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西厢记》之"主脑"--诚信

诚信是元杂剧《西厢记》的"主脑",王实甫在剧中以张生与老夫人、张生与莺莺为主体的戏剧冲突中分三步刻画了张生诚信的个性特征,由此表现出全剧诚信的"主脑".这一"主脑"定格于作品所产生的那个具体时代的历史支点上,它作为一种传统的优良道德准则和民族性格而具有重要的思想文化价值与实体性普遍意义.     

元杂剧《张生煮海》校读散记

今存《元曲选》本和《柳枝集》本中的元杂剧《张生煮海》,其最大差异,一是第三折前者由正末主唱,后者由正旦主唱,唱词却无大出入;二是为龙王做媒的,前者为石佛寺长老,而后者则为阆苑仙母。这种现象的产生,当是与当时演员的“旦末双全”及因而产生的伶工改本有关,臧晋叔只是在此基础上稍作修润而已。张生煮海的故事与《幽怪录》,《生经佛说堕珠著海中经》没有直接渊源关系。煮海故事在宋代即已流行,剧中“羊市角头砖塔胡同”当是记载北京具体胡同名称的最早文献。     

《西厢记》主要人物创作手法新探

王实甫的<西厢记>之所以经久不衰,主要是作者在西厢故事改编中创造性笔法的运用,尤其是对崔莺莺、张生、红娘等人物形象的重塑上,作者根据主题思想表达的需要,凸凹人物性格,重塑人物形象,与<莺莺传>迥异,与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同中见异.表现了王实甫高超的改编技巧和创造性笔法,为中外文学人物画廊刻画了一组栩栩如生的戏剧人物.     

对《莺莺传》"忍情"议论的另一种解读

<莺莺传>中张生的"忍情"议论文字,在二十世纪的文学史家和评论者们那里多遭非议,他们大都从道德评判的角度批评张生用封建的伦理道德为自己始乱终弃的卑鄙行为辩解.而本文认为这段文字昭示了爱情毁灭后的危害,从而来批判堕落的世风和人心.     

论《西厢记》中老夫人的艺术形象

王实甫创作《西厢记》时将《会真记》中年仅四十余岁的"郑氏孀妇"改为"年六十"的相国"老夫人",乃是为突出其为"老封建"、适应其题目正名体例要求、囿于演出角色限制等原因。作品有意把她写成缺少主见的愚蠢平庸的老妇,这从不带随从而扶柩千里、同意张生附斋、兵围时的无计可施、拷红中的被拷等事件中便足以说明。认为老夫人无比阴险狠毒或是有意玉成崔、张好事的两种代表性评论都是错误的。     

蒲松龄的《柳氏子》和《墙头记》

《聊斋志异》中有一组专讲因果报应，转世讨债、偿债的故事，其实这是一组反映子女教育这一课题的作品，是漫长封建社会的愚昧落后掩盖了这些作品的思想精髓。在现实生活中，蒲松龄对子女教育十分注重和关心，是一位很实际的现实主义者，我们应批判地继承蒲松龄在子女教育问题上的精神遗产，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     

《西厢记》中崔张婚恋根源探究

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通过描写崔莺莺与张生的故事提出了一个超越时空的婚恋观:从人的自然本性出发,因情而生爱,因爱而结为婚姻。提倡"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高于现实之上的纯真爱情的基础,反对"门当户对"、"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封建婚姻观念。     

试论崔张故事的几种不同“讲法”——兼及文学的继承与发展

崔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故事在文人手中的传承,主 要经历了由元稹的《莺莺传》到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再到王实甫的《西厢记》三个阶 段。在这一传承过程中,由于加工者的身份、经历、所处时代背景及所采用的创作形式的不 同,使崔张故事有了几种不同的“讲法”,有了不同的接受群体。就是在这个不断的继承、 发展、创新的过程中,崔张故事的情节才得到进一步完善,其审美意义也一步步得到升 华。这对于我们今天的文艺创作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家语》与上博简《诗论》

《孔子家语·好生》与《说苑·贵德》皆有孔子论《诗·甘棠》的文句,都应是本于上博简《诗论》。《好生》兼引其中一、二两章,《贵德》则仅及其中一章。这说明《家語》的文句绝非袭自《说苑》,否则不会有《说苑》所沒有的內容。《说苑》所以能征引《诗论》,应该是采用前人传记,而《家语》所以能引到刘向未引据的《诗论》文句,究竟是通过怎样的途径,是很能发人深思的,这至少是可视为其来源较早的证据。     

“隐蔽”的主人公－《红字》、《荆棘鸟》与《蝴蝶梦》的写作手法比较

在《红宇》,《荆棘鸟》与《蝴蝶梦》这三部小说中,相距百年之遥的三位作家,以不同的笔触塑造了三个“隐蔽”的主人公的形象,一个虽生犹死,一个阴魂不散,一个先生后死,虽都是故事中“隐蔽”的人物,但作者在写作手法上却见仁见智,各有千秋,并具有强烈的时代烙印。     

耐人寻味的不写之写——评《西厢记》第五本对莺莺形象的处理

《西厢记》第五本第三折,郑恒造谣说张生在京已另娶尚书之女,老夫人一怒之下,要郑恒立即与莺莺成婚。面对这一突发事件,莺莺是相信郑恒的谣言还是相信张生的志诚?是愿意嫁给郑恒还是与之抗争?这可是塑造莺莺性格的重场戏。奇怪的是莺莺始终没有出场,没有看到她的态度,那怕是侧面的暗示也没有。     

《文选》江海赋发微

<文选>立"江海赋"一类大致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汉书·艺文志>和<文心雕龙>的影响,二是汉魏六朝水赋创作的实际情况,三是萧统本人的山水爱好.此类所收木华<海赋>、郭璞<江赋>两篇作品,前者雄伟壮丽,奇拔不群;后者条理明畅,气势宏大,皆着意于壮丽宏大意象的选择描绘,表现出对穷变于声貎的极致之美的追求,从中亦可见萧统崇尚壮丽宏大之美的大赋观.但这两篇赋在汉魏六朝水赋中,并非成熟的山水文学作品,尚处于山水"喻诸心性德行"的发展阶段.     

《卜居》《渔父》作者考辩

现当代《楚辞》研究者,多怀疑《卜居》《渔父》不是屈原作,然其怀疑的三大理由均无一能成立。以《楚辞》成书之体例看,这两篇作品被收入的唯一条件,乃因作者是屈原。结论：《卜居》《渔父》油“屈原之所作”,应是毫无问题的。     

解读《长恨歌》——兼述日本现阶段《长恨歌》研究概况

《长恨歌》是以玄宗和杨贵妃为主人公描述爱的无限力量的作品。一个男人,如果真爱上一个女人,就会沉溺于中不可自拔,从而一味地向这个女人求爱;而一旦失去了这个女人,就会沉浸在无限的思念和悲叹之中,这就是《长恨歌》描述的爱的真实。这与《李夫人》一诗中用"苦"、"惑"等负面形容词来表达对爱美女的厌恶之情而达成"鉴嬖惑"的目的有着根本性的不同。白居易认为,《长恨歌传》是讽刺李杨沉溺情爱的文章、《长恨歌》是描写玄宗对贵妃之情爱的诗歌。由于有了《传》,"批判"的任务可由《传》一力承担下来,所以白居易就可以毫无顾虑地让"深刻的爱情"成为《歌》的焦点。     

先秦《老子》文本的演变——由《韩非子》等战国著作中的《老子》引文来考察

郭店楚简《老子》文本包含有今本《老子》共三十一章的内容,《庄子》一书涉及今本《老子》共十六章的内容,《韩非子》一书引用了今本《老子》共二十五章的内容,再加上《吕氏春秋》《荀子》《战国策》等著作对《老子》的引文,说明今本《老子》一书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至少已具有了其中六十四章的全部或部分内容。而在这六十四章中,只有三十八章是完整或基本完整的《老子》某章内容,且它们全都出于郭店楚简《老子》和《韩非子》引《老子》,其他先秦诸书所引《老子》则属只言片语或概述大意。这又说明,到《韩非子》成书时为止,《老子》一书实际只有三十八章完全具有了今本《老子》的文本形态。今本《老子》的最后定型,应该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为统一思想由丞相李斯主持完成的。     

从《孔子诗论》第二十九简论《河水》为逸诗

《河水》一篇不见于今本《诗经》,见于《孔子诗论》。在春秋的典籍《左传》、《国语》中也有记载。对这首诗的性质学者们有诸多争论,从《孔子诗论》第二十九简可以看出,《河水》非《沔水》,非《伐檀》,非《新台》,而是一首逸诗。     

安大简《殷其雷》篇的章次类型与《诗经》的叙事逻辑

章次问题与《诗经》叙事艺术密切相关,是《诗》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安大简《诗经·殷其雷》篇的章次与传世本有异,为这一课题提供了讨论契机。综合语词训诂及《诗经》文本考校,可知简本的章次更加合理。安大简《殷其雷》篇的章次可称为《诗经》章次的“处—息”类型。这一章次类型在《诗经》其他篇目中普遍存在,是《诗经》特定叙事逻辑及思想原则的产物。     

浅谈《诗经》与《楚辞》中女性形象之差异

《诗经》和《楚辞》是我国古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女性这一主题,两者都从不同的方面切入,分析了女性形象。但是由于各种不同的因素造成了两部作品在女性审美上的截然不同。     

论《离骚》与《史记》内在精神的一致性

《离骚》与《史记》的内在精神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烈的抒情特征,一是尚“奇”的审美追求。形成这种内在精神一致性的原因,一方面是司马迁与屈原都具有“发愤著书”这一共同的创作动因,另一方面是司马迁深受楚文化及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影响的结果。     

从荀子论《诗》看荀子的《诗》学观念

荀子与《诗经》的关系非常紧密,《荀子》一书除了大量引《诗》之外,还有一些论《诗》的内容。荀子论《诗》是在"圣人之道"的统摄下进行的,《诗》及所有的文学都是载道的工具。在这一前提下,荀子持有"诗言志"的观点,提出了"中声"说,还涉及到读《诗》的方法,也对《风》、《雅》、《颂》有一些具体的评论,其中我们可以看到荀子的《诗》学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