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奇险诗风成因探析

韩愈奇险诗风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社会风尚、宗教文化、奇朋异友和个性特征等四个方面论述对韩愈奇险诗风的影响。     

论韩愈诗歌"以丑为美"的审美倾向

清人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曾经指出过韩愈诗歌“以丑为美”的审美倾向。事实上,韩愈正是以那些“以丑为美”的诗歌,开辟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新境界。诚然,韩诗“以丑为美”的审美倾向,使其诗自成一家于李杜之后,并且对宋诗特点的产生乃至整个美学风格的形成,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但不可否认,这也使得宋代那批追随他的诗人从娘胎里就染上了不少坏习惯。     

论韩愈尊师重道的师道观

韩愈在继承前人尊师思想的基础上,从复兴儒家道统的立场出发,提倡尊师重道,并以“道”为中心,提出了自己系统的师道观。主张学必有师,师道相依,教学相长,并提出了教师的职责。从今天看来,韩愈倡导的尊师重道的思想是正确的,对于肯定和提高教师的地位和作用的积极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韩愈伦理思想新探

宋明道学先驱者韩愈伦理思想由道德价值实体——性情三品说与道德观两大部分组成。性情三品说的主旨是,性和情共同是人的一切伦理行为的原动力,所不同的是性是终极原动力,而情是表层原动力,从而使现实的伦理行为有上、中、下之别。道德观认为,道德起源于圣人博爱怜民之心理,其目的是为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及个人需求的满足。为此,韩愈把纯粹利他奉为评价人们行为善恶的唯一且最高的标准。其理论上的偏颇和对实践的误导与儒家伦理思想十分相似。     

韩愈碑志散文的思想性

韩愈的碑志散文,打破了“颂扬功德、褒善隐恶”的撰写“通例”,表现了关心民生疾苦、反对贪官苛政,赞扬抵制骄藩的“忠贞之士”、歌颂平藩战争的功臣,兴复儒学,排除佛老的思想,在我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论龚自珍诗歌的复与变

文学创作的成熟,表现在作家对复变关系的自觉把握上,作家在文学史的位置也往往决定于此。龚自珍在诗史上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定位,这与对其诗歌的复变关系尚未作出很好的研究有关系。龚氏的整个学术文章,都体现出逆今复古的特点,龚诗是对清代盛平诗风的一种逆反。其个人在诗学方面的主观祈向,是超越明清甚至部分地超越唐宋,向汉魏六朝乃至诗骚的艺术精神回复。在这种艺术观念的主导下,龚氏在诗体、诗格、诗法方面,都作出了创新,或者说以复古为创新。     

李白诗歌中的“一片奇气”的学理探析——兼论李白之奇与岑参、韩愈的异同

李白的诗歌个性十分鲜明,其突出特点可用"李白气"来概括,"李白气"的能指即清末评论家吴汝纶所说的"一片奇气"[1]。"一片奇气"在李白诗歌有三个表现层次:言奇、象奇、思奇。李白、岑参、韩愈三人的诗歌都具有"尚奇"的共同特征。但比较而言:岑参之奇,意在外物,奇在风光;李白之奇,意在情感,奇在心志;韩愈之奇,融进人力,奇崛险怪;李白之奇,得之天然,风神潇洒。这正是李白之奇的独特之处。     

文必有诸其中——韩愈书序类文章浅论

韩愈书序类文章多以阐发韩愈文学主张、思想境遇为主,书类文章多阐述韩愈的文学观点,序类文章多抒发作者情感。本文从韩愈此类文章入手,研究韩愈书序文的创作特点。     

论先锋的上海与先锋的诗歌

20世纪的上海先锋诗歌同中国的先锋文学一样,经历了由显至隐、由隐至显的过程。20年代粗具规模;50年代受政治影响陷入沉寂;80年代又重现生机。80年代的上海先锋诗歌以平实的口语化语言描绘凡人凡事,运用反讽、象征、变形等技巧,抒写都市人的内心困惑、精神焦虑,在追求创新与个性化的理念中,呈现出多样的艺术风格。     

论唐前秦岭诗歌

秦岭承载了丰富的文学艺术内涵。将秦岭与唐朝以前的诗歌相联系,按照诗歌作品创作的时间先后以及这些作品在中国诗歌史中的意义,从"《诗经》中的南山、终南山诗篇""乐府中的南山歌诗""汉魏六朝文人诗中的南山及南山意象""商山与我国第一首隐逸诗""太华山与汉魏六朝游仙诗""北朝时期的终南山唱和诗"等六个方面展开,旨在说明秦岭山脉与中国古典诗歌创作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     

论王昌龄诗歌的阴柔美

王昌龄的诗歌虽然偏于阳刚美,但同时他的一部分诗歌呈现出抒情精细巧妙,感情含蓄细腻,境界清新明丽,风格幽婉柔丽、澄澹精致等阴柔美的特征。王昌龄具有阴柔美特征的诗作是他诗歌创作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     

论张说诗歌的艺术特征

张说是盛唐政坛一位重要的政治家,也是盛唐诗坛的一代宗主,其以＂当朝师表、一代文宗＂的崇高地位,以重文学、倡风雅、奖后进、创作丰、影响大而成为盛唐文学的开路人,以其诗歌创作的实践,为盛唐诗歌的创作、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领、示范作用与积极的推动、促进作用,在唐代诗歌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论陈与义南渡后诗歌的意象营造

善于营造意象是陈与义南渡后诗歌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意象主要有两类:一类主要是秋、暮两个意象,表达诗人对时局战乱和社会衰败的感伤,另一类主要是白发、拐杖、孤鸟,体现了诗人饱经战乱漂泊艰辛后苍老衰败的心态.这些意象总体呈现出一种苍老衰败、冷寂孤独格调,也折射出时代动乱与衰败的影子,使得陈与义南渡诗歌呈现出凄凉苍楚的艺术风貌,体现了诗人在战乱漂泊中独特的生活感受和创作取向.     

文儒之间:韩愈的身份自塑及其典型意义

韩愈在不同场合表现出儒者与文人两种身份的矛盾或一致,并通过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互相拼合,塑造出一个完整的士大夫形象。韩愈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之间的矛盾产生于不同空间、场合自我表达的需要。韩愈激切外露的个性使得他没有从个人心性到外在言行全方位地展示儒者角色,而他强烈的表达欲望则将诸多看似不协调的因素统一起来。韩愈处于中唐儒学与诗歌发展的交汇点上,他的身份自塑揭示了古代士大夫的角色组合模式和创作形态,其身份认同也成为后世士人的典型代表和重要参照。     

韩愈的道统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中华道统思想源远流长,但真正建立起“道统”论的,则是唐代韩愈。韩愈站在时代的高度,面对外来佛教文化及本土道教文化的挑战,以弘扬儒家圣人之道即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为己任,正式提出了儒家道统思想。经韩愈倡道统、批佛老、兴儒学的努力,使儒学再度复兴,并在宋末以后占据了社会文化的主导地位。韩愈的道统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永贞“革新”与中唐文人刘禹锡、柳宗元及韩愈

发生在中唐顺宗时期的王叔文、韦执谊的短期执政,一直被当代史学界美化为“革新”,然依据史实,王、韦的所谓“革新”,实则有名无实,其政治眼光既缺乏远见,执政粗莽,且个人品质亦甚低下,其“暴起”领事,失败在不旋踵之间,是意料中事。中唐文人刘禹锡、柳宗元固锐于进取,但终因遇人不淑,且个人较少把持,年少轻狂、未识几微,一味盲从,终为其所累。柳一贬不起,郁郁而终;刘虽获永年,仕进道途亦从此一蹶不振。皆令人为之洒一掬同情之泪。反映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则是浓厚的王、韦“情结”和或激愤、或感伤的色彩。中唐另一文人韩愈因撰写《顺宗实录》,对王、韦新政及刘、柳多所批评,又长期被视作政治上的保守派。“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社会学”;明乎此,我们方可对刘柳作品作出深刻解读,对韩愈《顺宗实录》作出正确评价。     

论华莱士·史蒂文斯诗歌中的意象

华莱士·史蒂文斯是美国重要的现代派诗人之一。对于意象的使用是他诗歌突出的一个特点。一些主要的意象反复地出现、重新组合,构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象征体系。它们不仅构成了诗歌的主体,并不断地强化了史蒂文斯诗歌近乎惟一的主题──想像和现实的关系。这些对立二分的意象包括:南方和北方,大海和音乐,雕像和荒野,颜色和黑暗等。他们代表人性的两重性,其中南方、大海、荒野、绿色等是代表自然、感性、激情和物质生活的意象,而北方、音乐、蓝色等则代表人的想像、创造性行为和理性的力量。这些意象彼此冲突而又互相渗透,既矛盾对立,又彼此依托,是组成我们这个世界的不可缺少的两种力量。     

论古典诗歌意象的语用功能

古典诗歌中包含各种丰富的意象,它们是诗歌表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诗歌意象具有修辞功能、语篇连贯功能及知识传播功能。诗歌意象的修辞功能从形象表达、感情描绘、美学功能相结合的视角借景物抒发内心情感,寓主观情感于客观事物的生动描绘中,带给读者思想与心灵的共鸣、外在形式与内在蕴含的美感。诗歌意象的语篇连贯功能从抒情性到叙事性使看似跳跃的诗歌更加具有逻辑性和连贯性。诗歌意象的知识传播功能从知识传递到文化传播,使读者能够获取多方面的知识并了解不同民族的文化。     

论20世纪汉语诗歌的艺术转变

20世纪汉语诗歌发生了重大变化,作为一种新生诗体,又总是以潜在的生命力,寻找一切复苏和健全自身的机遇。伴随着每一次对新诗的重新认知和艺术建设,都有利于新诗向现代汉语诗歌方面的艺术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