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两岸学术交流发展民族传统史学

20世纪以来,进一步继承和发展民族史学是两岸学人的共同要求,努力从传统史学遗产中总结出中国民族史学的精华,以发展新世纪史学,两岸学人从不同方面都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在新形势下加强两岸学术交流,对于推进民族史学的发展,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反科学主义思潮下的中国现代史学研究

20世纪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建立它们领域中的"知识"时,都曾奉自然科学为典范,史学也不例外。不论是疑古辨伪的顾颉刚,抑或是古史新证的王国维,还是信奉历史学即是史料学的傅斯年,他们一步步把史学推向了自然科学的怀抱。而在20世纪的反科学主义大潮下,自1920年代由梁启超揭橥对史学科学化反思的大旗以降,已有学者对史学科学化的弊端进行了反思,系统总结这方面的成果将有利于新世纪史学向纵深层次的健康发展。     

公共史学发展趋势下的传统史学审视

公共史学（Public History）目前已经成为当代史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公共史学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经过了数十年的发展,现在该领域的理论成果已十分可观。此外,由于公共史学作为一个史学研究的新领域对传统史学造成了一定冲击,为史学工作者们提供了研究史学新角度,可以看到,公共史学的发展前景也是十分广阔的。本文力图通过梳理公共史学的学科发展脉络,来探究其与传统史学之间的碰撞、为历史学在应用方面带来的影响,以及思考传统史学在其发展趋势下面对的新挑战。     

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传承中的几个问题

本文探讨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的传承问题。全文主要阐述三个问题:1.从历史学角度开掘马克思的史学遗产;2.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奠立及其传播过程,选取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例证,旨在说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承,需要总结、重评与深化;3.从二战后勃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取向,揭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现代回应。     

20世纪英美教育史学研究取向变化的回顾与启示

20世纪的英美教育史学是在变革中不断推进和发展的.受教育史研究处境变化的影响以及英美主流史学理念变革的驱动,20世纪英美教育史学的研究取向,先后经历从辉格教育史学到社会教育史学,再到文化教育史学的转换.这种教育史学研究取向的转换,是英美教育史学者适应学术生存环境变化做出的与时俱进的调整,结果是为英美教育史学的创新与繁荣开辟出新的路径.科学认识和把握20世纪英美教育史学的发展,对于推进我国教育史学的创新与变革具有积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近20年后现代史学在中国的传播

虽然后现代史学作为"姗姗来迟的不速之客",一开始"在中国历史学家中并没有得到多少惠顾",但随着后现代史学提出的问题越来越难以回避,进入新世纪以后,有关后现代史学的探讨逐渐显现沛然莫之能御之势.专题论文研究、系统的专书研究、大量西方后现代史学著作的迻译是后现代史学输入的三个层面.后现代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具有解构和重构两重意义,也意味着"全球化"趋势对中国历史研究影响的加深."新社会史"的方兴未艾,标志着在世界史学大合唱中,中国史学已经在担任着一个声部的表演.     

浅析全球史学的开端——兼评《全球史学史》

伊格尔斯等人写作的《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对全球史学发展脉络做出了梳理,但是在全球史学的起源问题上,作者将18世纪作为全球史学开端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基于此观点,回顾了18世纪的史学发展历程,认为其中所包含的理性主义、民族主义倾向是后世欧洲中心论的滥觞,并未造成全球史的真正繁荣,20世纪初才是全球史学真正意义上的开端。     

西方史学东渐的新学术平台——以民国史学期刊为例

五四以后,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和认知逐步加深,学术的整体大环境逐步由国内走向国际,中国学人更多地希望参与到世界学术发展的潮流上来,中外史学的融汇由此日益加深。在中西文化交融的背景下,随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作为一种新的学术建制的史学期刊之大量创办,民国学者在创办史学期刊的过程中,对西方史家的中国史研究、西方史学发展的历程及其现状等方面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同时,史学期刊的兴起与发展使得中外史学的融汇有了一个固定的平台,通过史学期刊,西方史学得以大量地传播开来。     

百年史学研究③——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

20世纪的中国史学有两大源头,一是植根于本土的中国传统史学,一是通过各种途径传播过来的西方史学。两者在20世纪中国史学领域中影响大体上平分秋色,因而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是无法忽视的。     

中华史学文化圈的形成与意涵诠释

中华史学文化圈是以中华史学为核心,涵括中国及相邻政权史学的“文化板块”,根源于中华史学文化的悠久传统和长久影响力。从商周至20世纪,历经孕育、形成、繁盛、转型的中华史学文化圈,既有史学观念、史书修撰及制度建设上的同频共振,又有融合族群特色的传承与创新,呈现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史学文化风貌。区域内史学文化的长期交流,形成了中华史学文化圈成熟稳固的体系,并以求真务实的一贯理念、和谐会通的精神品质、宁邦固本的价值追求作为文化底蕴的坚实支撑。顺应时代和形势发展的需求,中华史学文化圈在密切区域关系、化解异质文化矛盾、增进史学文化板块相互间的吸引方面,必将彰显更大的价值。     

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研究与新史学的创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社会史论战为主要学术背景,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通过对中国古代史和传统史学的研究,不仅巩固和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给予了重要的理论支持,而且在史学理论方面有重大突破,逐步构筑起一个新的史学研究体系,初步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同时,它还开创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一个新学科的先例,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在整个学术界指导思想地位的确立积累了重要的实践经验。     

科学地评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和评价20世纪中国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近20年来,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受到重视,出版了相当多的论文和专著,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相信在新的世纪,还会产生更多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毋庸讳言,也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现在提出来,与同仁共勉.     

反叛·视野与人文情怀——由汤因比看20世纪西方史学之变化

20世纪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变革时代。在时代的映照下,20世纪的西方史学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就其大势而言,它是一个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变的时代。在这个世纪50年代中叶,西方史学发生了一次新的转向。自70年代末以来,当代西方史学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重大变化,令国际史学界瞩目。显然,西方史学新陈代谢的过程加快了,至于它日后的发展趋势及其走向,我们且拭目以待。为此,本刊特意组织了这次笔谈,专门就20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的变革及其走向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以飨读者。     

近代史学研究公共领域的形成及其影响——以近代史学期刊为视角的考察

报刊作为近代中国的一种新事物,对近代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报刊创办之初开始,史学研究便在这一新型媒介上初现端倪。五四运动前后,史学研究的公共领域已经具备一定的雏形,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大量史学类期刊的创办为标志,史学研究的公共领域得以正式确立,史学研究也由此表现出和传统史学不同的特点:史学研究由"私"向"公"转化,学术讨论与论争成为比较突出的现象;史学研究开始出现多元与集中并存的趋向,史学思潮不断涌现;分工合作成为史学研究的一种重要的形式;出版与发表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目的;史学研究与社会的关系亦日益密切。     

深入研究20世纪中国史学

研究和评价20世纪中国史学,目的是为了发展21世纪中国史学.研究得深入,评价得恰当,是发展21世纪中国史学的学术前提之一.古人云:"彰往而察来."把过去看清楚了,对未来的目标就更加明确,更加有信心.这里,就有关研究和评价20世纪中国史学的问题,讲几点认识.     

史学思想史学科研究的世纪回顾与展望

回顾20世纪史学思想史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展望21世纪史学思想史学科建设,要在充分认识史学思想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存在意义的基础上,加强对中外史学思想史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台湾科学史学之开创及早期研究

台湾科学史学开创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其开创与“新考据史学”有密切的关系;台湾早期的科学史研究由于自身研究方法理念和社会环境等内外因素制约,其研究成果和影响有限。但台湾科学史学的开创及其早期研究是台湾科学史学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对人们了解台湾科学史学的历史全貌有重要意义,其作用不可低估。而早期科学史学者的研究风格和治学态度对后学也有很大影响,功不可没。     

努力发掘传统史学的民族精神--兼谈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

研究中国传统史学思想对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历史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史学思想研究展示中国史学思想的丰富性、深邃性，这可以使人们更好地认识中国历史学在世界史学上的重要地位，增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古代史学思想研究，从思维方式上认识传统史学的民族特点，对于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有着重要的意义。发掘史学的民族精神，是从深层次上理解传统史学所具有的现代价值。传统史学有着深厚的内涵：关心民族盛衰和人类历史的命运，以通变思想认识历史变革的必要性；在讨论历史发展的动力时，特别强调重民的民本思想，在治史上突出经世史学的主张。这些都是民族史学的珍宝。我们应当从时代高度重视古代史学思想的研究，把社会与史学联系在一起，把时代思潮、哲学与史学联系在一起，把经、子与史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把微观研究与宏观考察结合起来，思考21世纪史学发展的问题。     

关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重建的反思

20世纪80年代围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重建的讨论是史学界的一次重要学术争鸣。这场讨论是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背景下,史学界为厘清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资源和实践上的得失、确立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史学发展的指导进行的努力,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史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站在今天的角度反思,这场学术争鸣在当时有其不可或缺的创获,譬如历史发展动力和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挑战了阶级斗争史观的唯一性,史学的社会功能和学术价值得到更全面理性的认识等。但讨论对唯物史观所做的正本清源工作不够彻底,意识形态因素与思想解放程度对史学方法探讨有所制约等时代局限,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重建工作尚未完成。从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程来看,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反思、打击了极端意识形态化,推动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重获新生、恢复学术活力,其历史价值不容抹杀,但对此前唯物史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遗产未能较好吸收。未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研究的确立,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构建基于中国本土经验的历史理论体系。     

年鉴学派的新史学理论与教育史学研究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实证主义史学危机的背景下产生的年鉴学派,在与实证主义史学的较量和争论中,克服了实证主义史学的种种弊端,形成了与兰克学派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范型存在明显区别的新的史学范型.这一新史学范型,不仅为教育史学新领域的开拓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而且为教育史学研究中正确处理教育史学研究的“客观性”与教育史学研究者“主体意识”的作用之间的关系问题提供了认识论的基础.同时,年鉴学派所构建的以“历史时间”为核心的叙述体例和他们所倡导的以“问题史学”为中心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为教育史学研究及其方法的改革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