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策的新范式:从规范性社会政策到发展型政策

本文提出发展型社会政策作为一种社会政策的新范式,是经历了规范性社会政策到发展型社会政策的转变而逐步确立。文章首先阐述了政策范式的概念,然后从对规范性社会政策的分析过渡到对发展型社会政策的阐释,阐释围绕有关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理论视角和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内容而展开,最后在对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思考中结合我国实际简单论述了发展型社会政策对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启示。     

国外关于资本政治经济的研究——以民主化为中心的考察

在资本政治经济的研究中,资本与民主的关系一直为学者们所关注和探讨。由于不同思想家在价值观、元理论和方法论方面存在差异,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新政治经济学,国外学者衍射出阶级分析范式、现代化分析范式、结构功能分析范式,并且在不同理论范式的指引下,运用法团主义、联盟理论、庇护主义和公民社会等研究路径具体入微地分析"第三波"民主化国家或地区。这些理论在资本政治经济的民主化研究中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也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局限性。     

战后日本民营化政策过程的制度分析

民营化的根本目的是通过调整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变革现存社会组织结构,减少社会交易成本,实现社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但在推进民营化的政策过程中,由于特定制度环境的影响,政策过程可能会偏离政策自身的价值取向。战后日本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民营化改革,虽然两次民营化的社会背景和政策过程不尽相同,但是在"分割性多元主义"的利益集团决策体制下,经过各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博弈,使民营化偏离了其自身的价值取向,最终只是基本满足了利益集团的利益需求。     

族群分裂与宗教冲突:欧洲多元文化主义面临严峻挑战

多元文化主义是西方国家20世纪60年代以来面对多样性的族群、语言、文化和宗教的矛盾而实施的一项成功的社会政策。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穆斯林移民在欧洲,特别是西欧国家的迅速增长而导致的欧洲伊斯兰化的担忧加剧,国际上反恐政策诱发的欧洲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内的穆斯林族群与主流族群的分裂以及穆斯林移民的伊斯兰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冲突,对当代欧洲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构成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尽管西欧各国政要纷纷抨击并宣布放弃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但实际上,完全放弃多元文化主义、重新恢复到同化的单一社会政策已几无可能,新型的多元文化主义是实现欧洲国家族群和谐、宗教文化共荣的唯一路径。     

我国政策网络兼容性研究

我国多元化、跨层级、条块式的政策制定和执行模式,难以超越地方政绩和部门利益的科层制窠臼,不兼容的政策目标导致以邻为壑的政策指令和行政规章出炉,背道而驰的政策执行引发区域和部门冲突,损害了社会整体利益。政策网络既关注政策过程,注重政策目标协调、政策执行中的沟通互动和政策效果反馈,对政策过程进行全程控制;又侧重结构边界互动,基于平行关系协调多元政府及社团利益,建构各级政府及社团间的伙伴关系模型,减少政策冲突的可能性。政策网络的兼容特质凸显,从整体性治理视野对多个自主政策子系统整合叠加以消除负效应,在尊重信任、信息共享基础上实现各级政府及社团跨地域、超部门、多层级的无障碍互动,促成国家与社会、地方政府及行政部门之间、利益团体及个人价值的整合融通,形成多元伙伴型共同治理格局。     

地方性国家法团主义:转型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基于对大涌商会的个案研究

关于转型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存在法团主义和市民社会两个争鸣的范式.本文通过对大涌商会的案例研究,发现由企业自发组建和自愿参与的经济社团的发展并未走向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市民社会,而是表现出典型的地方性国家法团主义的特征.虽然在服务会员、行业自律上,大涌商会拥有一定的自主性;但是,在经费来源、人事安排、职能履行等问题上,它对地方政府又存在组织性依附,因而具有服务会员和协助政府的二重性.     

市场、制度与网络:产业发展的三种解释范式

产业发展长期以来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现有的理论来看,主要形成了三个理论解释范式,即以新古典经济产业理论为代表的市场主义的解释范式、以历史制度学派和组织制度学派为代表的制度主义的解释范式,以及以网络和社会资本等新兴产业理论为代表的网络主义的解释范式.这三种理论范式分别把市场机制、制度与产业政策、产业网络与社会资本等因素视为产业发展的核心机制.在一定意义上,这些解释范式分别存在着"市场决定论"、"制度决定论"与"网络决定论"的倾向.     

建构协同: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研究 ——基于日本3个城市的文本分析

随着社会治理的深化和公共问题的复杂化,建构多元主体间的协同关系成为新时代社会治理格局的关键.其中代表国家的政府与代表社会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研究,一直备受学者关注,基于法团主义、市民社会等理论促成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基于协同治理理论,分析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关系建构的核心要素,有助于理清双方边界,更有助于践行协同治理...     

公共政策扩散、政策转移与政策网络——整合性分析框架的构建

公共政策创新扩散和政策转移是当前公共政策领域关注的主题之一.尽管它们都在关注全球化时代政策知识扩散,但却存在着差异.基于政策网络理论,特别是政策知识传播网络视角,笔者对创新扩散和政策转移进行整合性框架的构建,以推进其理论研究.     

哈贝马斯程序主义法律范式及其当下隐喻

哈贝马斯以程序主义法律范式的理论建构,对古典资产阶级形式法范式和社会福利国家实质法范式进行学理的批判。程序主义法律范式为缓解或消解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张力关系提供了＂哈贝马斯式＂的理论出路,即哈贝马斯所建构的用以摆脱市场崇拜或国家崇拜＂两难处境＂的法律范式。哈贝马斯程序主义法律范式的理论关照在于,实现非建制化的意见或意志形成过程与建制化的意见或意志形成过程在程序过程和交往形式层面的＂耦合＂。哈贝马斯程序主义法律范式＂内里的＂问题意识即法律的合法性问题,具有当下的隐喻意义。     

国家法团主义视域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互动关系研究

本研究以法团主义理论为基础,以授权、控制和垄断性等概念为分析工具,运用个案研究方法对上海市不同类型的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关系这一议题,做了比较深入和全面的分析与探讨。从国家法团主义的理论视角来看,由个案与政府互动关系的研究中可以提出以下两个创新概念：“庇护性国家法团主义”和“层级性国家法团主义” 。采用同样的理论视角来观察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本研究的发现是: 它们正经历着一个由“直柱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状态”向“漏斗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状态”的转变过程,这种转变多少显现了国家与社会关系已经出现了模糊的分界。     

书讯

本书作者是联邦德国基尔的史学家.他受当前围绕加里略《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一书的讨论的启示,经过5年的研究考察乃成此书.作者阐述了意共、西共和法共的发展及其从理论和实践上背离无产阶级专政、民主集中制以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等原则的过程,精辟地概括了欧洲共产主义理论创始人葛兰西的社会哲学.此外,本书还有自己的特色:对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问题——社会多元主义和国家多元主义进行了深刻分析;从政治和未     

试分析国家政策影响社会分层结构的具体机制

无论是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社会分层,还是分析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分层结构,都会发现,中国社会分层受到国家政策变量的巨大影响.国家政策变量影响社会分层结构,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对于此特征,以往的研究已经有过不少表述.但是,对于国家政策变量影响社会分层的具体机制,却研究不足.本文提出了"政策群"的概念,认为影响社会分层的具体机制有三个层次,首先是"基调理论",其次是将基调理论转化为"大的政策原则",最后是落实为很多具体的政策.本文还提出了"政府主导型社会"的概念,当然,这也只是一个理论假设,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国家和社会关系视野中的中国农民——20世纪下半期西方关于国家和农民关系的研究综述

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国家和农民关系主要是在"国家—社会"二分的框架内进行,并受极权主义、多元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影响。文章在回顾20世纪下半期研究国家和农民关系的文献的基础上,从底层历史和日常生活叙事的角度,探讨了超越"国家—社会"二分的可能性。     

论集体理性政策偏好的形成及价值

集体理性政策偏好为政治体系解决公共事务和制定公共政策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公共政策对公共资源分配所产生的效用流是社会成员表达和关注政策的前提,而社会成员在政策过程中会产生随机性而非系统性错误,这是集体理性政策偏好形成的基础.正是在随机性错误的基础上,各种意见通过聚合过程形成稳定的、可预期的集体理性政策偏好.因此,政策体系应积极回应集体理性政策偏好以提升回应强度,并最终实现政策目标与政策结果之间的有效衔接.     

政策意涵与价值导向:中国城市社区政策30年

价值取向是政府推动改革的深层结构与内在动力。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区政策在经历了市场主义的社区服务产业化发展、威权主义的城市管理体制改革与基层政权重建之后，现已进入到以民生、幸福为导向的公共服务社区化时期。分析此一变迁轨迹、政策意涵、价值取向及其间所反映的国家-社会关系，有助于明确社会工作、社会政策的制定与执行间的关联，最终探讨社会工作在其间的可能作为。     

政策增长的公正回归——兼以能源政策分析为镜

当代政策科学研究保存了包括政治学的核心范畴、学科属性以及政治生活中的符号和象征世界等诸多内涵.20世纪70年代后,伴随着公共选择理论的兴起,政策科学对于现实政策制度和政策选择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重构,合理、科学的政策必须来自于政策的增长,而这种增长与政策理论的优劣密切相关.政策增长是一个多结构、多层次的发展模式,而单一的学科或理论背景无法实现这一目标,借助能源政策分析为镜并通过建构简单的基础模式后,可以发现真正的悖论实际存在于能源产业乃至公共经济学体系之外.毋庸置疑,公正内含有对效率的可持续性追求,即在基础经济发展模式的基础上拓展多元化和合理的增长路径,在这个意义上,公正意味着均衡和合理.事实上,对于政策公正的回归是现代多元正义观念内在统一的体现,并寓于中国政治文明的科学、和谐发展之中.     

日本对华安全政策的理论分析

冷战结束以后,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逻辑是主导日本对华安全观念和政策形成的基本思路。民主党上台后,自由(理想)主义和建构主义安全范式的取向有所抬头,并开始在其领导层的对华安全决策思维中产生一定影响。但是,由于受到历史和现实、国内和国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今后日本决策主体在三大理论范式中取得某种良性的思维平衡、建立新型对华安全关系的前景,依然困难重重,不容乐观。     

社会学的"品格"和"国家与社会"关系之框架

社会学是为解决19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世界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整体危机而诞生的一门学科.这决定了社会学关注结构与秩序、寻求社会与政治整合的学科"品格".国家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重要的群体化生活方式之一,其本质属性在于塑造和维持一定的社会结构与政治秩序;而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指的是国家之外的非政治领域.经由洛克、黑格尔等人的发展,国家与社会两者的关系被认为是社会结构与秩序的重要来源.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框架及相关的市民社会、法团主义等理论契舍了社会学的"品格",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与秩序,但需要保持一种本土化警觉.     

后现代社会理论及其对社会学的挑战

社会理论和社会学理论共同诞生于现代性的生成过程之中,"思想性"的社会理论和"科学性"的社会学理论之间的张力,在后现代社会理论登场之后达到了新的临界点.后现代社会理论总体上对现代西方理性思维方式的质疑、反本质主义与整体主义、知识论上对"普遍真理"的消解以及对边缘话题的关注,全方位解构了以科学性为核心的社会学,预示了后现代社会学的基本趋向:在反思社会学"科学性"、客观性和把握社会规律可能性的前提下,坚持对社会学常识的反思;倡导多元主义警惕话语霸权;关注偶然性和边缘性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