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界对民国政治的参与——以1927-1937年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佛教界内部对于政治参与存在分歧,但对于南京国民政府运作的政治事件、由派系之争引发的政治风潮及达赖班禅关系的协调,都有一定程度的参与.佛教界的政治参与,既有利于协调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也有助于促进佛教界自身的整顿和佛教的复兴.     

心学的展开和晚明佛教的复兴

晚明佛教的复兴得益于心学的展开 ,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心学以主体的自得为学术准则打破了理学一统天下的权威局面 ,为佛教复兴提供了多元化学术思想环境 ;二是心学学人对佛教心性理论的汲取刺激了佛教界对自身的反思 ,推动了佛教重新进入主流文化。晚明佛教在心学的影响下复兴 ,却又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心学的反动。     

论晚清佛教的复兴

论晚清佛教的复兴徐永志晚清时期，严重衰微了数百年的中国佛教又生机复苏，重新振作起来。此时，一批信仰虔诚、学识渊博的居士佛积极收集经典，刊刻藏经，创办新式佛学教育和文化机构，为自南宋以来就一直消沉、萎靡的佛教注入了新的活力，并由此发展成为晚清佛教界活动...     

佛教净土宗普度主义与基督教普世主义对话的可能性

本文通过对佛教净土宗普度主义与基督教普世主义的比较研究,认为在信仰上坚持基督教普世主义必然要导致西方国家在政治上奉行单边主义,成为东西文明冲突的理论根据。因此,如果佛教净土宗普度主义与基督教普世主义进行对话的话,就会发现东西方各有自己的"拯救"理论,彼此互相尊重对构建和谐世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关注"人生"到彰显"人文"——中国佛教的现代转型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中国化的改造,实现了由“佛本”到“人本”的转变,形成了重“人”、重“生”的中国佛教文化传统,这一传统在近代太虚等人倡导的“人生佛教”中得到了典型体现。至现代,以赵朴初为代表的佛教界人士在新形势下弘扬“人间佛教”,在佛教界倡导一种道德精神、平等精神、利他精神和现实精神。这些精神均体现了现代社会所迫切需要的人文精神,它的确立标志着中国佛教现代转型的开始。     

从初级阶段看宗教的“复兴”

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将近四十年了,当我们从“左”的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并对宗教现象进行反思的时候,猛然发现被我们当作“人民的鸦片”的宗教,在改革、开放、搞活的浪潮下,却也在迅速的发展。不论是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还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在全国各地不同程度地出现“复兴”现象。虔诚的宗教信徒源源不断地涌进     

陶渊明与东晋佛教

陶渊明与东晋佛教卫绍生陶渊明生活于晋宋之交。这一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佛教颇为兴盛。与陶渊明的隐居地近在咫尺的庐山，则是江南佛教界的中心。有道高僧慧远居于庐山东林寺，讲经授徒，创建白莲社，开创了莲宗一派，成为东晋后期佛教界无可争议的领袖。在他的旗号下...     

论中国禅宗的缘起与嬗变

在中国大乘佛教中，禅宗最具有中国特色，它不像其他中国大乘佛教宗派那样有直接明确崇奉的印度佛教流派或经典，如三论宗对中观派，唯识宗对瑜伽行派，天台宗对《法华经》，华严宗对《华严经》等，而主要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以民族的自信自觉为基础。又由于自唐代会昌法难之后，直至明清，中国大江南北的佛教寺院多归属禅门，禅宗在佛教界占据了主要地位，成为中国佛教史上流传最久、最广，影响最深、最大的宗派，以至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和代表。因此，探讨中国禅宗缘起与嬗变的方式和特点，对于佛教如何中国化以及佛教如何最终成为中…     

论12世纪西欧文化复兴运动

欧洲12世纪艺复兴是“加洛林艺复兴”之后的另一次基督教化复兴运动。与加洛林艺复兴目的为当时的封建制度构建基督教化基础的作用不同，此次艺复兴则是要为封建制度的巩固和发展建立完整的基督教思想化体系。12世纪西欧的艺复兴带来了基督教化的高度繁荣，出现了一大批名的基督教化学和学术流派。可以说，欧洲希腊罗马传统的古典化发展到近代的14世纪的艺复兴之间，是经过了加洛林化复兴，特别是12世纪的化复兴的两次大的准备才到来的。     

梁启超基督教观探析

梁启超作为一个佛教徒,致力研究佛教的同时,对基督教也略有研究。他的基督教观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从基督教与当时欧洲的政治关系来看,他充分肯定了基督教对欧美政治的影响,但接着认为中国仍无取法的必要。(二)从佛教与基督教的对比方面来看,他认为:佛教乃智信非迷信,但基督教为强信;在形魂关系上,基督教的形魂观较为原始;在解脱或拯救方面,基督教仰他力,佛教仰自力。(三)在教义方面,他认为基督教"三位一体"中的圣灵即灵魂。梁启超的基督教观的确存在着许多值得辨析的错谬之处,但这也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为兴国本对当时各种宗教考察的一个结果,反映出他们对其他宗教形式初步地加以接受的心态。     

论当代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对话

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神学思想无疑是两种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在共产党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而在欧美,基督教文化则是其文化精神的核心。在当代“全球化”和“文明对话”的背景下,基督徒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对话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神学之间的对话已经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德语神学界的“政治神学”及拉美神学界的“解放神学”之间展开,并且已经开始越过纯理论的层面。如何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之间的相似渊源以及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之间的对话,对于我们理解当代社会及其主要思潮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江南乡村的躁动:作为文本和历史场景的鲁镇小说

本文以《祝福》等小说文本作为历史场景,采纳人类学的方法,结合鲁迅本身的宗教观与思想发展状况、当时的历史背景与思想史线索,探讨其中隐含的儒教、道教、佛教与基督教的“宗教潜对话”命题。     

从忠孝之辩看儒家思想对佛教忠孝观的影响

本文以三国两晋至唐代为时间域,通过忠孝之辩,分析儒家思想与佛教思想的对话、争辩和契合,进而阐释儒家思想对佛教忠孝观的影响和佛教的发展。     

基督教在新疆的传播

在新疆生活、工作的人中,绝大多数人只知道新疆有伊斯兰教、佛教,而对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知者甚少,对于它的了解研究更是为数甚微。在新疆信奉基督教的人并不多,主要是在汉族中有少数人信奉。基督教一般广义地说是指对所有信奉耶稣基督为救世主的各教派的统称,包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和其他一些较小教派;狭义的督基教则指我国对基督教新教的称谓。     

阿伯拉尔的对话伦理学

阿伯拉尔在<哲学家、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的对话>中结合12世纪的时代精神,在基督教神学内部开展了一场神学的思想解放尝试,提出在哲学家、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进行对话,这种对话首先在伦理层面展开.通过阐述阿伯拉尔对理性的二元区分、基督教对科学的辩护以及在神学内外的对话等内容,可以明确,阿伯拉尔一反中世纪早期独白的思想传统,首次确立了一种新的对话思维传统,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阿伯拉尔是对话伦理学的先驱.     

宗教文献翻译与外来宗教文化在中国

本文概述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佛教与基督教文献翻译,回顾了翻译在这两大宗教进入中国文化后的表现,从宏观文化背景及微观文化背景两个角度剖析翻译与佛教在中国的接受和对基督教在中国的拒绝之间的关系,论证翻译在一定文化背景影响下对文化传入的反作用。     

从“六祖革命”到“人间佛教”:中国佛教人文精神的建立

印度佛教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佛”为本。中国佛教虽来自印度,但经过禅宗慧能的六祖革命,却实现了由“佛本”到“人本”的转变,这一转变宣告了佛教中国化历程的完成。至近代,太虚大师等人致力于佛教改良运动,将传统重“神”重“死”的佛教改造成重“人”重“生”的“人生佛教”,实现了由“人本”到“人生”的转变。到现代,以赵朴初为代表的佛教界人士在新形势下弘扬“人间佛教”,倡导“去恶行善”的道德精神、“平等慈悲”的平等精神、“利乐有情”的利他精神和“人间净土”的现实精神,而这些精神均体现了一种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所以由近代“人生佛教”向现代“人间佛教”的转变,标志着中国佛教实现了由“人生”向“人文”的转变。     

从忠孝之辩看儒家思想对佛教忠孝观的影响

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思想。作为外来宗教和文化,佛教进入中国后,必然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从而建构起与印度佛教相异的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理伦体系。本文将以三国两晋至唐代为时间域,通过忠孝之辩,分析儒家思想与佛教思想的对话、争辩和契合,进而阐释儒家思想对佛教忠孝观的影响和佛教的发展。     

从利玛窦的书信和日记看晚明的天、释关系

第一批进入肇庆的耶稣会神父们虽然以"西僧"的面目出现在中国人面前,但他们对佛教的本质是有深刻认识的,他们的排佛策略早就成熟,只是当时与佛教并未真正接触,因而矛盾并不尖锐.到了韶州以后,神父们大量接触佛教僧侣和信徒,二者的矛盾开始产生,但一方面由于西士仍未易装和改变外形,另一方面由于利玛窦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政策,这种矛盾仍未公开化.到了南昌和南京时期,随着西士"西儒"形象的形成,利氏开始对佛教进行全方位的批判,在公开的辩论中主动实施"借儒排佛"策略,引起了佛教界的反击.北京会院建立以后,利氏本人继续其结交社会上层的活动,并从理论的高度进行排佛,而他的同事们则大多从事皈依普通民众的工作,他们的激进方式为以后发生的教案埋下了隐患.     

文化边缘透视

文化边缘透视海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宋剑华作为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多元格局的一个重要组成方面，宗教文化对于现代文学的影响这一研究课题，已愈来愈受到众多学者的青睐与重视。譬如佛教对于许地山、废名等人，道教文化对于周作人、林语堂、沈从文等人，基督教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