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得于心 览者会以意──中国古典诗学中的“自得”说研究之一

中国古典诗学是一门范畴诗学，诗学范畴星罗棋布，不可胜数，而且内涵也是模糊股俄，难以界定。诸多概念范畴如有无、虚实、形神、出入等，有时既指诗之创作最高境界，有时又指诗之接受最佳效果，其内蕴带有较大的混融性和包孕性。本文所拈出的“自得”说，便是中国诗论中兼及诗歌创作论和接受论合流性特征的一个诗学范畴。所论意在探讨“自得”说在创作论中的历史流变、审美内涵及其审美价值。“自得”说最早见于先秦时期孟子和庄子的哲学著作。《孟子·离娄》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     

作者得于心 览者会以意——谈梅尧臣诗论的读者意识

梅尧臣以唐代诗人的创作理论为基点,将研究视野扩展到诗歌的接受理论领域,在其诗论和诗歌创作实践中关注读者意识,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意境说召唤读者;创新意识吸引读者;情真象实感染读者。     

中国古典诗学的“妙悟”说

除中国古典诗学的"载道"、"言志"、"缘情"传统,还应重视对"妙悟"传统的揭橥和阐发。"妙悟"说萌芽于先秦诗学,成型于唐宋诗学,并浸润在元明清诗学的中心地带,成为影响中国古典诗学千年历史走向的一种重要观念。从古代诗歌的创作、鉴赏与批评的总体倾向看,其中包含的妙悟思想可以划分出感性之悟(直觉)、非理性之悟(灵感)和神性之悟(彻悟)等三种理论形态。古典诗学妙悟观是一种极具创造性的本体思维,力求超越知识,摒弃"理障"(理性判断),回到以心传心、单刀直入的本质直观,妙悟的终极旨趣在于通过对意象的直观来显现世界的本来面目("妙悟在于即真")。妙悟也是一种非对象性思维,通过妙悟可以打破主观与客观之界割,摒除心物之间的藩篱,回到真实的生命世界本身。     

禅宗悟论“自得”观与宋代诗学“自得”范畴的建构

“自得”本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范畴,北宋时才开始被引入诗学领域。这时文论家们主要是以“自得”在传统哲学中的含义为基础,来建构其在诗学中的内涵。但自北宋末年起,这种建构方式发生了转向,文论家们转而从禅宗的悟论“自得”观,汲取营养来阐述“自得”在诗学中的含义,并分别赋予了“自得”三个新的诗学内涵,从而稳步确立了“自得”在诗学中的范畴地位,使“自得”平稳地实现了向诗学范畴的转化。     

“心所同然”与“各有会心”——宋明以来诗学中以解释者为中心的主观性阐释方法摭谈

宋明以来文人对诗歌进行的主观性评点和鉴赏成为中国古代阐释学的一大景观。其主观性不仅表现为对诗人"心所同然"的知音式共赏,还表现为"各有会心"的个体性解读。究其原因,除了以"言不尽意"、"诗无达诂"和"六经注我"为代表的诗学阐释传统,还包括宋明理学、心学背景下,由"尚意"到"尚味"诗学精神的转变,以及随之而来的"反诠释"倾向。其后,在清代学者毁誉参半的评价体系下,古代诗歌的阐释呈现出多元共生的局面。     

从“言志”到“缘情”——试论中国古典诗学“意”本体论的遮蔽与显明

在中国文论史上,"意"与"志"、"情"一样,是文学之为文学最基本的构成因子,但"诗言志"与"诗缘情"作为两种最为基本的诗学本体论,遮蔽了与其所同出的"意"之存在,甚至剥夺了"意"在诗学本体论上的立足之地."以意为主",是宋代诗学对中国传统诗学本体论的贡献,是对"诗言志"、"诗缘情"所遮蔽的"写意"诗学本体论的显明,对于今天构建蕴含"言志"、"缘情"与"写意"在内的中国古典诗学本体论,具有不可忽略的理论价值.     

中国古典文论中的“情景交融”说

列宁说:“物、世界、环境,是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的。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意识,只是外部世界的映象。”(《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毛泽东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作品既反映了客观现实生活,又渗透着作家的思想感情,是客观的物象和主观的意象相统一的产物。中国古典文论中的“情景交融”说.是符合这一文学原理的。所谓“情”,指的是“意象”,所谓“景”,指的是“物象”。所谓“交融”,指的是二者的统一。     

古典诗学中“清”的概念

本文侧重于阐释“清”的诗学内涵 ,同时对于“清”在诗学中的特殊位置、确立以及展开进行了分析和勾勒。作者认为 ,“清”在中国古典诗学中既是构成性的概念 ,与诗的本质论、创作论相关 ,又是审美性的概念 ,与诗的风格论、鉴赏论相联系 ;它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古代文人的生活情趣和审美倾向 ,并在某种程度上与古典艺术的终极审美理想相联系 ;“清”在其形成和确立的过程中分别被注入和赋予了各个时代的美学精神 ,具有由长期的历史积淀而形成的基本内涵 ,就其正价部分而言 ,是诗歌语言的明晰省净 ,诗人气质的超脱尘俗 ,立意与艺术表现的新颖 ,此外还有意境和情趣的凄冽和古雅等 ,而其负价部分 ,则是单薄浮弱 ;“清”在诗学史上是一个相当开放的审美概念 ,有广泛的包容性 ,其派生能力极强 ,进一步整理和研究这一概念的衍变和内涵 ,是今后古典诗学的一个课题     

说“非人者必有以易之”

“非人者必有以易之”(“墨子、兼爱下”),这是墨子表示他“以理服人”的辩论态度。这种精神贯彻整个“墨辩”,规定了墨家对于逻辑的看法;也影响了战国辩说的作风,尤其是荀子。墨子主张兼爱——“兼相爱,交相利”,以为这样就能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君能这样做、称为“兼君”,士能这样做、称为“兼士”。反之,不能兼相爱、交相利,则称之为“别君”“别士”。一句话说,墨子是以“兼”与“别”对立;誉“兼”而非“别”。且引他两段话:     

以“仁”意“类”的中国哲学精神

就“中西马”哲学存在相互理解、彼此融通的人性根基而言,中国哲学的“仁道”可作为会通西方哲学“类”理论的思考视角和阐扬当代“类哲学”的思想精神。在哲学观的意义上,本文认为殷承中国文化“天地人三极一如”的“和合”思想传统,体现的正是中国哲学个性的“类思维”;践履“气化流行,生生不息”,厚德载物的生命之道,蕴涵的乃为中国化的“类生命”;而“天地万物与吾一体”的“至仁”精神,则是一种葆有中国传统文化根脉的“类哲学”。     

说“淡”——中国古典美学范畴札记之一

“淡”者,淡泊、清淡、平淡也。中国人对于“淡”,别有厚爱:“大羹必有淡味”,这是老饕的经验之谈;“君子之交淡如水”,此乃古人的交友之道;“淡极始知花更艳”,《红楼梦》第三十七回中这句赞咏白海棠的诗,则更表露出我国传统尚淡的审美意识。“淡”实为中国传统美学中富有民族特色的一个重要范畴。     

王昌龄“境思”说的诗学地位

在中国古代诗学史上,王昌龄第一个把"境"引入诗论,倡导"纵横"思维,阐述"境思"理论,提出"意境"审美范畴,是中国诗歌艺术思维的一个重大转折。"境思"成为了中国诗歌以心灵自由为特征、强调主体情感抒发的基本思维模式。从"象"思维到"境思",是中国审美思维的一次富有历史性跨度的心灵横向超越。这一思维变革的价值,远远大于"意境"概念本身的价值。     

中国古典诗学中的“诗言志”与“诗缘情”在中国新诗发展中的流变

中国古典诗学经过数千年的艺术积淀,已形成一套稳定而成熟的艺术形式,审美形态及具体的操作规范,进而在诗人的内在气质上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创作心态、观照视角及写作惯势.这种美学风范已形成一种潜在的艺术气质浸入历代诗人的血液.同样,古典诗学作为一种顽健的文化因素亦影响着,甚至制约着中国新诗的草创者们.因此,将"言志"与"缘情"置于意识形态/艺术本体,与外在功利宣传的载体/内在情感表达的物化形式,这两种理念上去阐释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历程,将会为梳理中国现代诗歌史提供新的观照视角.     

“言意之辩”与古典诗学中的美学追求——中国古典哲思与诗艺阐释的语用学分析

先秦诸子借助“言与象”来阐述各自思想主张的同时,对作为体现人类创造力的符号系统能否正确指向生命体验,充满了不满与疑惑,在道家学派和儒家学派中显得颇为瞩目.这对后世古典哲学与文学领域中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古典哲学阐释学中的神秘主义倾向,古典诗学阐释学中神韵与唯美的审美追求.     

“理感”说与中古诗学的突破

"理感"是以理感物,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对象化方式之一。萌芽于玄言诗时代的"理感"说,与"以情感物"并列,是中国诗歌构思模式之一,也是中国诗歌发展的一条线索。"理感"说经过了南北朝至盛唐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积淀,至中唐逐渐成为诗文的审美追求,并在宋代得以成型,是唐音向宋调转化的根本动因,也是中国诗学内在的理论突破。     

声气相求者谓之知音——《文心雕龙》“觇文见心”说

《文心雕龙·知音》篇提出“觇文见心”说法,溯源“知音”原典意蕴,可知刘勰旨在论述品文鉴人的难度及途径。通过考察文情而知其人其心,从而求得情志的帖然相契,便可谓知音。尽管达到这种状况殊为不易,但刘勰仍然提供了“觇文见心”的若干原则及操作方法,即俗鉴与妙鉴。两者有难易和高下之分,妙鉴是“觇文见心”的最高层次。     

论古典律诗英译中“意美”的缺省

古典律诗是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意境深远,音韵美妙,形式奇特.因此古典律诗英译中必面临着“意美”的缺省.本文拟对“三美”之“意美”缺省及其原因及解决方法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论鲁迅小说作者“说”的方式

兴起于本世纪六十年代的西方叙事学主要有两方面的理论可以用来作为分析小说叙述形式的工具。一是视点理论,即作者以什么方式看小说的故事世界和以什么方式说故事。二是叙事时间理论,即作者用什么样的时间方式会组织故事。本文在这里仅运用叙事学的视点理论来分析鲁迅小说中作者是选择什么样“说”的方式,用什么样的叙述者来行使介人文本权利的。 作为作家创作的产物,纯粹客观的无作者介入的小说是不可能存在的。鲁迅小说扬弃了传统的介入方式,通过叙述者、人物与作者的不同关系巧妙地介入作品,收到了特殊的美学效果,开创了中国小说…     

论南朝诗学对“吟咏情性”说的改造

“吟咏情性”是南朝诗学的核心观念,但这一命题是从汉代诗学中移用过来的。在汉代诗学中,“吟咏情性”的含义是：诗歌是抒情的,而所抒之情须是合乎礼义的,须以礼节之。到了南朝诗学那里,“吟咏情性”这一命题被作了改造。改造是在两个方面进行的：在情的问题上,在基本含义未变的情况下,抽去了礼的制约作用,因而扩大了情的范围;在性的问题上,则渝换了概念,抛弃了汉人对性的伦理学解释,注入了才的因素。这样,在南朝诗学中,该命题表达的含义就是：诗歌既要抒发个人生活中产生的真实的思想感情,又要表现诗人独特的才情。南朝诗学之所以要对该命题加以改造,主要是因为它自身处于两股对立力量交互作用而形成的张力之中。一方面它有着向唯美方向发展的要求,这决定了它必须要在旧命题中注入新内容;另一方面,它又与传统儒家诗学有着联系,是儒家诗学片面发展的结果,这决定了它必须要到传统思想中去为自己的合法性寻找理论依据,这就是它为什么终究只是沿用一个旧命题的原因。