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与浙东学派关系考辨

章学诚与浙东学派关系考辨暴鸿昌把章学诚纳入浙东学派，清末已有人肇其端。①其后章太炎、梁启超二大师皆倡率此说，名家之论，后人鲜有异辞。迄于今日，将章学诚目为浙东学派，似乎已成定论。近检《章学诚遗书》，疑义渐生，章氏学术一无浙东先哲之风范，二无其遗意，奈...     

冲突下的暗合：论阮元与章学诚的学术交集

阮元与章学诚虽然学术风格迥异,亦无直接学术联系,但却不乏学术交集,主要表现为：阮元不仅阅读甚至选刻过《文史通义》,将其作为《国史儒林传稿》的重要史源,而且对清代浙东史学颇为关注,为浙东学人依次立传,与章学诚晚年撰写《浙东学术》的举动正相映照。在史学观念上,阮元提出必须借助历史文本分析的方法,从中体察史家之“命意”,亦与章氏“史意”说相发明。凡此种种暗合,根本上源于二人经史观的契合,尤其是对史学经世价值的高度重视。章学诚强调“六经皆史”,以史统经,阮元亦以史学为一切学问致用之前提,这一相似的史学情结及其所暗含的强烈的现实主义的学术情怀,是阮元与清中叶其他有识学者理解和接受《文史通义》的重要前提,他们构成了《文史通义》最早的阅读群体。不过,阮元对理学思维的排斥,又决定了他对《文史通义》和浙东史学的认知是有限的,甚至是割裂的,他所感兴趣的主要是后者“重史”的观念和“经世”的旨趣,以及部分具体的历史编纂学主张和史传作品,至于章氏那套最为核心的主于逻辑推演和理论建构的偏形而上的“独断之学”,则较为排斥。这一思想局限,是乾嘉时期普遍重材料而轻理论的学风流弊的缩影,也是章学诚生前难以跻身主流学界的主...     

"浙学"涵义的历史衍变

“浙学“一词,明以后即有不同之解读:刘鳞长在《浙学宗传》中所说的“浙学”概念,是指宋明时代包括浙东、浙西在内的整个浙江地区的“心学”之流脉,而清初全祖望等人所使用的“浙学”概念,则不仅在时空上作了压缩,仅限于宋代的浙东之学,而且在内涵上也作了转换,特指浙东的事功之学与经史之学。刘鳞长把整个浙江的心学系统视为承闽中朱学而兴起“浙学”之宗传,虽含有强烈的乡土意识和门户之见,但却很有创见,颇具深义。其意义不仅在于凸现出浙江心学传统的一脉相承性,更在于首次把在学术上一直受冷遇的浙西之学也纳入进自己的观察视野。章学诚所说的“浙东之学”虽与刘鳞长之“浙学”概念有相通之处,但由于过重的乡土情结,而在地域观念上过于注重“浙东”而忽视“浙西”,甚至在潜意识中有“抛弃”浙西的意图。惟因章学诚的《文史通义》闻名遐迩,故其所言不仅为后世所熟知,甚至成为研究“浙学”之“定本”,而刘鳞长在学术史上几无地位可言,故其较为宽泛的学术视野,便逐渐被后人所遗忘。     

论“浙学”观念的历史演变和现代意义

“浙学”是千百年来的浙江人的文化创造和代代相传的文化传统,包含了浙江大地上曾经有的文化思想成果。这一“浙学”概念不是狭义的,而是广义的大浙学的观念。从历史上看,宋代以后,“浙学”的观念变化过程是一个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的过程：“浙学”在宋代主要指事功之学,明代扩大为心学,清初进一步扩大为理学;经过全祖望、章学诚等人的论述,“浙学”由原来只重浙东学术而变成包括浙东浙西、越来越宽的概念。这些为我们今天确立大的浙学概念,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     

鲁迅杂文与中国杂学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代杂学之家,其知识构成可一言以蔽之,曰：“杂学”。鲁迅杂学知识结构的形成与清代学术精神、杂家著述以及章学诚史学理论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杂学涵养了鲁迅博及古今中外的文化内涵,养育了鲁迅反抗正统、敢于怀疑的人格,奠定了鲁迅“新文学开山”的地位。杂学不仅是鲁迅杂文思想的历史资源,而且对其杂文创作态度和艺术特色有很深的影响。     

"六经皆史":章学诚对清代汉学的批判

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必须放在清代学术转向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清初以来,宋明理学“形而上”本体受到了根本的质疑。章学诚把“道”理解为一种历史化的过程,而不是永恒的超越一切历史的实体。通过回复到原始儒家,章学诚重新阐发了“史”的意义,经学在三代是作为记录典章制度的“器”。章学诚还批评了乾嘉考据学的弊端,他认为考据学只是对于历史材料的考订与整理,还不能成为真正的学问。“博学”与“约守”不可偏废,在“功力”的基础上必须成就“学问”,这也就是要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经学。“六经皆史”是史学与实学相结合的产物。     

章学诚师执考

章学诚师执考何兆龙章学诚（１７３８—１８０１）以一介寒儒，挟册谋生一世颠沛，倍尝艰辛，却著传世之作，入学术之林，终成一代巨擘。主要固然靠其自身的勤奋、刻苦和努力，更不乏其师执对他的教诲、支持和帮助，在章学诚的师执中，虽有不少是学术名流、封疆大吏，但也...     

论章学诚学术思想中的政治观点——《文史通义》原道篇研究

(一) 近年来在对章学诚的研究中,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和倾向。例如有人在论述中把“人民性”、“唯物主义的自然史观”、“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这些桂冠都加到了章学诚的头上,甚至认为章学诚的“《古文十弊》,其中内容似乎是《新青年》时代文字解放的先驱”;也有人在论述章学诚时,只谈学术渊源,不谈阶级属性,把主要篇幅花在细枝末节的考证上,笼统地说一些“不为时俗所囿”等不着边际的话;最近,又有人不满意过去把章学诚抬得太高的现象,要求翻案,指责章学诚“想得多,做得少”,不及朴学家的工夫踏实,是一个说大话的空头史学家。     

“第三条路”:民国孙德谦的诸子学研究

民国时期孙德谦的诸子学研究既不同于传统的考据学,又不以西学为依傍,而是以传统的文献学、目录学为基础,以诸子文本、历代史"志"、目录序录为资料,以传统学术"案语"的形式,提点引申,以探寻诸子学的源流衍变。孙氏的诸子学研究在民国诸子研究中走上了"第三条"道路。这种子学研究,既源自中国古老的学术传统,更是对清代章学诚一脉学术路径的继承与发挥。孙氏提倡诸子学的义理研究,且具有理论和体系建构上的自觉,但今天由于我们的"失语"而造成了传统学术的隔膜,这种路径很难被人们再次拾起。今天,我们依然在探索诸子学研究的"恰当学术",而其它古典学术的研究也大抵如此。     

学统建构与文论之争——章学诚与桐城派古文理论之比较

清代学人的学统意识比较明显.桐城派合程朱道统与韩欧文统于一身,成为清代文论的中坚.章学诚生当桐城派兴盛之际,其以史统文的学术取向遂与桐城派在古文理论上产生了争论.鉴于桐城派文论学者论述已多,本文着重阐述章学诚的古文理论,从学统与文统,学与文,义法与清真等方面比较章学诚与桐城派尤其是与姚鼐古文理论之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