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对礼治的反思

“周公制礼”反映了先秦礼治思想的成熟。出现了周初的盛世后,“礼”在人们心目中地位更重要了。礼崩乐坏的社会变革时期,传统礼制不断受到冲击,正常的统治秩序被打破。一些恪守礼制的卿大夫们提出了“何以为治”的问题,并对礼治进行深刻的反思。《国语》记载了他们治国以礼的言论。他们主张对传统礼制进行切实的扬弃,合则留,不合则去。同时在评判事件和人物言行时,也不是简单地以“礼”或“非礼”为尺度,而能以变通的态度对待传统礼制,超越传统礼治思想的束缚。     

上博简《孔子诗论》所见"礼"的内涵解读

上博简《孔子诗论》所见"礼"不多,总共只出现四次,分别用在《清庙》、《大田》和《关雎》的评论中。笔者在考察相关资料的基础上认为,"礼"在这几处评论中分别被赋予了"礼仪"、"礼制"、"礼制思想"、"礼治"、"礼俗"和"中和思想"等含义。《孔子诗论》通过用"礼"论诗,表达了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但在具体论述时,不是断章取义,而是就诗论诗,较好地揭示了诗的内涵。     

简析《国语》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

《国语》作为以记言为主的史书,其内容包含有大量对人物忠贞奸佞,美善丑恶的评价。《国语》对人物评价标准是较为严格的,其涵盖范围也十分广泛。包括明礼、遵礼、重信、恤民、俭、敬、让、咨等等。《国语》评价人物标准的主体是礼,礼是忠、信、仁、义、俭、敬、让、咨等标准的统帅,而忠信等则是礼的载体,礼的组成部分。《国语》本身就是用以礼治国、以礼修身的礼学思想贯穿全书的。     

《蒙古秘史》礼制研究

《蒙古秘史》提供了蒙古族礼制起源和发展的最早史料,主要记载了蒙古族早期的婚俗之礼、安达之礼、祭祀之礼、禁忌之礼和饮食之礼等。这些礼制以蒙古族天命论信仰为信托,是天命神学的礼制之规范。《蒙古秘史》之礼制反映了蒙古族礼制起源的时间和来源的多样性以及注重仪式的本质属性。     

《左传》、《礼记》“礼制”合异考

"春秋三传"惟《左传》最善于"礼"。《左传》中记录了大量行于春秋时期的礼制实例,故前人研究先秦礼制,多将其与礼书互证。《礼记》作为"三礼"之一,亦包含了纷繁复杂的先秦礼制。通过对《左传》与《礼记》中"礼制"的合异探析及举例论证,可以帮助我们明确哪些礼制是属于春秋时期或更早之前的周礼,哪些又是随着时代发展而改变的"变礼",甚至于是后儒"整齐划一""增饰附益"的理想礼制。     

《大明律》与明代礼制以及相关问题

《大明律》的制作修订 ,与以前的律书一样 ,充分体现了依礼制法、以礼入法、以法护礼、以法行礼的原则精神。首先 ,“明礼以导民 ,定律以绳顽”,是明洪武君臣制定《大明律》的宗旨。其次 ,《大明律》“重礼”,亦足以证明古代刑法依据礼制并维护礼制。再次 ,《大明律》及其炮制者与古代律书、礼书有很深的关系。     

明代的"字学"与"字说"

(一)明代学者的字学不可一概否定.(二)明代字学对于与礼制有关的某些文字的解说,明人对于避讳的讲究,可以入礼.(三)<明集礼>的"字学"实与礼制没有直接关系.(四)明代盛行的"字说"源于冠礼,可以入礼.(五)明人"字说"及其延续乃是传统训诂学的特殊分支.     

上古礼学的内在层级与逻辑结构(下)

<正>(接上期)三、礼制考论礼之别异,一在于仪,二在于制。礼制是对礼器形制和数量的规定,是礼义在物体层面的体现。《礼记.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礼的分配作用和节制意识要求不同社会阶层在器物使用上有所区别,礼别尊卑、上下的社会意义也要求     

《国语》的性质与价值--由出土文献引起的思考

《国语》与《左传》是先秦典籍中的双璧,但两千多年来二者的地位却相去甚远.从近二、三十年出土文献中的"语"类作品出发,重新审视《国语》的性质和价值之后可以发现,《国语》是先秦"语"类作品之集大成,是我国国别史的始祖,对司马迁《史记》的创作有重大影响.《国语》其文"深闳杰畀",对中国史学史上历史的文学化和文学史上文学的史学化,具有重要意义.     

论儒家礼制文化的生态思想

中国古称礼义之邦,礼制文化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礼起源于上古的宗教仪式,进入阶级社会后成为一种普遍的制度文化。儒家以宏扬礼学为己任,六经之义都贯彻了礼的精神。礼的重要的功能是协调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宗法关系和政治伦理关系,但同时也有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功能。在《周礼》、《礼记》以及上古礼制的记载中,敬天、事天的礼俗蕴含了大量的保护生态的思想和可持续发展意识。     

儒家礼制中的和谐追求

中国传统社会秩序主要靠礼制来维持,礼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担当着准法律的作用。礼制包括“礼”、“乐”两个方面。“礼”、“乐”分开来说,“礼”管“分”、“乐”主“和”。但“礼”、“乐”之中又都包含“分”、“和”两个方面,是“分”与“和”的统一。礼制的“礼”、“乐”、“分”、“和”共同构筑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和谐局面。但由礼制构筑的和谐社会是等级制的和谐社会。     

郑玄、王肃学说影响下的魏晋郊祀礼制

魏晋南北朝是政权大分裂的时代,在思想上佛、道教等宗教流行,玄学思想兴起繁荣,儒学中衰.但作为儒家学说重要组成部分的礼说却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为统治者论证政权合法性提供依据.这种情况在郊祀礼制中表现尤为明显.郑玄和王肃二人在郊祀礼说的某些方面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统治者在郊祀礼制的制定上于郑、王学说之间徘徊,取其利于统治的部分用于郊祀.     

明朝后妃与国家礼制兴革

明朝后妃与国家礼制关系密切.后妃身份藉由礼仪制度而得以确立.后妃与皇帝之间的复杂感情又会影响到礼仪制度的兴革,如明代历史上出现的洪武丧服改制、宣德贵妃授宝、弘治别庙奉慈、嘉靖皇后丧礼减杀.此外,后妃生育等问题也会引起国家礼制的兴革.明代后妃与国家礼制的关系,是传统社会"家天下"的必然结果,也体现"礼缘情"、"时为大"的礼学传统.     

宋代国家、礼制与道教的互动考论

宋代国家、礼制与道教的互动关系为:一是国家礼制吸纳道教,如直接纳入礼典、将祖宗神御置入道观、礼仪实施中吸纳道教等;二是国家多方扶植道教,主要表现在政治支持、经济赏赐、大修宫观以及临幸、题画等方面;三是道教参与国家礼制,这一点在吉、嘉、宾、凶等礼上都有所展现;四是道教发挥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娱乐上。不过,道教对国家及国家礼制也有危害,主要表现是扰民惑众、违礼犯分和劳民伤财。     

《非〈国语〉》——柳宗元述道之作

《非〈国语〉》是柳宗元的重要著作之一.作此书是因为《国语》在中唐时期颇受知识分子重视,柳宗元希望借助对此书的评论匡扶儒家之道.在《非〈国语〉》中,柳宗元阐发了其对人的重视,继承发扬了春秋公羊家重视权变的思想,批评并力图解释《国语》中的鬼神怪异之说.这部极具批判色彩的书开创了经典解释的新范式,对后世儒学的发展影响深远.     

上古礼学的内在层级与逻辑结构(上)

礼义、礼仪、礼制、礼度是上古礼学的内在层级,也是其学说得以建构并付诸实践的保证。其中体现的逻辑关系是:礼义概括礼的本质特性,是礼仪、礼制调整的内在规定,而礼度正是体现这些规定性的理论空间和实践尺度。礼仪是礼在天人、朝政和人伦交往中程序性的活动,礼制则是在礼器形制、数量方面的规定。四者相互制约、相互作用,从理论层面、程序过程、器物使用和调整原则等四个方面维持了礼的运行,使之成为延续数千年并不断更新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行为。     

试论先秦文献基本词汇的判定和义类描写——以《国语》基本词为例

先秦文献《国语》中存在着大量的基本词汇,判定包括《国语》在内的先秦文献基本词汇应该以稳固性为主要标准,这包括历时和共时两种稳固性,其他标准只能是辅助标准;各家对先秦汉语基本词汇分类的不同说法,比较科学的做法是借鉴《尔雅》义类对《国语》基本词汇进行分类,由此《国语》基本词分为两大义类:一是《国语》和《尔雅》共有的基本词义类;二是《国语》有而《尔雅》无的基本词义类,其下又包括不同的义类等级以及其中具体的词.     

《大学》本义——礼制文明精神的总结

为了探究《大学》本义,采用文献解读的路径,认为《大学》是对儒家礼制文明进行总结的一篇文章,其中心在于讨论以礼治国的思想,同时对儒学的根本问题有所涉及,在孟荀政治思想的基础上,最早对儒家内圣外王的政治思想做了明确的表述。     

北泉议礼及其成果——《中华民国礼制》

文章论述分析了其制定背景、过程及其主要内容,剖析了其进步性和局限性。在当时社会、政治活动需要及政要人物推动下,在《礼制草案》的基础上,经过礼制谈话会和北泉议礼,制定了《中华民国礼制》。由于当时种种原因的影响,该礼制不可避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有迷信、繁琐、不合时宜的弊端,等级思想严重等。但是其进步性也是不容忽视的,其内容对礼仪名目、仪节进行了简化,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吸收了西方的礼仪,呈现与国际接轨的趋向,具有较强的系统性、条理性。     

语境、修辞与过度阐释:"非爵勿""我有好爵"以及以鸟名官的政治神话

阎步克教授《试释"非骏勿驾,非爵勿"兼论"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北大竹书〈周训〉札记之三》一文將"爵"释为爵位,并从此引申出臣竭力以奉君主、君赐臣以爵禄的政治交换关系.阎文发表后,有学者又依据不同的材料、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各自对以上《周驯》简中"爵"字的理解.事实上,《周驯》文本本身已经提供了充分的语境对"非爵勿"作出阐释,而不需要再征引其它脱离各自文本语境的文献重构一个新的语境为这句话提供解释框架.通过摘引脱离原有文献的语句,不加甄别地来建构新语境这一做法,牺牲了所释文本本身的上下文关系,得出的结论由新建构的语境决定,往往与被解释字句或文本的原意相悖.因此,我们在文本阐释过程中,一定要坚持首先在原有语境框架内寻找答案;征引材料的语境必须要与被释文字的语境具有可比性.除了文本语境,爵本身还有其自身的考古和礼制语境.根据考古学的最新材料和从这些材料出发建立起来的关于周代礼制改革的最新理论成果,爵这种器物在丧失了礼仪方面的重要性以后,反而在东周礼制书写中得到强调,成了传世礼书中的重要语汇.这一现象跟春秋早中期开始的礼制重组关系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