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权与儒学朝臣间政治观念的分歧及其斗争--从一个侧面看孙吴政权之性质

自王夫之以来,人们多以为孙吴统治者为政不重法术,与曹魏、蜀汉不同。实际上,孙权出自寒门,在政治观念上崇尚法家学说,他最推崇的人物是曹操,“以力战为强,以独任为能”,而与儒学士大夫主张仁义德政的政治思想有异。为维护其生前身后的君主专制,孙权一再制造政治怨狱,对儒士代表人物进行残酷打击,造成了孙吴政治的动荡和混乱。     

儒学非宗教

儒学非宗教康占杰，陈风华儒学是指以孔子为创始人，以伦理道德和政治为主要内容，具有极其强烈现实性的一派学说。儒学亦称儒家，在一定范围内也约定俗成地称其“儒教”，意为“儒家的教导”，而绝无“儒家之宗教”之意。在我国历史上的几个阶段，由于佛、道、儒家的政治...     

东汉中后期之宦官与社会文化变迁

论及东汉中后期的阉宦集团,以往多将其视为与儒学士大夫相对的邪恶政治势力,少有关注其与当时文化变迁之关系者。在集权专制的中古时代,社会文化变异无不受政治权力的干预与影响。阉宦居于汉末政治权力之中心地位,辖控君权,打击儒学士大夫,在权力争夺之外,必然波及思想文化领域。作为君主的代言人,个别具有学者素质的阉宦人物主持了包括儒家经典在内的文化典籍的校勘;一些阉宦利用职务及宫廷特殊的条件,进行科技与实用工艺方面的发明。阉宦出自社会下层,在本质上与儒家正统思想存在冲突,因而轻视儒学,在宫廷中提倡与经学相抗的异端道术及各种游娱活动,造成了汉末宫廷文化的鄙俗化、市井化。他们培植以才艺之士为主的“鸿都门学士”,客观上推动了当时文学艺术观念的变革。     

法家与变法的名实辨析——兼论法术之士的悲剧命运

法家在先秦其实被称为“法术之士”,“法家”之名称在汉初才确立起来。所谓变法,在开始时礼和法的差别不大,早期多有儒家士子参与其事;后来的变旧礼为新法,应该是刑律的公布与大量岀现造成的,特别是商鞅将刑罚和军事结合起来,一切以军事斗争为中心而对民众实行军事化管理,使得礼制失去了实行的基础。法术之士结局多比较悲惨,这和他们的理论与实践依赖君主的个人意志有关,若失去了保障,就会作法自毙,但是他们的理论和实践成果还是被保留下来。     

试论儒家思想对唐初法律的影响

试论儒家思想对唐初法律的影响杨荫楼唐代是儒学复兴的重要历史时期。唐初统治者为了适应社会政治的需要，努力振兴传统儒学精神，使一度衰微的儒学恢复了生命力。而儒学的复兴，又影响到唐初社会政治的各个方面，使唐初特别是贞观时期的政治风气洋溢着清明宽厚的儒家情调...     

王肃与魏晋礼法之治

以王肃为代表的魏晋儒士 ,受汉魏之际黄老名法思潮的影响 ,其文化性格及学术思想渗入了较多的崇理性、尚利己的因素 ,史称“礼法之士”。凭借与司马氏的姻亲关系 ,王肃经学被立为官学 ,构成魏晋官方儒学的主体 ,在政治实践中表现为儒家礼教与黄老名法结合的魏晋“礼法之治     

儒家政治哲学与当代韩国儒学发展(专题讨论)

正编者按:儒家政治哲学是以"仁"和"礼"为理论基底,强调以"理想人格"为价值取向,以"德治"为施政手段,以"安邦定国"为现实目标的理论化、系统化的学说体系。儒家政治哲学产生于先秦,在中国传统社会,不仅积极地引导着统治者的为政理念和施政之方,在有效解决诸多社会问题中,发挥着意识导向作用,而且传播于东亚,促成了中国儒学国际化的形成。至今,在韩国,一些儒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不懈致力于探讨政治哲学,深入挖掘传统儒学的价值精髓和普适意义,在儒家修养论、理想国家论、社会思想、共同体思想和经世论     

儒风嬗变与儒术独尊

战国秦汉之际政治格局的变革导致了儒家知识分子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又带来了他们思想学说的嬗变。在这个连锁反应过程中,趋向功利、皇权、等级、秩序则是基本方向。经汉儒改造后的新儒学,大大迎合了统治者的口味,选择与统治者合作的儒家学派最终为统治者所选择。     

从以天论德看儒家道德的宗教作用

现在很多学者均认同这样一个观点:儒学不是典型的宗教,却有着宗教的作用。儒学之所以有如此奇特的现象,奥秘在于儒学有一个独特的天论传统。自西周初期统治者为寻求政治合法性而“以德论天”以来,春秋战国之际的天仍然具有伦理宗教的余韵,当儒家沿着思维的惯性“以天论德”即将道德的终极根源推给上天之后,其道德便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宗教的色彩。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宗教性是通过儒家心性之学中仁性一层实现的,将仁性的根源归给上天,仁性因为天的超越性而赋予了类似宗教的作用和力量,具有了强大的动能,进而保证理性自身就是实践的。     

董仲舒的天人之学和燕齐方术

董仲舒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位对现实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家之一。他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而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接受，从而引起了中国社会一系列重大变化：儒家政治思想成为统治者的政治观念；儒家出身的文官成为不久前诞生的官僚集团的主体；先秦至汉初具有不同思想倾向，分属儒、墨、道、法、名、杂等学派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士阶层几乎全部“儒”化；儒家倡导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为广大民众所接受。结果是古老的中国文明进入“儒家文明”时代。如果把“儒家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比较一下，我们…     

巫——儒的早期萌芽及社会形态

第一章:术士说和司徒说中国两千多年间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儒学,但儒家不等同于儒学。统而言之,当“儒家”用于指称一种理论体系时,儒家和儒学便是同等价值的同义词;辨而析之,儒学只是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者创立提倡的思想理论。儒(儒家)的概念比儒学概念的外延要宽的多,其萌芽与形     

宋代科举考试与独尊儒术封建文化的关系

宋初统治者鉴于五代时期武将权重而导致皇权频繁更迭的历史教训 ,为重振伦常纲纪 ,强化集权统治 ,采取了一系列抑武扬文的政策 ,其核心便是重文教科举 ,尊封建儒术。此间 ,一些有识之士试图通过将科考内容的革新 ,密切科举考试与儒学经义、儒家思想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其结果 ,不仅促进了入仕学子们对儒家经典做深一步的阐释 ,使绵延千余年的儒学得以弘扬光大 ,客观上也为统治者进行政治、经济等各项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秦朝法律思想形态的构建与瓦解——“儒法竞合”的意识形态话语解释

昔秦以法家立国称霸,承商君之刑统,采韩李之法术,构建一套法家化的意识形态。这一法律思想体系展示了“事统上法”的政法理念与统一化制度体系形影相依的法权格局,以“皆有法式”为合法性叙述,呈现出显著的“法治”面相。然而,及秦国进于秦朝之际,其政权神圣性话语失之疏阔,法治的兵刑修辞激化仇恨,于权力转化、政策转型、文化关怀方面均有疏失,未能有效解决法统困境以致重刑而亡。而在法家思想居于意识形态至尊,佐成秦治之际,儒家之学则弘扬品行德目,浸润世风,成为政法实践的一般知识与思维方式,显露儒学话语的生机,预示后世儒法合流之态势。秦朝法律思想形态的话语分析,既描绘出周秦汉之际“儒法竞合”的思想发展,亦透射着传统思想随皇权政治亦步亦趋的经世旨趣。     

中国世代推崇儒学之原因探析

儒学是统一中华民族思想心理的正统理论体系。统治者的利用和人民大众的接受使之具有政治性和世俗性,也使得中国世代自上而下烙上了“儒化”印记。从民俗学角度追溯和探析儒学世代为统治者所推崇之原因,并审视儒学构造终极价值信仰的历史影响及其积极意义,有利于提升社会政治德性和世俗伦理生活。     

道德的形上学与本体诠释学比较研究

相承先秦儒学与宋明新儒学的发展,现代新儒家以谋求“儒学之第三期发展”而自任。由于儒学之第三期发展或曰现代新儒学是在儒家传统经过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而陷入“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零落困境之后兴起的,如何既保守儒家传统而又使之与现代社会相衔接就成为儒学之现代复兴所面对的时代课题。如所周知,儒家传统素重道德理性或曰德性精神,而现代社会则以理智理性的发达为其基本特征。因此,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就进而落实为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     

论魏晋六朝文化精神之嬗变

魏晋六朝时期,随着思想文化上儒学独尊的一元化格局的破碎,士大夫们开始了文化精神的选择与重构。在选择与重构过程中,以永嘉之乱为分界,文化精神发生了微妙的嬗变。前此的曹魏西晋仍然步着儒家理想的正路,后此的东晋南朝则步上叛离儒家理想的新途。一魏晋六朝文化精神的嬗变,以永嘉之乱为契机,以文化的相对自由和多元发展趋向为中介,在文化精神的诸层面表露出来。由积极进取到消遁退隐积极的进取意识是儒家理想富于功利性的根本特色。儒家理     

董仲舒思想五题

一、“天人三策”与儒学复兴秦亡汉兴,汉室乘秦之弊而得天下,不能不认真思考和总结秦王朝短命天亡的教训,以寻求汉家天下长治久安之道．汉初兴黄老清净无为之学,得以有“文景之治”之初步繁荣．殆至武帝时,无为之学已不能适应亟待建立大一统政治秩序和强比中央集权之要求．富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下诏,广泛征求文学之士的意见,以确立新的治国原则．董仲舒以“贤良”三次应用上策,提出了复兴儒学,以儒家思想整合社会秩序的对策。三次对策即与汉代儒学复兴关系重大的《天人三策》。在“天人三策”对策一中,董仲舒将先秦儒家天命论与阴…     

隋末唐初儒学之士的历史选择

隋末唐初儒学之士的历史选择杨荫楼我国封建时代的儒学之士大多有着渊博的学识和深邃的洞察力，他们对社会的变革最为敏感。每当社会发生大的变动时，这部分人便风云际会，一展雄才。隋唐之际的儒学之士，即以极大政治热情和睿智，投身社会，作出了无愧于时代的历史选择。...     

认可、批判与误解:王夫之的老子观

王夫之继承了朱熹"老氏之学最忍"、被用来欺诈对手的论断,并引申之。在其儒学注疏中,直接斥责老子为欺诈之小人。但是,在《老子衍》中又不得不尊重其文本,同情地理解老子。于是,其儒学注疏与《老子衍》中对老子的评价便出现了张力。我们认为,这种张力源于他的儒家道统偏见和他缺乏对老子思想深邃性的认识。老子是从天之包容无为的角度,要求统治者仁慈、利物而不争,以感化天下。王夫之却执着于儒家的教化和儒、道的区分,将老子斥为异端小人。王夫之的矛盾态度揭示出,王夫之以儒家的人类福利教化为视角,是不能出于老子之上、切中要害地批判老子的。     

汉代儒学神化历程探析

自身思想内容的神化是儒学从百家学说之一上升为独领群首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根本途径。汉武帝前期,公羊派大师董仲舒杂取道、法、阴阳五行各家,在儒学的框架中揉入了神学的概念。西汉后期形成的谶纬之学,则把儒家经典看作天言圣意,把孔子视为圣人素王,进一步推动了汉代儒学的神化。东汉时,官方经学文献《白虎通义》以儒家政治神学一线贯穿,对儒学的神化达到顶点,儒家学说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合理性的建构最终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