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辰倭乱与朝鲜朱子学的东渐

16世纪末,日本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史称"壬辰倭乱",此次战争殃及中、朝、日三国。在战乱中众多的朝鲜人被俘至日,大量的朝鲜本图书遭劫掠,使朝鲜的朱子学在日本广泛深入地传播,它对日本朱子学以及日本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朝两次出兵援朝抗日

1583年,日本丰臣秀吉用武力统一了全国,做了关白(宰相),掌握了实权,便积极准备侵略朝鲜。1591年—1597年,丰臣秀吉两次发动侵朝战争,共动员兵力四十多万,使用战船一千三百多艘。第一次侵朝战争(1591—1592),丰臣秀吉调集陆军十七万,水师三万余,一举占领朝鲜王京(汉城)、平壤,朝鲜八道几乎尽没。明朝政府应朝鲜国王的请求,派兵援救,中朝联军奋勇杀敌,连克平壤、开城、王京。丰臣秀吉向中国请求停战议和,以求喘息之机。当时,明朝内部以兵部尚书石星为首的主和派积极主张与日本和谈,撤兵封贡。石星命     

李鸿章与朝鲜

李鸿章的洋务外交活动中,对朝鲜外交是一项重要内容,留下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李鸿章十分重视与朝鲜的外交。在坚持传统的中朝宗藩关系的前提下,李鸿章积极帮助朝鲜抵御列强的侵略;敦促朝鲜政府,顺应历史潮流,改革内政,开放对外贸易。中国被迫卷入中日甲午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清廷顾及维护朝鲜的权益。这反应了李鸿章洋务外交的若干特点。     

东北抗联国际主义精神研究

东北抗联精神是东北抗日联军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革命精神,是中国抗战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北抗联的国际主义精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东方战场具有独特性和典型性,不仅涉及中国军民的奋勇抗战,更涉及与朝鲜共产主义者、苏联远东军的并肩作战.中朝苏三国军民合力抗日,并肩作战,体现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联合,不仅提升了中朝苏三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更充分体现了中朝苏三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格局中所建立的友好关系,有效支援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协助了朝鲜的独立解放,牵制了日军向苏联进犯的侵略行动,对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李鸿章对朝鲜的"以夷制夷"政策与《朝美条约》的订立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征台、侵琉、征韩的侵略活动一步步扩大和加深,李鸿章对日本＂为中国患＂的认识也日益深刻,开始从中国地缘安全的切近关系审视朝鲜问题,酝酿实施将中国传统的＂以夷制夷＂策略和近代＂均势政策＂相结合的新的对朝政策。从劝导到主持朝鲜与美国立约通商,李鸿章意在把列强势力引入朝鲜而令其彼此牵制,以杜绝日本势力的进一步扩张,确保晚清中国在朝鲜的优势。     

近代中朝贸易(1840～1918年)

近代中朝贸易可分三个阶段,即1840年中国鸦片战争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1895年中日甲午战后至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1911年日本统治朝鲜至1918年。一 1840～1894年间的中朝贸易这一阶段中朝贸易共有三种形式:使行贸易、陆境边市和海上贸易。     

陈树棠在朝鲜的商务领事活动与近代中朝关系(1883年10月-1885年10月)

总办朝鲜各口交涉商务委员陈树棠自1883年10月被派驻朝鲜以来,与朝鲜先后签订了三项有关通航与租界章程,从而促成近代中朝经贸关系之急剧发展,并代表清政府负责办理中朝外交事务,还曾协助朝鲜高宗政府办理近代外交事务,实际上是近代中国最早派驻朝鲜的最高级商务领事官员.至1885年10月,清政府试图进一步加强对朝鲜的干涉政策,遂召回陈树棠并代之以袁世凯.陈树棠两年的驻朝商务及领事工作,应是近代中朝关系史乃至晚清对外关系史上的一段重要内容.     

中国对朝政策走向探析

本文将中国的对朝鲜政策走向置于2012年朝鲜新领导人上任后,朝鲜新形势对中国影响的背景下进行分析,通过中国目前对朝鲜政策背景、基本内容梳理,从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来探讨中国对朝鲜政策走向。新现实主义主导中国对朝鲜政策的国家利益关系,新自由主义主导中国对朝政策的国际合作。未来中国通过国家利益、国际合作机制使其在中朝关系中占有影响力的地位。     

谈东北近现代小说中的朝鲜人形象

在近现代东北文学中,有不少作品写到了朝鲜人在东北土地上的漂泊、生活与奋斗以及中朝人民在共同的生活和境遇下的同情与帮助,表现了中朝人民在患难中结成的深厚情感,塑造了坚忍、顽强、富于斗争与牺牲精神、不断成长的朝鲜人形象。虽说这些人物形象还不够丰满,但是却具有感人的力量,在东北文学史上留下了较深的印迹,也成为近现代东北文学上的一个特色。     

顶点与终点:薛斐尔在美国与朝鲜朝建交中的作用

1882年5月22日,薛斐尔代表美国与朝鲜朝签订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美国成为第一个与朝鲜朝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薛斐尔也成为打开朝鲜朝国门的第一人.薛斐尔与朝鲜朝的最早接触源于奉命调查“舍门将军”号事件,借助日本斡旋美朝关系受挫后,最终在中国的帮助下完成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经济扩张主义思想是薛斐尔推动美朝建交的原动力,而其外交智慧和坚韧性格也是条约最终签订的重要保障.尽管薛斐尔在美朝建交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由于是受前任政府的委派以及发表了有关中国的不当言论,薛斐尔并没有受到美国政府的应有重视.     

19世纪末对朝海上贸易中的中日航运力量对比

随着1882年《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的签订,中国和朝鲜两国间封禁200余年的海上贸易得以开辟。及至甲午战前,中朝海上贸易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然而与日本在朝鲜近海的航运力量相比,中国航运业的发展不仅缓慢,而且力量薄弱。航运力量的不足,不仅使中国在与日本争夺朝鲜近海商业制海权的竞争中失利,而且也使华商在与日商的贸易竞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成为中朝贸易始终落后于日朝贸易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论《江华条约》与清政府——兼答权赫秀先生

清朝册封朝鲜世子正使实为吉和,而非《德宗实录》记载的志和。吉和、乌拉喜崇阿曾向朝鲜指出防范日本侵略的必要,对日本逼签的开馆通商条约表示忧虑,肯定并赞扬了朝鲜以往在日本书契问题上表现出的坚持中朝传统宗藩关系的态度。并未发现他们对朝鲜有与日本订约的劝告。在朝日谈判期间举行册封闵妃之子李坧为世子的仪式,客观上为主和的闵妃集团加了码。朝鲜高宗和闵妃集团不肯向清使披露朝日会谈的进展及真相,却充分利用清使册封的时机,断然决定与日本议约,造成得到清使支持的假象,以瓦解国内主战派。《申报》报道及日人菊池谦让的记载均非信史。     

从条约内容看日英同盟在近代日本侵略朝鲜过程中的作用

近代日本对外侵略扩张过程中,朝鲜作为日本推进大陆政策的第一步首当其冲,而20世纪初日英同盟条约的缔结及其修订成为日本侵略朝鲜,最终实现其保护国化的主要国际支柱,如何理解日英同盟在日本近代侵略朝鲜过程中的作用是理解近代日本外交的一把钥匙。本文着重从三次同盟条约内容及其交涉过程的角度,并结合现实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来分析日英同盟在近代日本侵略朝鲜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这对于我们理解日本近代外交的特点,以及冷战以来日美同盟条约内容逐步修订对朝鲜的影响等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朝鲜朝文人李安讷对王粲及其赋的接受

王粲诗赋光耀千古,影响了当时和后来的中国赋文,也影响了朝鲜朝文人,朝鲜朝中期文人李安讷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李安讷以王粲作品为载体,引"王粲赋"、"登楼赋"典故和化用王粲赋句入诗,撰写仿作《次王粲登楼赋》,成为朝鲜朝"和粲赋"中一面重要的旗帜,推动了王粲赋在朝鲜朝的传播.故探讨李安讷对王粲及其赋的接受对中朝文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对朝鲜古代诗学研究范围中的"李睟光"名字的考证

李睟光(1563-1628),字润卿,号芝峰,生活在朝鲜十六七世纪即朝鲜朝明宗、仁祖年间.于1588年中进士第,历任修撰、右承旨、大司成、都承旨、工曹判书、大司宪、吏曹判书等职.从他留下的大量的文章与诗学文本来看,他是朝鲜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诗人、文学批评家.     

对朝鲜古代诗学研究范围中的“李光睟”名字的考证

李睟光（1563—1628），字润卿，号芝峰，生活在朝鲜十六七世纪即朝鲜朝明宗、仁祖年间。于1588年中进士第，历任修撰、右承旨、大司成、都承旨、工曹判书、大司宪、吏曹判书等职。从他留下的大量的文章与诗学文本来看，他是朝鲜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诗人、文学批评家。     

历史上以图们江为东段边界的考察——驳日帝蓄意制造的“间岛”谬说

十九世纪后期,朝鲜咸镜道边民越界进入我国吉林省东部,即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地区,私垦者日渐增多,并由此引起朝鲜与我国的界务交涉。这次交涉虽迁延数年,几经曲折,而且在图们江源头究竟为哪条水问题上悬而未决,但在茂山以下直到海口的图们江为中朝既定边界这一大问题上,两国还是取得了一致。然而,本世纪初日本帝国主义者却利用朝鲜农民越垦,以     

论清代出使朝鲜满蒙大臣纪行文学的文献价值

中朝两国关系悠久,友谊深厚,山水相连,休戚与共,中朝两国的交往也是中国古代对外关系成功的典范。两国外交中使者具有重要的作用,清代出使朝鲜的使臣多为满族和蒙古族大臣,他们留下了很多记录出使朝鲜的纪行文学作品,成为我们了解中朝宗藩关系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挖掘这些纪行文学的文献价值,分析和探讨在清代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中朝两国外交的方式和细节,对今天我们处理中朝关系有一定的启示;同时也有利于我们探索中国多民族文化交流对文学的影响,有利于发掘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交流传统,促进各民族团结和共同进步。     

朝鲜朝文人对钱谦益的接受研究

朝鲜朝文人对钱谦益的接受,具体方式包括肯定钱氏文才、次韵作品、引用观点及编撰年谱等.朝鲜朝文人接受钱谦益的主要原因在于钱氏在文学和历史方面的成就与影响、对朝鲜古代作品的重视、为朝鲜朝文坛批判拟古派提供了依据以及钱谦益本身作为东林党人和性理学家的特点.朝鲜朝文人对钱谦益的接受促进了朝鲜朝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方面均有重要意义.     

《归去来兮辞》在朝鲜朝国语文学中的接受与影响

晋代诗人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不仅引发了其后众多文人的强烈共鸣,而且它作为一种"召唤结构",满足了朝鲜朝时期诸多文人的期待,成为朝鲜朝文人言说自我的一种象征语言.朝鲜朝文人通过对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的词语、诗句及意境的引用,在时调和歌辞中充分表达了自我的内心诉求,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朝鲜朝时调和歌辞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