传>、李复言<尼妙寂>和<新唐书·谢小娥传>进行比较,认为主题差异是造成传记文学、小说、史传三种文体差别的重要原因,对不同情节的关注和不同语言风格的采用是实现主题转化的重要手段,而作者的创作意图是形成主题差异的主导因素.     

论《青春之歌》的个人叙事与历史叙事

运用当代叙事学"聚焦"理论分析<青春之歌>在个人叙事与历史叙事间相互纠缠的现象,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作者创作动机上的两重性.     

人物形象的虚构与叙事——贾宝玉与麦其土司二少爷之比较

人物形象的虚构与叙事问题对于创作和鉴赏都有重要意义.通过比较<红楼梦>和近年颇受瞩目的小说<尘埃落定>在主人公形象塑造上的异同,作者认为两部小说都建构了呆或傻的他者形象,都通过贵而败蕴藏了悲剧内涵,但是<尘埃落定>在叙事处理上过于谮虚化,以致难以达到<红楼梦>的丰富与深厚,从而导致了作品的高下之别.这个比较说明了人物形象的虚构与叙事必须有机地结合起来.     

鬼佛仙儒浑作戏哭歌笑骂漫成声——论嵇永仁《续离骚》杂剧

清初戏曲作家嵇永仁因三藩之乱被执狱中,创作了<续离骚>杂剧.其以儒、仙、佛、鬼为栽体,书写歌、哭、笑、骂四种生命情态,表达图报知已的朋友之义,发泄怀才不遇的愤激之情,提出对传统价值观念的质疑.<续离骚>在艺术上的突出特征,除了自陈为屈原<离骚>之续篇,有意借屈原之困窘苦闷为自我张目,还体现为对明代徐渭<四声猿>的有意借鉴.度曲写作过程中的吟唱是嵇永仁杂剧创作的必要构成.为此,他有意采用北曲创作,注重对话与议论,形成了神采飞扬与理性精神洋溢的风格特色.     

《文心雕龙》文论体系建构的现代意义

<文心雕龙>是作者刘勰"弥伦群言",广泛汲取了在其之前影响中国写作思想的几乎所有的思想资源,立足于创作实际,建构出的体系严密、思想完备、集大成式的文论著作.从作者的写作动机到立论的逻辑起点,从对基本写作思想的表达到对具体写作观点的陈述,<文心雕龙>都渗透着鲜明的民族精神,真实、全面地反映了中国独特的写作观念和写作经验,为我们今天在新形势下建构现代的民族文论体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典性文本.     

“五四”抒情小说的一个独异文本——论郭沫若书信体小说《落叶》中审美情感的独特性

<落叶>是郭沫若爱情艺术心理创作的奇葩.作者借助情书这一通向情人心灵的天使,从爱情的生理驱力、心理驱力和意识驱力的有机内在联系及融合中,艺术地表现了置身于热恋中的情人丰富的心灵世界,展示了人类情感中最为复杂微妙的爱情心理及行为特性,形成了在现代抒情小说史上的一个独特文本.     

论接受美学视阈下的《边城》经典化演进及其意义阐释

接受美学视阈下<边城>起降沉浮、祛蔽返魅的经典化演进,归因于作者超越接受环境的忠实创作和作品内涵深蕴的接受美质与艺术价值.<边城>以其无穷的思想艺术魅力不仅突破了时代和政治的困扰,给人类塑造了心驰神往的理想家园和诗意栖居地,而且使读者获得全新的阅读体验,为读者摆脱现实困境的束缚提供了一个向往和奋进的精神力量.它曲折跌宕的复杂接受过程,不仅反映了文学与时代、政治的错综关系,而且必将给当今文艺创作的发展和繁荣以深刻的反思和悠远的启迪.     

“借太真外传谱新词,情而已”——再论《长生殿》的主题

作者是文本的创造者,作者的思想观念对文本主题的确立与形成必然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从对洪昇的文学观念、创作动机的考察入手,重新探讨<长生殿>的主题,认为只有"情"才是作者创作的主旨与剧作的主题.     

《西厢记》在戏曲创作领域的影响

<西厢记>问世后除了有改续之作外,在戏曲创作领域它还产生了以下几方面的影响:一是有些剧作刻意模仿剽袭<西厢记>的写法、直接套用其情节关目;二是有些剧作沿用<西厢记>的创作模式、部分化用其情节、手法;三是有些剧作如<牡丹亭>等在主旨上继承<西厢记>重情反礼的思想精髓;四是有些剧作时常引述<西厢记>剧名、人物名、曲词,剧作家借助剧中人表达他们对<西厢记>的认可与钦敬.     

在语言暴力的乌托邦中迷失--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檀香刑>淋漓尽致地展示了莫言在小说创作方面的才华.在当代小说家中,他无疑可以列入最优秀者的行列.<檀香刑>也大气磅礴地显示出莫言在民间文学上的自觉求索,他也是当代小说家中少数有向土地沉潜倾向的作者之一.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檀香刑>也凸现了包括莫言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当代作家在思想能力上的缺陷和在精神向度上的偏差.作家对历史的反思,迷失在他本人充沛的激情之中;作家对现实的观照,消解在他本人灿烂的文字之中.莫言没有走出他自己建构的"文学迷宫"和"语言乌托邦",当他在为自己所创造的海市蜃楼而感到心醉神迷的时候,他也同时放弃了作为一个有理性的现代公民最基本的价值立场和美丑判断.     

从冲突到混杂再到互换的文化身份——论《白色城堡》的象征性文化寓意

奥尔罕·帕慕克的小说<白色城堡>通过两个不同文化文明背景人物彼此互换身份的寓言性故事,思考了"我为什么如我所是"这个带有强烈哲学意味的文化身份问题,批判了一种文化战胜另一种文化的思想,一种文化优越于另一种文化的谬论,表明不同文化相互借鉴与融合、共同存在与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表达了作者"杂交化(hybridization)是新生活的模式"的理想.艺术上,<白色城堡>同样杂糅了诸多东西方文学手法,形成了独特的混杂性创作风格.在当代东西方文化冲突与交流日益高涨的全球化时期,<白色城堡>的寓意无疑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芥川的《酒虫》与蒲松龄的《酒虫》

中国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有一篇<酒虫>,日本的芥川龙之介据此创作了小说<酒虫>.芥川的<酒虫>与蒲松龄的<酒虫>是题目相同、故事相同,而体态、气韵却大异其趣.蒲松龄是用散文小品的手法来写<酒虫>的,芥川是用小说创作的手法来写<酒虫>的.芥川的<酒虫>有从外在转向内在的人物心理刻画,有极具功力的氛围营造手段,由于时代所限,却还没有完全走出传统的樊篱.因此,芥川只是站在二十世纪小说转移的门槛上,还没有登堂入室.     

妥协的或不妥协的男女之爱——《色·戒》与《海的沉默》之校读

张爱玲描写沦陷区男女情的小说<色·戒>和法国作家韦科尔的抵抗名作<海的沉默>,都是以男女之爱写人性人情的文学,但因作家人生态度及审美理想的异趣.张爱玲的<色·戒>在乱世奇情中难免有借情性文饰妥协的嫌疑;而韦科尔则力求曲折地表达不屈的人性和抵抗的意志.但两者都是"人的文学",区别只在于如何写和怎样写,对于"人的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应当破除对它们笼统的盲目的执迷,代之以历史的、具体的分析.     

不宜把《九辩》定为宋玉的唯一代表作

现行的<中国文学史>将宋玉的楚辞<九辩>当成唯一的代表作,是承袭了早已过时的"疑古"思潮,否定了宋玉对其楚赋著作权的结果.其违背历史真实的负面作用十分严重.作家的代表作,应是最能体现其创作特点、技巧、风格、水平和成就,且具时代性的名篇佳作:同一作家,可以有一篇以上的代表作.目前,学界日益普遍认同的宋玉楚赋作品已有上十篇.宋玉好楚辞而以赋见称.应当在<九辩>之外,从<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风赋>等宋赋中研定一、两篇,一并作为宋玉的代表作,以切实恢复宋玉在文学上固有的历史原貌.     

《伤逝》:鲁迅对思想启蒙的困惑与反省

<伤逝>是鲁迅小说创作当中题材独特、寓意深刻的作品文本.作者通过主人公涓生与子君的爱情悲剧,对于五四思想启蒙运动作了形象生动的深刻反省.<伤逝>具有明确的自我批判意识和社会批判意识,它对以"恋爱自由"为中心话语的五四精神,提出了与众不同的强烈质疑;并借助涓生灵魂忏悔的痛苦追忆,由衷地表达了自己"希望"与"绝望"、"寂寞"与"虚无"的真实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