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治理: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种可行性路径——基于杭州社区管理与服务创新经验的研究

参与式治理作为治道变革与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种路径,强调政府与社会在平等合作的互动中促成地方政府系统的开放性和民主化,与以社区为基本组织单元的社会系统的组织化。杭州市社区参与式治理的经验体现在城市政府与多元社会主体形成多元复合的网络化治理结构,而社区社会空间在多层次的公众参与形式中生成组织化。杭州参与式治理的主要问题在于动员式参与下政府向社会赋权不足,公民社会作为社区治理主体的自治性不足,公民的社会行动能力有限。推进政府体制改革和职能转变,以参与式治理推进社区层面的社会管理创新,经由网络化社会行动结构的建构加快政府向社会赋权的进程,促进社区民间自组织的发展,强化公民的主体性和社区的自治性,既是社区社会行动能力生长的动力原点,也是完成治道变革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城市社区居民参与的目标模式、现状问题及路径选择

城市社区居民参与的目标模式是实现参与式社区治理.在社区行政化背景下,居民参与呈现出参与率总体偏低、参与明显不均衡、参与效能不高等问题.为达到居民参与的目标模式,在社区治理视域中,有必要从参与渠道、组织化程度、法律制度、社会资本、福利体系、政府和社区的回应度及效率等方面探讨破解居民参与难题的一般路径.     

论我国社区治理的双重困境与创新之维——基于北京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实践的分析

当前,我国的社区治理模式普遍面临着“居委会困境”和“共同体困境”,要突破这双重困境,必须创新社区管理体制,建立起既能够保障居委会自治功能发挥,又能够保障各项行政事务在社区“落地”,同时也能够吸纳社区居民广泛参与的新型社区治理模式.北京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表明,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按照复合治理和参与式治理的社区治理理念,构建多元主体合作的社区治理结构和开放多元的社区自治体系.     

生态环境参与式治理研究

生态环境参与式治理是参与民主理论在生态环境治理领域的实践,是生态环境治理变革的重要方向。生态环境参与式治理重视公民环境享有权利与管理权力的双重赋予,主张政府部门与社会公众构建良性互动的合作治理关系,以提升生态环境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提高公民的政治理性与公共精神。生态环境参与式治理实践需要以信息公开为基础引导公民监督评价,以渠道拓宽为保障畅通公民利益表达,以协商民主为核心尊重公民主体地位,以社区建设为载体推进公民自主治理。     

参与式治理视角下的地方政府制度创新

以公众参与为核心的参与式治理这一视角,考察中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实践,对于推动地方治理创新和公众参与均具有重要意义.通过选取3个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案例,来把握以公共参与为核心的参与式治理与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公共参与对于地方政府改革和治理创新的重要作用.通过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使公众参与地方治理的过程实现程序化、常态化的目标,对于推动我国基层治理创新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代西方基层社会治理新理论及对我国社区建设的启示

当代西方基层社会治理的新理论包括治理理论、参与式民主理论、增权与能力建设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等。其对我国社区建设的启示：建立政府指导支持下的社区自治体制与机制;发展基层民主,完善参与的形式与内容;建立赋权与集权相统一的有限责任政府;通过“社区企业家项目”改造贫穷社区和“城中村”面貌。     

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及实践困境研究——以Z集团S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为例

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提供了有利的背景条件。旨在通过商业运作为长者提供智慧化、专业化与社会化养老服务的Z集团为深入社区提供养老服务成立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这一中心的运行实践为我们研究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与面临的主要问题提供了研究案例。通过实地调研,发现Z集团派生的S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通过自上而下的项目式参与、自下而上的耦合式参与、上下结合的应急式参与嵌入社区治理之中,一方面展示了社会企业社区参与的多渠道和服务优势;另一方面由于行动嵌入程度与行动可持续程度的差异,不同参与路径也呈现出不同的实践困境,其中的项目式参与表现出行政吸纳与组织悬置的组织困境,耦合式参与呈现目标偏移与合法性丧失的行动困境,而应急式参与面临专业挤压与路径依赖的实践困境。可见,社会企业通过不同的路径参与到社区治理之中,产生创新性治理效能的同时也伴随着多方吸纳与目标偏移的诸多危机,究其根源,在于社会企业混合逻辑的复杂性与主体间的互动及其组织边界的模糊性。     

经济滞后地区参与式预算试验的困境与对策

参与式预算试验的可持续性问题,是近年地方财政预算改革和基层社会治理遇到的新课题.经济滞后、发展缓慢地区参与式预算改革试验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深入推进的难度较大.究其原因,地方经济贫困、财源拮据、可用于参与式预算试验的新增财力不足;"乡财县管"体制与公众参与的预算改革发生冲突;信息化建设滞后,预算信息链条拉长,以及预算信息质量不高.因此,应当积极推广适应经济滞后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参与式预算试验,以推进公民参与预算管理和基层社会民主治理改革.主要措施包括发展地方经济,壮大地方财源,用增量财力推进参与式预算改革;理顺基层政府间关系,建设责任型政府,实施"扩权强乡""乡财乡管"体制;普及财政预算知识,倡导民主治理理念,培育公民文化,夯实公众参与基层治理的基础;完善预算公开机制,为公众参与打造开放有效的预算信息平台.     

参与式治理视角下的农村社区建设路径研究

农村社区自上而下的国家性建构是有限的,农村社区建设的主体和动力应该是农民,可行路径应是政府“自上而下”与社区“自下而上”参与的结合;“双轨制”意义下的参与式治理农村社区建设路径是试图整合政府“自上而下”与社区“自下而上”两种路径的一种尝试.研究认为,此路径的实践利于促进农村社区内部民主建设,利于增强社区民众的归属感和认同,利于塑造良性的政府与社区互动关系.     

司法区块链与区块链司法

实然层面的司法区块链通过可信时间戳存证在电子数据领域展现出了强大的应用前景。区块链共识机制下的“参与式”节点化验证有望形成更具应用前景的区块链司法。区块链司法联盟链可以借助分级节点保障公信机构主导共识，公众以组织机构形式参与数据校验从而实现司法活动的社会化参与。区块链架构下的“参与式”司法让公众成为共同验证的节点，让司法伪证风险的社会分担拥有了实现的可能。“参与式”司法在社区治理领域已有雏形，疫情广泛使用的各类健康码、行程轨迹开辟了公众参与和技术治理的制度范式。这种崭新司法模式通过公众参与国家治理机制的制度化建构彰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鲜明旗帜。     

居民参与式基层社会治理--基于广东广宁县的经验研究

参与式治理是现代社会治理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向度,更加强调参与本身的价值,更加重视社会治理中政府与 NGO 和公民等社会多元主体的合作与互动,更加推崇透明、责任、公平、有效的政府目标。参与式治理最适合、最见效的舞台是地方或基层。经验表明,践行参与式治理,可以进一步激发社会活力,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意识,促进当地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近几年,中国基层出现不少参与式治理的成功经验,广宁模式是其中之一。总结其有效做法与成功经验,分析其运行中的不足与缺失,对参与式治理的理论研究和基层实践均有重要意义。     

西部大开发中云南天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建设研究

本文依据翔实的资料.分析了云南生态环境的现状和造成劣变的成因,评述了西部大开发中云南天然林资源保护和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启动情况.提出了用新机制调动农民积极性的若干创新对策建议.主要是把政府汁划变为农户汁划,保持退耕地使用权的连续性、长期性和有保障性.推行社区共管森林模式,变现行的自查、互查和检查为当地村民参与式监测与评估.     

民族地区社区参与式旅游扶贫机制的构建——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

贫困人口如何在旅游发展中获益和增加发展机会是旅游扶贫的核心问题,社区参与式旅游开发是实现社区旅游可持续发展和社区贫困人口自身发展相协调的旅游扶贫模式.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旅游发展为实例,分析旅游开发与消除贫困的互动关系,指出实现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目的,应当努力构建社区参与式旅游扶贫的长效机制,如贫困人口参与旅游规划决策咨询机制、旅游经营与利益分配机制、文化和生态保护机制、旅游教育与培训机制等.     

参与式治理与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以惠州市惠城区桥西街道麦地社区为例

我国社区建设正处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统治危机和社会资本下降的双重背景,现在必须反思社区建设的目标模式,消除社区建设存在的内部矛盾。社会资本是实现社会效率和社会活力的有力手段。基于目前我国社会资本下降的现实,随着社会资本的下降及其带来的深刻影响,如何培育和重建社区社会资本成为社区建设的目标模式之一。文章以惠州城市社区治理为现实模板,分析了从参与式治理的角度挖掘社区的社会资本,促进参与式治理与社区社会资本培育的良性互动,构建新型社区建设新模式的建议。     

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实践策略与行动逻辑——基于“情感—关系—行动”解释框架的分析

基于“情感—关系—行动”逻辑的治理共同体解释框架，以G省拆迁安置S社区社会工作实践项目为案例，运用参与式行动研究和反思社会工作力量参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实践策略与行动逻辑。研究发现：社区情感倦怠、主体关系异化与集体行动缺失制约着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围绕共同价值生产、主体关系再造和集体决策共识的社会工作实践破解了上述制约，激活了社区共同体建设活力，强化了基于平等的多元主体协商合作和行动协同；实践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以“完全在场—选择在场—隐形在场”的行动逻辑推动社区逐步形成多元社会力量协同共治的局面，赋予社区内在的治理潜能和治理动力，推动社区形成稳定性、持久性、独立性和常态化的治理模式和结构，回应了社工机构撤离后的社区治理成果巩固难的问题，推动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     

乡村参与式治理与基层党建工作创新探析

参与式治理作为一种新型的基层管理体制,深刻反映了人们的需求、理念和追求,是现代民主在当代中国的实践形式.乡村参与式治理的实践,给基层党组织建设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当前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应在扩大农民政治参与、突出人本理念依法自治、构建“互动合作”制度等方面积极创新,使农村基层党组织成为乡村治理中的坚强领导核心.     

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动力机制构建及路径——破解"奥尔森困境"的视角

当前我国社区治理面临着"奥尔森困境",具体表现为:社区成员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不高,"搭便车"现象普遍存在等,而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是破解"奥尔森困境"的重要途径.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有利于整合协调社区资源、凝聚社区成员共识、激发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为社区治理共建共治共享提供方案.从融合集体行动理论的建构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视角看,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包含三大元素:制度环境元素、治理能力元素和成员理性元素,这三大元素共同作用形成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动力逻辑.可通过以党建引领多元共治为"一体",技术治理和微治理双重推进,采用隐性激励和选择性激励扩充社区社会资本方式来驱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     

参与式治理及地方政府治理的优化

参与式治理是实现民主的重要形式,也是促进政府转型的动力。通过参与式治理,可以在全社会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各方力量共同参与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实现行政的最终目标—善治。     

社区治理中的资源传导机制及其效应差异

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外部资源的开发和输入会出现基层群众主体性塑造与缺失的差异、基层社会资本增加与消解的差异、主体间合作与冲突的差异、社区治理持续与夭折的差异,根源在于资源传导机制及其效应的差异性。给予式资源传导机制会导致资源阻碍参与的结果,其根本原因在于机制固有的非均衡产品结构—“假参与”的消极行动者—人力资本无再生产的恶性循环传递,营造了“等靠要”和“即时消费”的治理场景,基层群众成为社区治理的“躺平者”,基层社会陷入资源耗尽和治理效能递减状态。赋能式资源传导机制会产生资源促进参与的结果,其根本原因在于机制固有的均衡产品结构—“充分参与”的积极行动者—人力资本再生产的良性循环传递,营造了“再学习”和“再生产”的治理场景,基层群众成为社区治理的“冲浪者”,基层社会步入人力资本再生、物的资源汇集和治理效能递增状态。     

代表机制与基层民主治理——以温岭泽国镇参与式预算为例

公众参与是民主政治的实质性内容,同时也是参与式预算的突出亮点和关键。在国内的参与式预算实践中,温岭市泽国镇在公众参与方面一直坚持比较独特的乒乓球摇号做法,相对来说具有很强的创新性。因此,本文从泽国镇参与式预算案例的代表机制切入,着眼于谁参与和如何参与两大关键问题,比较选民代表与人大代表的代表类型及作用发挥情况,对当前基层民主治理中两种代表机制的实践价值作了探讨。未来的基层民主治理既需要激活基层人大制度的活力,也需要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民主协商,同时有必要用随机抽取的公民代表来弥补选举式代表在民意表达上的不足,推动塑造出更加民主包容的政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