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焦循的《孟子正义》

焦循的《孟子正义》为清儒新十三经之一,是清代学术的典范之作,同时这部撰述又是焦循一生学术思想的总结之作,集中反映了清代中后期的学术风貌.焦循《孟子正义》的注疏方法典型地体现着清代学术的特征,更重要的是其注疏方法背后深具思想史的意义.焦循在书中重新确立了《孟子》一书的经典意义,构建了自我的义理之学,实现了对汉宋之学的超越.     

焦循《孟子正义》以易释孟平议

焦循重视经义的贯通,是他得以形成以易释孟思想体系的基础。焦循《孟子正义》以易释孟,突出体现在他以《易》学思想对孟子所论的“道＂、“性善＂、“经权＂等思想概念的诠释上。焦循对孟子思想的诠释,使得孟学呈现易学化色彩,拓宽并深化了后人对孟子思想的理解。然而其中也有牵强之处,偏离了孟子本意。焦循以易释孟背后的依据,应源于他对理学的抵触,反对空疏,试图寻求一条新的途径来诠释《孟子》,尤其体现在他以（（易））学之“通变”思想来诠释孟子的“性善’论上。     

善的宣言--焦循《孟子正义》研究之一

人性善恶问题,是历代思想家无法回避的哲学命题.孟子主"性善论",荀子提出"性恶论",董仲舒、韩愈倡"性三品",宋理学家持"义理之性善"、"气质之性恶"的观点.清代学者焦循以"智,人也;不智,禽兽也"为立论基点,力辨人性之善.     

《孟子注疏》与孙奭《孟子》学

《孟子注疏》是见于著录的北宋第一部《孟子》注本。《孟子注疏》虽题名为孙奭所作,但据前人研究,此书是假托孙奭之名的伪作。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做了一些考证,认为前辈学者仅凭屈指可数的例子,就断然判定《孟子注疏》不是孙爽的作品,有些底气不足。指出关于《孟子注疏》的作者问题,除非有更为直接的过硬材料,否则只能存疑。以现有的材料为依据,无论说《孟子注疏》是孙奭的作品或不是孙奭的作品．理由都显得不够充分。另外本文对《孟子注疏》在《孟子》学史上的价值与影响以及孙奭的《孟子》研究成就也做了论述。     

商略古今,折衷汉宋:论王先谦的今文《诗》学

嘉道之后的《诗》学承乾嘉之余绪,固有重考据之风,然亦有其相当复杂的一面,首先是考据中有今文一派的兴起,其次是重视考据研《诗》的学者,无论是古文、今文学派,两种文本都很重视;三是所谓宋学,即重视义理、诗旨、文气的研究方法,并未因考据学的兴起而终止。王先谦的《三家诗义集疏》及其经学思想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嘉道以后《诗》学的复杂状况。     

从焦循《孟子正义》看清学研究及其现实意义

焦循《孟子正义》是清代考证学的代表作之一,取得了较高的学术成就,由此可以窥见清学作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概貌及其兴起、繁盛的原因。清学研究给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当代借鉴,启示着我们正确看待学术与实用的问题,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处理好继承、借鉴和创新的关系,繁荣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     

阎镇珩的骈文与学术思想析论

阎镇珩的骈文数量不多但其骈文意识明确、骈文兴趣强烈。他以古文为骈文,注重语气词和虚词的使用,以散行之气运排偶之文,追求骈散交融的魏晋文风;多写所闻所见,现实性和真实性明显,即使是历史性题材,也多借古讽今或以古鉴今,情感浓郁,文气流畅。在文章和学术思想上,他师承桐城,推崇宋学,批判汉学,但又不废骈文。这说明文章崇尚与学术倾向之间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     

晚清汉学的荟萃与实录——桂文灿的《经学博采录》

晚清学者桂文灿编撰的《经学博采录》,是清代重要的经学史著作,长期以来,该书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始终未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文章由"其人与其书"、"荟萃与实录"、"汉学与宋学"三部分组成,作者认为该书作为学案体的经学史著作,收录了乾、嘉、道、咸四朝的汉学传习活动,较之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内容更为详实丰富,全面地展示了晚清汉学研究的延伸与演变的基本脉络。该书既是晚清学术语境中的集中体现,也是他归依汉学的真正祈向所在。桂氏的某些见解未免失之偏宕,有欠圆通,但是都显示出桂氏对传统经学的人文关怀,有利于现在的学者进一步了解晚清经学研究的实态。     

《毛诗正义》注疏分合考

《毛诗正义》从体例上看是对毛诗经文、传、笺的阐释,其原貌以正义为主,只标经注起止。南宋绍熙年间始合正义于毛诗经注本中,遂有《毛诗注疏》之称。南宋晚期建本又引《毛诗释文》附注疏之中,称之为附释音《毛诗注疏》,是为其后各本注疏之祖。注疏合著渊源有自,引注附经可以追溯到刘歆、马融,而唐人将音注字旁,又开宋人《注疏》、《释文》合刻本之先河。将《毛诗正义》与经、注、释文合著,实现了文字、音读、疏义的三统一,成为一直沿用至今的标准体例,为《诗》学研究提供极大的便利,但割裂疏文,却造成讹误增多、疏文支离、认读阻塞和义注疏混称等诸多问题。     

论陈澧的学术经世思想与实践

陈澧由于受阮元及其所创设的学海堂学风的影响,为学尊尚汉学,并在文字音训考据等领域作出了突出的研究成就。但是,由于受到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运动等内忧外患的冲击,陈澧中年以后的治学旨趣发生转向,他一面批评汉学末流空疏无用,一面表示应该兼采宋学之长,并将学风看作扭转世风的根本之策。不过,他虽然关注时局、主张禁止鸦片、重视科技实学和工商业,但其言论与著述无非是为了发挥传统儒学中“道术”对“治术”的佐助作用,即以学术来调节社会现实危机和世道人心,而这些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晚清时期所遭遇的社会总体性危机。     

乾嘉汉学之“实事求是”话语权的起兴

＂实事求是＂虽可作为一个普遍的理念或方法,但在儒学传统中,只有到了乾嘉时期,它才被作为一种自觉的意识而得到广泛强调。乾嘉汉学之所以能够取代宋学之话语权、解释权,学界早有所论,而本文则旨在探讨这样一些问题：在此转换中,＂实事求是＂如何被提出,又是如何成为流行话语的,以及我们如何看待这一话语。     

阮元《儒林传稿》与清代汉宋学术之争

根据阮元《儒林传稿》的学术立场和初始影响,阮氏实是造成道光初年汉宋纷争的关键人物,《儒林传稿》是激化纷争的导火索。阮元本人持"汉学"立场,他在周围某些学人的支持下,将其本人的"汉学"树为清代儒学正宗,并以此为中心编写了清代学术史。《儒林传稿》对江藩的《宋学渊源记》等有直接影响,导致方东树撰写《汉学商兑》。     

北宋《论语》诠释的演进路径与嬗变图景

北宋时期,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运动与中国传统经学及儒学哲学的发展相互交织,共同推演出经典诠释独特的嬗变路径和演进图景,实现了《论语》诠释的转型和变革。总体而言,北宋前期《论语》诠释新旧学风双线并行;中期以后涌动于民间的解经新风得到官方推重和倡导,《论语》义理之学走向成熟并最终取代汉唐注疏之学成为学术主流,新旧学风合流;与此同时,理学型《论语》诠释孕育胎动于《论语》宋学的发展流变中,其诠释思想和诠释方法被南宋理学家所接受,为理学思想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     

《尚书正义》点校札记

阮元主持校刻的《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是目前最通行的《尚书》版本 ,但其中错误很多。不仅阮刻本存在着不少漏校、误校、校记选录不当、刊刻新出错讹等问题 ,用唐石经等 11种本子作参校 ,发现《四部备要》翻印本、世界书局及中华书局影印本、北京大学出版社标点本等 ,也有一些新出现的问题     

乾嘉骈文复兴与时代学术关系论辨

乾嘉时期汉学家从经学到文学对理学进行了清理,汉学与宋学对峙,骈文与古文对峙。在汉学家的推动下,骈文被推到了文章正宗的地位,以八大家为代表的古文传统遭到了怀疑。骈文理论的突起与乾嘉学术的复古思潮、反宋学基调及文人幕府的奖掖有紧密的联系。     

经学背景下的肌理说

在清代学术史上,翁方纲乃持汉、宋之平者。其论诗核心概念“肌理”之理,亦包含汉、宋两种学术背景。仅关注其表面上的汉学家考订之“理”的成分,而忽略其背后隐藏着的宋学家的义理之理,是对翁方纲诗学思想的最大误解。     

论朱熹理学的诠释学建构

朱熹以"天理"为形上架构,构筑"太极、理、气、阴阳"宇宙系统、深化完善"理本体论"思想,视其为万物生化的本根和伦理价值的本源,使之获得诠释本体的地位。在诠释方法上,贯彻理一分殊的"以理演申法"和兼治汉宋的"训诂解义法":前者确保诠释原则及意义的整体性,开显儒学的思辨内涵和形上意蕴;后者融贯汉唐训诂释辞、以文解意释义法,延续传统经学。理学诠释学立足儒家经典,坚持哲学诠释和文本释义双重路向;承继了传统训诂释义的经学宗旨、赋予儒学哲理化,将儒学提高至新高度。理学的兴发,汉、宋之学的互动及经典诠释的与时偕行,皆与理学诠释学致思路向密不可分。其本体与方法相即互融的特点,可资助益于当前西方诠释学之新生。     

国学与经学的几个问题

分析了国学概念的内涵及其产生时间,对当前“国学热”的原因进行了探讨,精辟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学,而儒学的核心则是经学,并认为经学的成立时间非常早,六经在先秦早就成立,孔子删述六经,经和经学早就存在。对汉代古文、今文、经学、谶讳之学、魏晋南北朝隋唐的义疏之学以及宋代的经学、清代经学等都提出了新的看法。     

历代《孟子》文献类型变迁与注疏简论

《孟子》一书自诞生以来,从周秦两汉到宋元明清,它的文献类型不断地变迁,经历了诸子书博士传记九经十三经各种身份的起伏变化.同时,它的历代注疏所关注的重心、特点、数量多寡和质量高低也因此与时化易,其文化意义在于《孟子》对人们心中战斗精神的激扬和对社会疾病的药石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