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文化、行政伦理与行政责任简

库珀的行政伦理观就本质而言是一种责任行政理论。行政伦理作为公共行政管理的灵魂,在中国现实行政行为中主要涉及政治与行政格局、宏观行为主体内部格局以及行政机构与公民格局。以这三大利益格局为基础,可以解剖出中国行政伦理的责任层面和协调层面,借鉴行政人员伦理思考水平和决策能力的责任基础,以及道德品质、组织制度、团体文化与社会期望作为相互作用的结构性要素。     

行政伦理与行政道德、行政责任及政治伦理的关系解读

行政伦理以研究行政道德为主要内容,具体是指行政主体通过与行政客体的相互关系,以实现行政价值为目的的一系列行政行为的应然性道德规范和准则。行政伦理与行政道德分属于行政领域的不同研究层面,行政伦理高于行政道德;行政责任是行政学和法学的交叉研究,是一种包括行政责任、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和伦理责任的一种广义责任,行政责任伦理是行政责任与行政伦理的共同研究领域;政治伦理是政治学与伦理学的交叉研究,追求政治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以解决政治权力中的道德问题为目标,而行政伦理是工具性价值和公共性价值的统一,以实现行政价值为目标。     

论当代中国行政伦理的出发点

行政伦理的设定受制于行政制度、文化传统和政治资源等因素,众多因素之间也会产生各种相互冲突的伦理诉求,出现道德困境。中国当代行政伦理要借鉴西方宪政伦理和中国传统德治伦理,同时还要处理好党政与行政的关系,理清党政道德与行政伦理之界限。因此,当代中国行政伦理应在实践层面上制定出层次有别的伦理目标。     

论中国传统行政伦理

在中国传统行政的道德话语体系里,外灌式行政伦理与内引式行政伦理并存.外灌式行政伦理作为信念伦理,是儒家伦理在行政领域的推广和应用,并以正式制度的形式发挥其功能,然而,由于儒家外灌式行政伦理是一种脱离中国古代官场现实的信念伦理,它无法提供有效地指导古代行政官僚行为的伦理准则,由此导致内引式行政伦理作为非正式制度取代外灌式行政伦理,并成为实际指导古代官僚行为的通行伦理准则.     

论行政行为的伦理决策

所谓伦理决策,实质上就是依据实际情况来判断和选择适用的伦理准则、道德规范作为行政行为的指导方针。行政责任的履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行政行为责任人的伦理决策水平,即必须能够在多重利益关系及其矛盾冲突中正确地理解和把握自身的伦理责任,并依据自己的伦理责任来恰当地权衡和选择自己的行政行为方式。伦理决策作为行政行为主体在履行责任过程中所进行的利弊权衡、价值判断和目标选择,其可能前提是行政行为人的自主性和自觉性。行政行为伦理决策的有效性,需要在确认行政制度合理性的前提下,依靠行政制度的健全性来保障。只有健全的行政制度才能保证行政行为主体既效忠于行政目标,又对行政对象高度负责,并以积极、灵活、有效的方式来寻找二者之间的一致性,追求行政行为的实际效果。行政行为主体能否坚持伦理决策的宗旨,并通过恰当合理的伦理决策来选择并规范自身的行政行为,不仅关系到行政行为的得失成败,而且也关系到行政行为主体的是非进退。     

论民族地区行政伦理责任

本文从分析行政伦理责任概念入手,提出民族地区行政伦理责任是以一种伦理的视角去关注行政责任问题,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价值取向、一种复合责任观。加强对民族地区行政伦理责任的重视,既是力求解决民族地区公共行政实践中不同责任冲突的需要,也是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模式转变的需要。     

行政伦理的价值基础与实现机制——基于“新公共服务”范式的分析

行政伦理是指行政行为主体在行使职权、履行职务时所应该遵守的伦理道德规范,是制度伦理与个体伦理的统一,是行政主体自律管理的建构活动.新世纪初,随着新公共服务范式的兴起,现代公共行政越来越强调以服务和公平为核心的"责任中心主义"道德价值,并以此作为走出传统官僚制行政的现代性危机的基本出路.实现"责任中心主义"愿景的关键在于行政伦理建设,不仅要构建完善健全制度伦理,而且要唤醒行政主体的公共精神,实现行政主体的道德自觉,从而构建制度伦理与个体伦理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行政伦理建设综合机制.     

现代官僚制的行政伦理

现代官僚制组织的本质和特征及其实在的社会建构方式是理解和说明现代官僚制行政伦理的两个基本方面。现代官僚制的行政伦理是以非正式制度的形式出现的、内在于官僚组织的逻辑和规则并实际起作用的伦理。它作为由社会建构的观念,是官僚制组织的本质和特征的反映。官僚制组织的行政伦理属于责任伦理。     

服务型政府时期的行政伦理建设研究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在行政改革中所追求的目标.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治理模式,服务型政府与传统政府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其对以服务为价值取向的伦理诉求,主要表现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公民权利、承担服务责任、体现法治精神等一系列理念上的改变以及对服务精神的现实追求.基于服务型政府对行政伦理的特殊要求,结合其他国家在建设行政伦理过程中的经验,本文试图从内、外两种控制途径的角度为我国新形势下的服务型政府及行政伦理建设提出几点建议.     

行政伦理的社会基础及其价值转向

市民社会及其理论的兴起促进了行政伦理的价值转向。这主要体现为由传统的单纯追求行政人员的个体官德向现代行政伦理的两维转向 :一是价值规范层面上行政行为的伦理道德化 ,即通过伦理道德规范行政人员的责任意识 ,实现行政行为责任化 ;二是实现政府规模、结构、组织形态和管理方式等方面的合理、合法化建制 ,即制度伦理化     

试析我国行政问责制的伦理构建路径

行政问责制能否很好地发挥作用,对我国建设责任政府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在此通过对行政问责制的内涵界定和存在的问题进行阐述,分析其主要原因在于行政人伦理意识、行政文化及伦理立法的缺失。从伦理的视角,思考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路径,即从行政人、社会公众、行政组织内部和行政伦理立法等方面着手,增强行政人员的责任感和伦理意识,切实做到向人民负责。     

行政伦理的双重维度--制度伦理与个体伦理

行政伦理的本质在于追求行政过程的伦理价值及行政人员的道德完善,即行政的道德化诉求.而行政的道德化包括制度伦理与个体伦理两个层面,或者说,行政伦理包含着两个维度,即整体的制度规范维度与个体的自觉维度.这两个维度体现了行政主体活动的本体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外在性与内在性的统一、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制度伦理具有制度伦理化与伦理制度化双重涵义;个体伦理包含规范伦理与心性伦理两方面内容.制度伦理与个体伦理相互作用,互为前提.加强制度伦理建设将为行政改革提供制度的伦理资源,加强个体伦理的建设将使提高行政效率成为可能.     

论社会转型期行政道德责任的缺失及生成机制

行政道德责任,就是指行政人员负有的行政道德义务以及违反道德义务所应承担的否定性后果.社会转型期行政道德责任缺失主要表现在行政行为的轻率与不作为、行政道德水平的下降、政府能力与威信的消耗、行政人员的角色冲突.必须加强行政道德立法、加大对行政人员的道德教育力度、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作用、加强行政组织文化的建设及加强对行政人员的行政伦理人格的培养.     

提升政府行政伦理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政府要承担起主要的责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创建与政府行政伦理理念的取向紧密相关,甚至受制于政府行政伦理理念的创新程度。切实加强和提升政府行政伦理建设水平,可以推动和谐社会的不断发展。加强政府行政伦理建设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加强公务员道德制度建设,有效提高公务员道德素质,提高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二是建立民主行政决策机制,保障政府组织在行政活动中遵循行政伦理的价值取向,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     

论行政主体

随着中国行政法学的不断发展,学界开始对现有的行政主体范式提出质疑、批判乃至重构,行政主体成为行政法上的一个热门话题.建构行政主体应当建立在中央和地方合理分权以及国家和社会合理分权的基础之上.行政主体所发挥的功能应是分权制约,而不是判定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确立行政诉讼的被告资格.作为行政权力、义务、责任的归属主体,只有能够独立承担公务行为权利、义务和责任的国家(中央)、地方(包括省、市、县等)以及社会公法人才是行政主体,而具体的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均不属于行政主体.     

对行政伦理失范问题的思考

21世纪的中国正处于经济的大变革时期,在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中,旧体制的作用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而新行政体制还处于草创阶段,社会的经济转型要求行政伦理转型与之同步,而在我国现阶段这种转型的脱节未能够真正克服,因此导致了社会上出现了一系列行政伦理失范的问题。本文通过对行政伦理失范问题的分析,探讨建立行政伦理规范必要性,这与构建具有务实的、可操作的政府应急管理机制同样重要。     

社会转型和行政伦理重建

设计和构楚一套合理的或合乎理性的行政规范体系并输入到现实的行政系统之中,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的行政伦理建设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无论是经济形态、政治形态,还是文化形态的建设,都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因此,政府的道德状况,行政人员的道德水准,行政构件的伦理德行等就必然对社会建设和发展的各个方面发生深刻的制约和影响。所以,在这个时期,了解行政伦理的基本问题和强化行政伦理建设既具有深刻的内在必然性,又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生态型责任政府的行政契约理论及其特殊性

当今,如何有效处理公务员道义责任与岗位责任之间的伦理冲突问题,已经引起行政学理论界和政府改革实践层面的普遍关注。基于生态型责任政府的建构理论,对公务员道义责任和岗位责任进行全新定位和思考,将它们纳入一个严谨的契约体系当中,主张通过道德契约、政治契约、行政契约这三重契约重重规制,实现公务员道义责任与岗位责任的有效整合,最终保证公务员责任的锁定与追究。对生态型责任政府的行政契约进行概念厘定与解读,强调生态型责任政府中的行政契约是以公务员岗位生态责任的有效追究与落实为使命;梳理了生态型责任政府中行政契约的理论来源与实践依据——委托代理理论、新公共管理的契约外包制、中国公务员聘任制;指出生态型责任政府中行政契约与新公共管理中的行政契约、中国公务员聘任制中的行政契约的区别与联系,指出它是保证政府生态责任得以落实的最终层面与环节。     

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下行政伦理建设研究

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是后工业社会的治理形态,它以信任与合作机制的生成为基本特征,以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为根本目的,强调对社会的整合治理。该模式对行政伦理提出了公益至上的公平正义、勇于承担道德责任、实现最广泛的合作与信任等要求。为了有效建设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下的行政伦理,可从内部与外部控制入手,加强行政伦理立法;强化行政伦理监督;进行行政伦理宣传,开展行政伦理教育与职业道德培训,培育伦理性的公共行政文化,实施道德激励。     

行政人员自主性建构的伦理意蕴——基于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分析

行政人员的自主性确立于公共性视域中的情境道德与行政价值之最深层次,是行政主体在公共行政活动中对所遇到的伦理冲突进行价值判断和伦理选择的自我确信,是新公共服务理论的行政伦理价值的确认与声张.它涵摄着责任伦理的价值取向与精神建构,决定着行政人员的运权理性、政治智慧与道德姿态.在实践中,通过完善制度伦理和寻求自我实现的相互作用来建构行政人员的自主性,从而使他们真正为了公共利益而为公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